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讲稿_国学经典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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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国学

1、名称由来

2、国学的现代意义

1）一个误解

2）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

二、国学之类目与门径

1、经学、四部分类

2、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法

三、国学要籍介绍

1、小学、目录学、工具书

2、经学

3、史学

4、诸子

5、别集

国粹

国粹是清末民初开始流行的一个含有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从词源上看，它是一个来自于日本的西语译词，最初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国粹一词在甲午海战之后特别是1900年以后开始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并很快从政治思想领域流入到文化领域和艺术创作领域，民

2国时期的国粹画、国粹剧等词目就明显的留下了这种印痕。与国粹意义相近的词有国华、3国光„„等,而与国粹相对的则是一个恶词“国渣”，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一个中性词国故。

1902年7月,国内刊物《译书汇编》上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的佚名文章。对明治中叶以后的日本思潮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日本有二派，一为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故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

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潮出现在明治中期,与日本国内的欧化主义两相对立, 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井上丹了等人发起成立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倡言“国粹保存”，4以与欧风相抗。日本的国粹思潮便由是发端。国粹是英文Nationality的译词，据郑师渠

考证，日本国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始于甲午战后中国留学生东渡之时。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史序论》中说：“中华民族固守国粹派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这是梁本人也是国人第一次在报章上使用国粹一词，而第一次将国粹主义向国人作正面介绍的则是黄节，1902年12月30日，他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国粹保存主义》1 关于国粹派的研究，请参阅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郑师渠的专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参阅唐熊“国粹画源流”，《美术》，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编辑，第一卷，第一期，1918年10月。及黄卓然“保存国粹画要从改良入手”，《美术》，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编辑，第二卷，第二号，许士骐，“我对于国粹画的观念”，《美术》，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编辑，第二卷，第三号。胡适：“国粹的名词比国故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词是中立的。”见《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年7月，胡适在东南大学的演讲，枕薪记录。原载1921年8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又载1921年8月25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期“最录”专栏。明治2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 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开始在日本风行一时，三宅雪岭曾说：“模仿是未开化人的共同性情”但若走入极端，日本就会变成“劣等的欧美”，日本人则会变成劣等的欧美人。三宅雪岭，《假恶丑日本人》，见《真善美日本人》，讲谈社学术文库，1985年，第138-140页。此一时期，讨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著作大批涌现，如藤田一郎的《国体论》（1887）、有贺长雄的《日本现在国家哲学论》（1888）、福译谕吉的《尊皇论》（1888）、关直彦的《立宪王道论》（1888）、内藤耻叟的《国体发挥》（1889）、加藤扶桑的《日本国体论》（1892）、矶部武者五郎的《国体述义》（1892）等，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日本国粹主义的最初动机是抵制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捍卫民族的自尊，但是，它最终还是重倒了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覆辙，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并像当年的欧化主义一样泛滥成灾。如夏目漱石曾在《我的个人主义》中讥讽说：“要为国家吃饭，为国家洗脸，为国家而上厕所，真受不了。”，见《夏目漱石全集》，筑摩书房，1972年，第139页。此一时期，很多基督徒纷纷退教，洋画也不像以前那么流行，而谈论日本美术则成为时尚，茶道、花道、能乐等传统艺术则呈复兴之势。

1中说：

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彭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时入日本国民思想而主之者纯呼泰西思想也，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议论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谓此义，大呼国民，山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5所长而亦弃之。

显然，国粹是来自于民族性、民族精神、民族主义等词汇，并和隐藏在这些词语背后的观念密不可分。国粹是英文nationaty或national character的译词，而nationaty或national

6character则是德语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同义语。民族一词来自古拉丁语natio，是nascor

（I am born）的转语，其最早的含义是指出生在同一地区的人群。在17世纪，民族一词中的两个现代含义：地域和文化（territorial和cultural，德语作staatsnation和kulturnation）上的含义开始稳定下来，大约在18世纪中叶，在德国和东欧国家中，民族一词中的“文化”的观念、民族性（英文作nationality或national character）的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主要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的贡献，当时“有很多理论家都坚持认为，民族应该存在于文化、道德伦理和语言的统一性中，认为这是区别不同民族的唯一标准。赫

7尔德是最先提倡这个理论的人，而且是这一理论的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者。”在赫尔德的思想

8体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而黑格尔又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新的塑

造，他认为，风俗习惯、法律和政体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内在的精神主体。之后，民族精神一词开始进入不同的思想系统，成了各类思想运动中的重要词汇。黑格尔的贡献就在于他为民族精神赋予了一种历史特性，并认为民族精神是世界精神的一种表达方式，为了捍卫这个观点，他有意把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它在历史与文化上的成就视为一体，一个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行政法和政体是一个民族的成就，也是一个民族的化身。在德国法学中的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 of Law）中，民族精神的观念继续延伸，在F.K.von Savigny的著作中开始出现了民族自觉（Volksbewutsein）或民族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conviction of the people）这样的概念，民族精神也不再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逐渐演化成了一个政治口号。德国法学中的历史学派曾引发过一次论战，他们就日尔曼法的独立性和日尔曼法在吸收罗马法上的可能性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对F.K.von Savigny的信徒Otto von Gierke来说，日尔曼法律体系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它体现的是一种团体法（Law of Genoenschften）5 《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转引自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参阅Smith, Anthony.National Identity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 ,1991.和马戎先生的论文《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第141－151页。Hisley,F H,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ondon,1973,转引自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 Harry Ritter ,Greenwood Pre.1986，P281.民族精神的德语形式是Volksgeist，是民族（volks）和精神（geist）的组合，geist在含义上与希腊文pheuma，希伯来文ruah，拉丁文spiritus密切相关，民族精神（Volksgeist）也作Volkeele,Nationalgeist或Geist der Nation,Volkcharaketer,在英文中则为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ity。其含义是指透过语言、风俗、法律秩序、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等体现出来的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特性。当然，赫尔德并未直接使用民族精神一词，而只是使用了Geist der Volks,Geist Nation , Nationalgeist, Geniusdes Volks,及Ntionalcharakter这样的概念。

意识，而罗马法及其在自然法、经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上的体现则对日尔曼传统具有一种破坏性。Otto von Gierke进而把民族精神的概念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连在了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把民族精神解释成共同的自我(Gesamt-Ich)，而这完全是一种神话式的解释。

在近代亚洲国家的西方文化接受史上，来自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使这种思潮更容易得到接受和传播。对现代性问题比较敏感学者向我们介绍说：“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中国现代化过

9程的开端和现代性问题的起点都是从民族比较开始的。”这个看法是准确的，鸦片战争后频

繁出现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文化比较一方面扩大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对中国自身的文化身份产生了新的认识。

光绪二十九年（1903）11月，晚清政府颁布的《学务政纲》中说：“外国学堂最重保存

10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 1907年，主持晚清教育事业的张之洞将湖北经心书院改

为存古学堂，这是他为了校正新学的流弊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事实上,1903年由晚清政府颁布的《学务政纲》也是他和张百熙、荣庆共同筹划的。在张之洞这样的以中体西用为核

11心指导思想的重要人物的操持下，国粹主义思潮迅速得到了普及：“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

识者，动辄称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12国粹之不讲则中国真不可救药。”国粹主义成了一时的风气，不同阶层、不同追求的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而国粹主义的内涵也在这时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国粹主义的含义与日本有很大的出入。就连热衷于“籍国粹以激励种姓”的章太炎也看出了国粹主义、民族主义的狭隘偏颇之处。所谓：“求义于国粹，非侵略人，则

13以人为舆台豢豕也。”中国的国粹主义思潮之所以没有完全蜕变成狭隘的政治上的民族主

义，或者说，国粹主义者之所以能迅速从种族主义冲突（满汉之争）中解脱出来，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形态要远比日本更为复杂。而且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和政治理想仍然没有丧失活力。因此，当来自日本的国粹思想印入他们的脑海之后，他们很快就对国粹主义作出新的解释。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词》中说：“日本之言国粹也，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于争科学。”这也许是中日两国对待国粹或者说对待民族主义问题时一个最根本的区别。中国的国粹主义逐渐被引向了国学这条大路。1905年10月，《国粹学报》第9期上刊发了邓实的一篇文章“古学复兴论”，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现种种之新事理，而大曾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

14古学复兴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别称，将国粹主义运动与古学复兴或欧洲的文艺复兴相联

系，这显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学术背景下理解西方学术思想时所作的一个最自然的反9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一月，第194页。10 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04页。11 张之洞上奏清廷的《保存国粹疏》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其具体内容见张之洞，《保存国粹疏》，光绪33年活字刻本。《新世纪》，第44期，“国粹之处分”，转引自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章太炎全集》

（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6年，第367页。1879年，沈毅和在其《西史汇函续编·欧洲史略》中即用古学复兴来指称欧洲的文艺复兴。

应，晚清国学保存会的发起人、曾与黄宾虹（黄宾虹也是国学保存会的重要成员）共同编辑《美术丛书》的邓实，在其1905年的一篇文章便说：

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附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列，终有复兴之日。

在传统经学今古文之争的背景下，国粹主义者的古学复兴运动进一步发扬了古文经学和汉学的传统，也发扬了宋学崇尚气节、轻利重义的传统，但国粹主义的精神之火并未就此熄灭，它的理想在后来的“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的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升华。

费正清之后，西方对非西方的研究迅速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专门研究，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思想史研究等等。这种研究以西方经验为典范、观察视角和主体参照物。二是区域研究，如对中国、东南亚、伊斯兰世界的研究等等。前者带有明显的西方普世论框架，是一种排它性研究。后者以文化多元论为基调，强调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柯文(P.Cohen)“中国中心说”是区域研究的一个例证，郝大维(David Hall)安东哲(Roger Ames)的著作也是如此。区域研究从正面肯定本土文化，进而夸大这种文化的特殊性。如此一来，区域文化就被排斥在整体“世界文明”之外，变成了一种地缘文化、边缘文化，进而从正面消解了非西方文化的价值，消解了其对世界近代史的贡献与意义。中国特殊论、中国例外论就是典型例子。这种理论还被进一步施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例如，依照中国特殊论，儒学显然是中国的独立经验，不具普世意义，它只能和中国特殊的土地分配制度、特殊的家庭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样儒学就被绑缚在东方这块土地上，镶嵌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其言外之意为：如果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要去参与西方的事务，那么就要抛弃这些陈腐之物。我们的传统是一种死亡的、无法再生长的东西，只是陈规陋习、乡约民俗。1515 从《国粹学报》第三年第一期的“国学保存会会员姓氏录”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