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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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概述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始。关于这场中日战争，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层在战前就认识到：战争迟早要打起来的，但要尽量争取延后，哪怕是忍辱负重。由于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差距，一旦打起来，中国只能“以空间换取时间”。因此，中国军队的西撤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证持久抗战并创造条件反攻，国民政府意识到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建立可靠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基地，是必须而迫切的。但由于西部地区特殊地形造成交通闭塞，社会经济落后，而且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开发西部的困难是较大。而日军侵略的速度十分迅速，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开发计划尚未成形，东部地区已面临沦陷危险，国民政府被迫西迁。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国西部的开发，是在人侵日军占领我国东部沿海广大富庶地区、执政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内迁西南重庆、整个国家的综合力量薄弱、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远未达到开发要求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虽然是在战争情况下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但由于中国东部的沦陷，中国政治中心的西移，无疑为开发西部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中国的西部地区，亦被称为华西地区，在抗战时期的国人眼中，其所包括的范围并不一致，有主张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宁夏7省者;有主张将中国的西部地区依经济条件和国防安全分为西南、西北两区，西南区包括四川、西康、云南、贵州4省，西北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者。近代以来，这些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比较落后，要使之成为持久抗战的战略后方基地，就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都进行开发。而且抗战时期的有时之士也意识到，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的总决斗，只有其综合国力支撑最久的国家，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所谓综合国力，乃是指全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力的总和。因此，要赢得战争的最 后胜利，只开发中国西部的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整个西部地区各项国力的综合开发。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大开发，许多学者都有研究论述，以下是我综合一些学者的观点，从政治、经济、交通、教育、科技五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的西部大开发作了一些概述。

国民政府当局意识，要使西部地区成为战略后方，必须对西部地区的各方面进行开发，其中首要的是政治方面。抗战爆发前后，西部各省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存在着中央政权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此，要在西部地区建立战略后方基地，国民政府首先面临的重要政治课题，就是如何加强对西部各省的权力控制。为此，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有的甚至长达10余年时间才真正完成对西部某省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西各省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中央势力已经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如陕西、甘肃、四川、贵州;2.中央势力在形式上已经进人，但实际上对省政难以插手，如宁夏、青海、云南;3.中央势力几乎完全不能进人，如新疆(抗战后期纳人中央势力范围)、西康、广西、西藏。但从上述也可看出，国民政府从30年代开始，始终致力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努力加强中央对各省的控制;并且这一努力是贯穿整个抗战期间的。

对西部地区的开发，经济建设无疑是核心。抗战时期所有主张开发建设中国西部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西部地区之所以贫穷落后，除了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外，还有四个直接原因，“第一是资本缺乏，第二是技术缺乏，第三是生产工具缺乏，第四是计划缺乏”。为此，他们提出了西部开发与建设中，必须牢把“三M主义”原则—即Man(人)、Money(钱)、Mechinery(组织)。认为在西部开发中，必须坚持和把握人、财、组织机构这三个基本条件或基本要素。而其中的Money——钱，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金或资本。时人视之为开发建设中国西部的第一要件。认为只要有了资本，其他西部建设中所缺乏的人才、技术、生产工具、计划等都是不成问题的。否则，一切计划，皆等于具文。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争环境在经济方而采取了系列重要措施以开发西部如调整经济管理机构、实行统制经济等。固然这些措施对西部的开发均有定影响，但真正对西部开发产生直接和重要影应属将国家经济建设重心西移和将沿江沿海工业内迁。抗战爆发前，我国金融中心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以上海和江浙一带为最，西南地区机构较少。抗战爆发后，全国的金融中心亦随政治中心转移，大量银行西迁。如从外地地陆续迁到重庆的银行就有号称北四行的金城、盆业、中南、大陆银行号称南四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新华信托银行，号称小四行的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银行以及西康、广东、湖北、江西、建、河南、河业等省银行的分支行和办事处。银行的西迁与西部金融网的构建改变了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小平衡的状况形成了战时新的金融中心，推动了金融体制的改节使西部地区金融业逐步走向现代化轨道，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开发与建设一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战前我国基础薄弱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一带的大中城市，西南、西北地区的工业非常落后，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沿海工厂大规模的内迁，西部经济依靠“战争之手”得到超常规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经济布局，大大加强了西部大后方近代工业的力量，对促进全国整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工厂内迁，还从经济上支持了中国持久抗战，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侵占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逼使中国屈服的幻想，对国民政府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还改变了国内生产力的不合理布局，对于近代以至现代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和深远的。

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交通运输环境的开发。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交通之于经济事业，犹如血液之于人体，通则行动自如，滞则麻木不灵。当时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战前中国西部地区文化之所以不发达，工商业之所以凋敝，政治之所以不统一，其根本原因就是交通阻塞。开发西南交通，是开发整个西南的第一条件。

战前，西部交通运抽业除了传统的一些水道河运之外，陆路运愉还处于原始的马、骡、人力和释运状态。公路运输刚刚开始，铁路及航空运输几乎等于零。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国民党对基础十分薄弱且条件极其恶劣的交通也进行了大力开发。据统计，战前西南五省公路只有2575公里，不及广东一省。到1943年，西南五省通车里程数为1743:公里，是战前西南公路里程的五倍多。汽车由数百辆增加到二干余辆；航空线里程由战前的不足1000公里增加到2万余公里；铁路由战前约454公里增加到1b75公里，邮电通信方面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行业的重视，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整体开发建设。

随着政治中心的西迁，中国各高等院校也纷纷西迁，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的 抗战爆发前，中国高校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各地，中西部地

区的高校寥若晨星。湖南以西(不包括西藏、宁夏等)的10个省区，即陕、甘、新、川、康、滇、青、云、贵、湘等，总计专科以上学校在10所左右，高校内迁以前，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总数，尚不及北平一市(14所)之多，更不足上海一市(25所)之半，而且学术水平普遍较低，不少省区连一所专科学校都没有。随着抗战时局的变化，中国北部、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等院校历经三次大规模内迁，“总计因战争影响而迁移者凡77校。著名的国立重点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等纷纷内迁，一时间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川、滇等省高校云集，人才荟萃，仅陪都重庆一地就汇集高校近30所。中西部一些边远山区也因高校迁人带来了教育新气象，新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西北地区战前仅有3所高校，抗战期间新建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等5所高校，这些高校基本上是由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等组成的西北联大分化而出的。高校内迁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高校数量的增加，而且表现在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提高。高校内迁使大批教育文化界精英涌人中西部，大大提高了中西部高校的师资水平和办学质量。昆明、桂林、贵阳等地成为战时著名的文化城，许多文化名人荟集于此，当地高校纷纷聘请他们执教或讲学，提高了教学质量。

由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集，高校西迁对改善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状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民族问题相当重视，据重庆档案馆史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的指示》，国民政府对遵从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国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疆域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中华民族版图之内的皆为我国同一种族，“今人述史，固不能将以往事迹屏弃不说，应阐明彼一时此一时之义，使擦然于各宗族阅墙之痛，欣然于各宗族融和之盛，以启发我全民族爱国之心与同族之感”。国民政府重视民族问题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民族团结，号召全民族统一对外。基于对民族问题的重视，在西部地区的开发中，民族教育也得到发展。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相当关注，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举措，如制定了推进少数民族教育的方针，增设了民 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相继颁布了关于教育督导、教材编译方面的章程等等。1.民族教育实施方针的制定。193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推进边疆教育方案》，确定了实行边疆民族教育的方针及各级教育中心的目标。2.民族教育机构的进一步完善。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曾设有蒙藏教育司管理蒙藏及其他边疆教育，但因蒙藏委员会、中央政治学校等机构随后也介入民族教育事业，兴办学校，以致“各自为政，不相统率，事权不一，方针各异，流弊滋甚”。有鉴于此，国民政府逐渐加强了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控制与管理。1939年，国民政府实行“管教养卫合一”、“政教合一”和“三位一体”的“新县制”，规定县长为县政府负责教育行政的长官;县教育局一律改为教育科。同年，教育部设立边疆教育委员会，作为开展民族教育的咨议机构，并公布了《边疆教育委员会章程》。次年又为各地民族教育委员会制定了《各边远省份边地教育委员会组织纲要》，规定各民族省份分别成立边地教育委员会。国民政府针对民族教育的措施颁布，再加之上述大量西迁高校和文化机构所营造的独特文化氛围的影响或直接推动，西部各级各类少数民族教育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

抗战时期主张中国西部开发的专家学者，也开始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在生产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历史的进步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近代工业之所以有今日的繁盛，完全是“积三百余年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来’，因此，在落后的中国要发展经济、开发实业，除了外部的资金、交通、能源和基础设施要具备一定条件外，还必须“在思想上作一革新，尊重资本，尊重科学。„„树立合理的、法治的、企业的风气与精神’。

抗战时期，由于东部沿海主要粮棉产区相继沦陷，使西迁后的国民政府面临着农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困难。国民政府开始认识到后方农业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要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达到“食粮衣料力求自给”。为此，国民政府积极致力于大后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使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西部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发展农业必须助科技，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要途径。基于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西部地区农业技术的推广。1938年6月，经济部首先颁布《关于战时农业建设方针的工作报告》，提出推广农业技术的必要性。随之行政院颁布《全国农业推广实施计划纲要》，试图建立配套的制度措施。其次，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业推广机构。第三，确立农业推广督导制度、巡回辅导制度和实验县制度。在“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方针指导下，遵循“切合非常时期之需要”的原则，抗战时期西部农业科技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增加了农业产量，提升综合经济实力。经过推广农业科技，西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为后方的军需民食提供了基本保障。加速了西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锻炼了不业科技队伍。

上述政治、经济、交通、教育、科技五个方面是对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大开发内容的简单介绍。抗战时期中国西部的开发，是在战争压迫下迫不得已的被动开发，是在整个国家力量弱小、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历史背景下的开发，其开发的终极目的是要依托尚未沦陷的中国西部潜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打赢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同时为日后的国家复兴奠定一些基础，即达到所谓“抗战建国”的目的。所以说抗战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暂时性开发，它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存在问题，其开发的程度较低，开发的时间短暂，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重点投入到对东部的恢复建设中，对西部的开发也立即停止，西部地区的经济又出现回落，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总之，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部大开发具有暂时性，使西部大开发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