浅析日本养子制与情义_日本的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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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本养子制与情义

【摘要】在日语中，常可以听到类似“轻易最难承受”“被情义所困”“为情义所困扰”的话，“情义”总是带有几分不情愿，是被迫的。而情义的产生与养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普通养子由于许多复杂原因进入一个新的家庭组合中，与新家庭血缘关系淡泊，却要继承家业，最特殊普遍的一种“婿养子”则要承受除继承家业以外的姻亲关系上的情义。日本养子制和“婿养子”在姻亲关系上承受的情义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家观念

养子制

情义

本尼迪科克《菊与刀》第三章各安其位中提及养子制，但主要的目的是说明日本人骨子里认同各安其位，日本人善于利用等级制度的传统方法是收养，通过收养这一手法强调了日本人虽然注重各安其位，但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大。日本的等级制不是要求人们只能在一个阶层通婚，人们可以采取社会默认的各种方法在不同的阶层通婚。《菊与刀》第七章情义‘最难承受’论述几种类型的情义，嫡亲情义，传统情义中的社会情义，名誉情义，风俗情义，但本尼迪克特并没展开论述养子制与情义之间直接间接的关系，本文将浅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日本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许多历史名人的出身都是养子。政治家岩仓具视、军事家大村益次郎、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社会活动家大山郁夫、实业家古河市兵卫等都是养子出身。在日本众多的首相中，寺内正毅、高桥是清、加藤高明、滨口雄幸、吉田茂、岸信介都是养子出身。追溯的更加久远一些，德川幕府统治的260多年间共有15代将军，将军家多是无后嗣继承家业，其中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就是从近亲或以德川家康儿子为家系的御三家被收为养子而继位将军。由此可见，养子这一传统方法是多么的得到日本人的认同，从本质上说，这是日本的传统。

日本历史上最早出现与养子有关的法律是8世纪初制定的大宝律令。当时日本社会并没有详细规定收养养子的详细规则和限制，贵族社会中的有权者选择优秀的孙辈及庶出旁系亲属来继承家业，选择的原则是养子必须优秀，有能力承担家业，繁荣家族。至平安时代养子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继承家业。到镰仓时代后期,由于家督及领地的发展，一般由嗣子继承家业，为了使家业永存，结成收养关系。日本封建社会早期曾实行诸子均分财产的制度，但到了幕府时代中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变化，诸子均分制度就逐渐的被家督制取代了。家督制就是由长子继承家业和家长权。执行这一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家产的分割，使得家长权的继承和财产的继承得到统一，从而保证了家长在家族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制度政治上维护了幕藩的统治，经济上保证了家业的完整。这种原本只是在武士阶层实行的职称制度在明治维新之后被法制化，并在全社会推广。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才废除这封建遗制。养子的形式多种多样，“顺养子”就是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直接以弟弟充之，以其身份和年龄得名。有的家庭没有儿子但又没有及时的领养，只在临终前仓促的领养一个孩子，这种情况称之为“临终养子”或“末期养子”，“临时养子”是一个家庭婚后在子嗣出生前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一旦家庭诞生了亲生儿子，养子就作废。或者在家庭没有子嗣时离家出走远行，为预防种种不测，临时指定一个养子。“年长养子”是指在年龄上比养父母年龄大许多的养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时候祖父母会把孙子来当养子。在日本，最普遍的是婿养子，婿养子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女婿还是儿子。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三章各安其位中论述日本人讲究等级，骨子里认同各安其位。但奇怪的是日本人又善于泰然处之地用尽各种手段方法挤进上层的社会阶层，那就是收养。入赘的女婿称为“婿养子”，称为岳父的继承人，从此可以得到不少的利益，但是代价也很大，“婿养子”要把自己原来在亲生父母家的户口删除，转入妻子家的户口，并且自己的姓氏从此要和妻子的一样。本尼迪克特称之为“购买身份”，从而使得各个阶层的流动性很大。

养子制之所以如此盛行和保存这么长时间原因错综复杂。原因之一日本实行家督制。在日本有一句俗话，“连灶台上的灰尘都是长子的”，显而易见，长子在家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不仅是家业的继承人也承担着“父亲”这一角色。日本旧民法中规定，家业和家名必须要嫡出长子继承，父亲和长子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利。在明治时代，对于家中长子以下的次子来说，家庭不一定是一个舒适的地方，他们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不被重视，在家中享受到的教育学习的监督和支持与长子相差甚远。次子在家中是不受欢迎的，通常被称为“吃冷饭的”“厄介(麻烦的难办的意思)”。家长和长子在饭桌上中午可以吃到整条鱼，而次子只能吃到一些家常菜，次子在家长和长子面前战战兢兢，如同等待施舍一般。次子不仅在衣食住行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即使成年了也很难成婚，对此境遇，次子们只能选择离开家门去到外面谋生，不然就只能在长子和其后人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财产，次子无法分到家中的财产，有些分的少量的财产，就靠这点少量的财产自立门户，更多的次子选择到别人家充当养子，得到颇为可观的财产和出人头地的机会。由此观之，“婿养子”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和日本家督制使次子在家族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家名重于血缘的家观念。在日本，家的概念不仅是以血缘和婚姻为纽 带的具体家庭，而是建立在此之上的具有一定血缘和姻亲关系的经济恐共同体。在这个家庭共同体中不仅有家族成员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而且几乎囊括了经济生活、法律生活、宗教生活、道德生活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这个共同体以家业为中心, 以家产为基础, 以家名为象征, 以直系的纵式延续为原则，其内部实行严格的父权家长统治。从定义上来讲，“家”不仅包括具体的人、房屋、家产，还要包括固定的家业和家名，进而包括家族成员的最终归宿—墓地。“家”由其家族成员代代传承，衔接不断，家庭成员可以随着生老病死不断变化，而“家”的本体且不能受到任何的影响。对日本人来说，家的延续不仅是血缘的延续，根本上是家业的延续。武士的家业主要通过“奉公”来获取俸禄和荣誉；商人的家业是祖传家产、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经商经验的总和；农民的家业就是世世代代从事的农业和以此为基础的土地；艺能家的家业就是世世代代累积的从艺技术。封建时代，“徇死”对于武士阶层来讲是一种伴随先祖光荣事迹的行为，山本常朝在《叶隐》中阐述有关武士随时做好面对死亡准备的第二条训诫，一般主公亡去，武士一般都要追随。对于武士阶层，这种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精神也是一种家业。商人阶层为了挤上上流社会，一般都会让缺乏继承家业的武士家庭收养自己的孩子，对于没有子嗣来继承家业而养子家庭又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武士来说，这是一种继承家业再好不过的方式。商人一般招“婿养子”来使自己家族历代的“商号”传承下来。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因为没有子嗣才收养养子，当亲生儿子体弱多病或品德顽劣不能撑起家业，有的家庭也会把家业交给养子而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在日本确实就存在，而且没什 么值得大惊小怪。甚至，有的家族为了“暖帘”（本是挂在民家门上用以遮光的半截布帘，从江户时代起，商人多印上商号做为标志，转而成为商人家业的象征）名誉免受到伤害，废除世袭制，使家中的人不得继承家业。甚至日本桥的纸业批发商庄中定下一条家规“家中男子永世不得继承家业”。中国人观念中的“绝家”一般是指一个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断代，日本人的“绝家”不是指断子绝孙和失去经济基础的倾家荡产，而是失去一个家族世世代代不断延续的赖于生存的基础。比如商人“暖帘”没有子嗣传承。

再者，“婿养子”使得“女婿”“儿子”可以结为一体，解除了“访妻婚”的限制和不足。日本从母系社会直接步入阶级社会，在婚姻形式上也体现出了这一点，母系社会开始出现访妻婚。访妻婚又称妻问婚，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婚姻形式，盛行于大和时代，一直延续至平安时代。这种婚姻是夫妇别居，男女各自与自己母亲和同母兄弟姊妹同住，男方在晚上潜入女方家中，短则翌日清晨离开，长则在女家逗留多天，然后回到自己的家，所生的子女随母亲生活，而男性则负责负担妻儿的生活费。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实行“访妻婚”。大化革新之后, 日本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家庭在夫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婚姻形态也由过去“访妻”发展为“招婿”。武家社会形成以后发生了嫁娶婚对招婿婚的反对，但是其他社会阶层仍然实行招婿婚，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室町时代。虽然后来嫁娶婚取代了招婿婚，但是，招婿婚作为一种婚俗保留下来。也就是日本婚姻形态经历了从访妻婚到招婿婚到嫁娶婚再到招婿养子的变化，婿养子就是招婿婚的一种风流逸事。

养子制在日本如此通俗，“婿养子”进入一个新的家庭，岳父、公公称作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情义上的母亲，姐夫（妹夫）、嫂子(弟媳)都称作情义上的兄弟姐妹，不论是对自己配偶的兄弟姐妹还是对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都应该这样称呼。很显然，在日本婚姻就像是家庭之间的契约。终生为配偶的家庭履行这些责任就是“履行情义”。在履行情义时最沉重的就是履行安排双方婚姻的双亲。“婿养子”要履行的情义是很可怕的，当岳父母缺钱时，婿养子必须要借钱给岳父母，更重要是，要履行一些契约性的责任。婿养子有许多情况，女方比较穷但门第高，男方就带着金钱入赘，从而提高自己在等级社会体系中的地位；有时候是女方家比较富裕，男方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和锻炼入赘女家；还有的是女方家为了获得理想的长久公司合作者。不论那种情况，“婿养子”要承受的情义都是很大的。在封建时代，婿养子为了证明自己，在战争中必须要为岳父竭力而战。在现代由于“政治联姻”强加给“婿养子”的情义更加沉重，这种情义把岳父和“婿养子”及整个家族家业的事业发展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种出于利益目的的婚姻，使得婚姻就是一种契约性质的婚姻。当代日本人在一本杂志中提及“在这个国家，结婚的真正目的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除此以外，其他的目的都是歪曲了婚姻的真正目的。”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婚姻的利益性质。在日本家庭中，孩子很少看到父母间一些亲密的动作，夫妻间还要遵守一些繁琐的礼节，夫妻间存在的不是感情而是利益、情义。当然，也有的夫妻婚后培养情感，感情变得和深厚，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少的。

日本的情义总是带有“不情愿”的色彩，但是日本人却很认真地履行近亲关系上的“情义”，因为不如此做的话，就会受到社会的指责“不懂情义的人”。这种矛盾的出发点和履行起“情义”来时的认真劲真让外人诧异。但回顾日本的历史，养子制在日本的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由此姻亲关系产生的情义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

参考文献

李卓《养子之制与日本近代企业的发展》《日本学刊》1998年第二期 沈美华《“子”与日本的家业传承》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第6卷第7期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三章“各安其位”213页“情义”最难承受 徐秋，石慧《“家”的继承与延续》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27卷第4期 史蒂芬.特恩布尔《最后的武士》刘汉生译 陕西师范出版社 第86页

池雨花《图说日本女性》 北京市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