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石》中景传耕的人格魅力_涵养人格魅力阅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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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石》中景传耕的人格魅力

李杰

（河西学院

文学院

甘肃张掖

734000）

摘要： 叶辛的长篇小说《基石》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社会的生活状况，小说着力表现了主人公景传耕的人格魅力。本文将从景传耕的责任意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锐意的进取精神，忠于爱情的理想情操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景传耕的人格魅力。关键词：《基石》；景传耕；人格；人格魅力

The Personality Charm of Jing Chuangeng in Cornerstone

Li 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734000)Abstract: The full-longth novel Conerstone, which was written by Yexin, reflected the living conditiongs in China's rural society 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It focuses on the personality charm of the protagowist Jing Chuangeng.This paper will probe into his personality charm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view of no-till responsibility,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fe, the spirit of unceasingly enterprising and the ideal sentiment of being loyal to love.Key words: Cornerstone;Jing Chuangeng;personality;personality charm

《基石》是叶辛上世纪80年代初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改革开放为大的社会背景，以农村农业生产制改革为题材，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在纷繁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景传耕应运而生。作者对于景传耕这一形象的塑造运用了大量的笔墨，多方位，多角度的进行刻画，使其形象生动感人。

景传耕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他既是一位农民生产者，同时又是返乡的知识青年，他成长于农业社会的大变革之中，在诸多矛盾斗争的旋涡里，为解决农业生产领域面临的问题，为带领乡邻摆脱贫困，他不断地进行思考，总结实践经验，肩负起了农业生产制改革历史使命。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种种压力、挑战、屈辱，他没有放弃，最终带领乡邻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向责任制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景传耕的人格魅力展露无遗，他舍弃了“小我”实现了“大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乡邻走上了摆脱贫困的道路。

我们知道一部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对社会生活的教化作用。而这种教化作用则是通过“文学作品本身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向度上的高攀来感染影响读者，以实现其教化目的，精神向度上的高攀主要是以肯定并塑造健全的人格来实现的”[1]。叶辛的这篇小说《基石》在回顾并反思过去的同时对景传耕人格进行了完美塑造。关于什么是人格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叙述。众所周知，人与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而人的社会性当中，人格又占有重要的位置，诚如歌德所说“人格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抽象物，他是一个人长期生活在社会实践中积淀的综合特质，是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性格知趣，言谈举止的集中体现和惯常模式。总之，人格可以认为是一个人整体精神面貌的体现。下面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探讨景传耕的人格魅力。

一、强烈的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他是随着人的社会性的增强而产生的一种思想认识。人是群居性动物，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然而具有社会性的人却不一定都有社会责任意识，这在我们身边都可以找出例证。在《基石》这部小说里景传耕的形象就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意识。

景传耕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主要源自于他对农村生活状态的反思。其责任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家的责任，二是对家庭的责任。

（一）对国家的责任

马志尼根据责任的重要性将责任依次划分为对“人类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2]。景传耕是一个普通农民，但他心怀“千家万户”，关心国家命运，体现出了高度的国家责任。

景传耕是返乡的知识青年，和孙少平、高加林一样属于“‘夹缝中的一代’是‘文化大革命’和教育的牺牲品”

。知青经历和贫困的农村生活并没有使他放弃读书和思考的优良品性。由于经常读书，又勤于思考，因此他的思维非常敏捷，思想非常活跃，眼界十分开阔。当他在火车声偶然遇到被变相拐卖的丁慧芸及其他十七位农村姑娘时，“一根刺狠狠地扎进了景传耕的心”，因为在他看来三多大队有山有水，村民勤劳能干，从来没有意识到乡邻要以“卖女儿”的方式获取生计。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动。接下来他开始思考和寻找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源问题。农业生产合作化作为问题的根源被景传耕揭露了出来。但是农村生产合作化是多年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政策，不能说改就改。当时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景传耕提出的改革意见并没有得到多数百姓的支持，因为村民对“文化大革命”还充满着恐慌，而改革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景传耕“为民”着想的行为并没有引发“一呼百应”的效应。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是个“英雄”，自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然而他没有放弃，他始终坚信只有农村生产制的改革才能使三多大队摆脱贫困，使村民走出生活困境。

在农村生产合作化到联产联心的责任生产的转变过程中，景传耕碰到了重重阻隔，最终在与县委、省委领导的谈话中得到了副省长的认可和默许，同意景传耕在三多地区试行责任制生产。景传耕在这次艰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而这种胜利也从根本上体现了景传耕高度、强烈的国家责任。

（二）对家庭的责任

在马志尼看来对父母的敬爱和关心也是对家庭责任的重要体现，他说：“要热爱你们的父母，要怀着敬爱的心情待在白发苍苍的父母周围，要用你们持久的爱心向他们疲惫的灵魂倾洒信仰与永久的芬芳” [4]。我们这里所说的家庭不是景传耕与他的妻子组建的家庭，因为在《基石》这部小说里，景传耕没有结婚。景传耕对家庭的责任虽然小说里没有运用大量的笔墨来进行烘托和渲染，但是通过部分的细节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景传耕对家庭所负有的责任，从中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孝”的伦理观念。景传耕因为没有自己组建的家庭，因而他的家庭是父母的家，他对家庭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对父母的关心和敬爱。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农村普遍都比较贫困。景传耕的家庭也不例外，每当经济拮据的时候，景传耕都会跟他大哥二哥要钱、粮票，因此在外工作的两位哥哥也希望他们搬家，让年老的父母享享清福，但景传耕却说道：“我爹和我妈一辈子都在三多大队，咋舍得离开本土。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爹嘴巴常念叨这两句话哩”。可见他对父母的关爱是细致入微的。在景传耕的意识里，父母的乡土情是非常浓厚的，因而他没有违背父母的意愿去城市生活，3

只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劳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

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景传耕爱好读书，勤于思考，思想活跃，并且有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锐意进取的进取精神。

景传耕生长在农村并且是返乡知识青年，因此他对农村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的生活情况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面对家庭的贫困生活，景传耕没有灰心丧气，依然跟随大伙儿出工劳动，他始终相信，苦日子始终会过去，只要肯去劳作。因此在他的形象中我们便不难看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驱使他敢于面对任何困难，包括被捆绑、被游、斗、批，甚至坐班房，他都没有灰心，他自己在被游斗的过程中看到那些心灰意冷、以外出讨饭的出路来摆脱农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村民并劝他们“回寨子去”、“不要上工，能熬几天的”，可见他对改革的希望并没有破灭，然而支撑他对生活抱有希望的前提则是他在贫穷落后生活的反思中所建立的正确的生活认识，是他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景传耕面对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时将希望寄托在了辛勤的劳动，他希望通过积极的劳作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生活现状。然而他错了，当“拐卖事件”和“外出讨饭”的情况一一涌现时，他对现实生活又开始了新的思考，开始总结贫困的原因，当他找到原因并开始“划分田土”的时候却受到了基层干部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措施。但这一切对于已经横下心要带领乡邻脱贫致富的景传耕来说无疑又是一大动力，因为他看到“政府慌了”。在这次景传耕与政府干部的斗争中，他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摆事实和讲道理“迫使”省委默许了他的做法，决定在三多地区试行责任制生产。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景传耕思想的三种变化：坚持劳动——提出改革——践行改革，而这种变化的实质则是他个人身上所具有的乐观的生活态度和锐意的进取精神。

三、忠于爱情的理想情操

黑格尔曾对爱情做过这样的界定，他说：爱情是一种感觉，是意识到自己和别一个人的统一。由此可见，黑格尔把爱情放在了意识层面的感觉里边。我们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感觉一般是不受理性支配的，若同黑格尔所说，那么爱情则是一种冲动的感觉，是被感性所控制的诱惑冲动，它没有上升到理 4

性的认识阶段，而伟大的爱情则往往不是感觉的冲动，是经过理性的加工和认识，被理性所掌控的情感。景传耕的爱情在我看来却正是这样。他没有因为爱而使自己变得盲目，没有因为对异性的一点感觉而使自己的情感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不断地思考中使理性的意识掌控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确立了他所追寻的方向。

景传耕对爱情的追求没有像我们传统观念所认识的那样，对爱情保持着一如既往、始终不渝的追求，但不可否认，他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忠于爱情的理想情操。

在《基石》当中，作者在塑造景传耕的同时，塑造了两个与景传耕发生情感关系的女人：喻慎和丁慧芸。前者是老红军、革命干部的女儿，下乡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后者则是三多大队卡多寨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在这两个人中间景传耕首先选择了喻慎。

景传耕爱上了北京知青喻慎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说偶然是因为景传耕意外的把丁慧芸从黄斑牙主任的兽行中救出，黄斑牙主任为报复便抓住了景传耕，偶然间被喻慎发现，两人一起逃走，最终落脚于嘎多寨借住于景传耕的家。由于喻慎是老红军的女儿，又生长在北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影响和社会氛围的熏陶，使她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品质，更重要的是喻慎刚受过情感的打击，内心比较空虚。景传耕虽是一乡下农民，但他也是返乡知青，喜欢读书，勤于思考，思想活跃，因此他们两人沟通相对方便，久而久之的共同生活使他们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便是一种必然。

景传耕和喻慎在偶然间相识，在必然间结缘，但这种偶然和必然并没有维系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景传耕向喻慎表白时，喻慎却推开了他，当然这并不表示喻慎不喜欢景传耕或者说喻慎对景传耕没有感情，因为事后喻慎感到了“懊悔”。在她看来“现实生活是严峻的。城乡之间的差别，有工作无工作的界限，毕竟像鸿沟一样横亘在人们之间。她承认自己还缺乏勇气，没有决心为了爱情而放弃工作，一辈子和景传耕厮守在贫穷落后的嘎多寨上。她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传耕。当然她也有些懊悔，遗憾当时自己没有把话给景传耕讲明白。问问他：要是有可能的话，你愿意离开嘎多寨，随我去吗?可她却没有问。这成了她几年来的一块心病。”[5]很明显喻 5

慎对景传耕还是抱有希望的，当时的“一块心病”却成了她第二次进嘎多寨的心理动机。当喻慎第二次回嘎多寨，暗示性地向景传耕坦露心迹的时候，景传耕却未能领会，回绝了她。“喻慎尽管在嘎多寨和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生活，过着清贫的日子，她毕竟是大城市的姑娘，是老红军的女儿。她和他是有差别的，生活的道路是不同的。”喻慎在回省城与景传耕告别时，景传耕说：“我、我、作为我，该考虑得最多的是责任义务„„慧芸她„„我们每个中国人，平时想得更多的，不就是肩头上的责任，义务吗„„”[6]可见景传耕对喻慎还是心怀愧疚的，他看到的责任却伤了一颗本就受伤的心。景传耕与喻慎的爱情关系是相当微妙的。景传耕面对城市的诱惑没有放弃自己应负的“责任”，这就和高加林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区别，从景传耕那里我们看到他高尚的人格品质。

景传耕在喻慎那儿吃到“闭门羹”后便对他所追求的爱情进行了思考，当他认识清楚之后便把“喻慎彻底地埋葬了”。景传耕无意间在火车上碰到曾深爱着他而现在被父母卖到南方的丁慧芸时，他答应娶她，从而将丁慧芸从人贩子手里解救了出来。景传耕与丁慧芸他们终成眷属。景传耕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智的头脑，忠于爱情的理想品质也贯穿始终，当景传耕喜欢喻慎时他拒绝了丁慧芸，而当他认清他真正需要的爱情时他推开了喻慎，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在感情上背叛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体现了他对爱情的忠贞。

综上所述，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当社会遇到困难时景传耕主动肩负责任，带领村民寻找出路；当生活发生困境时，景传耕又利用自身优势反思生活，寻找困因；当他面对爱情时，依然保持理智，忠于爱情，忠于感情。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物质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主体性人格也因物质的冲击不断缺失，《基石》这部小说在让我们重新回顾历史的同时也让我们我们对主体人格进行了反思，希望在反思中建立健全的人格，展示主体人格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朱恪娴.浅析文学形象的人格魅力——对当前文学创作中人物精神萎化现象的思考[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 马志尼.论人的责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4.[3] 姜岚.论路遥的人生愿景[J].文艺争鸣,2009,(12).[4] 马志尼.论人的责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99.[5] 叶辛.基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4.[6] 叶辛.基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329.致谢词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指导老师钱秀琴副教授的悉心指导，谨此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