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城记》读书报告_巴黎城记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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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记》读书报告
巴黎一直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但它却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摇身成为我们今日所知的现代性样板。在1848到1871年两次失败的革命之间，巴黎经历了一场惊人的转变，俗称“巴黎大改造”。奥斯曼男爵，传奇的巴黎首长，一手打造巴黎的外观，以今日巴黎四处可见的林荫大道，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纪城市面貌，成就了今日如梦如幻的巴黎。这段时期也兴起了以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为主体的新资本主义形式，以及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城市外貌及社会景观的剧变，带来崭新的现代主义文化，同时也导致巴黎沿着阶级的界线断裂，结果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以及随后的血腥镇压。哈维的全景式观照与戏剧式的叙述，使得阅读本书一直充满着张力。本书堪与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媲美，是研究现代都市兴起的历史杰作。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都市地理研究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城市人口、布局、风貌和景观的变化，这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地理过程，放到相对较为抽象的彼时彼地的政策法令、经济结构和活动、阶层构成等等组成的社会经济背景框架中”（Celad Evra ,2013）进行讨论。而《巴黎城记》的独到之处在于其并未局限于这个框架。大卫•哈维从1848年这个“创造性破坏的关键时刻”（P2）出发，通过对1848年前后的观念表述、城乡关系、空间模式、道德秩序、街道景观、时空关系等进行比较，发现“现代性”神话背后的延续性。接下来，尝试 “以螺旋的形式„„从空间关系开始、行径分配（信贷、租金、租税）、生产和劳动市场、再生产（劳动力、阶级与共同体关系）以及意识形成”（P115）等一连串交错而连锁的主题，让空间的变化贯穿其中，来理解第二帝国巴黎历史——地理的转变，以达到“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写作目的。最后，通过“建造圣心堂”这个案例分析了巴黎公社事件前后的法国社会经济状况，巴黎人的心理，以教堂建造过程中的空间重整。
《巴黎城记》展示了哈维的城市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一方面，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引入地理学之中，在现代城市研究中把握历史检视与空间关照的双重视域，以改变列菲伏尔研究中的“空间拜物教”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对现代城市发展演变研究中更加注重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以弥补本雅明过分美学化的城市研究中的不足。并且，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其出路的思考上，相对于列菲伏尔对城市日常生活革命的热情期待以及本雅明对现代性的美学救赎的神秘迷恋，哈维从资本主义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对现代性命运所作出的历史性思考就显得更加理性和令人信服。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立场、研究方法还是从理论的最终指向来看，与列菲伏尔和本雅明相比，哈维都是一个更加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诚然，哈维和马克思一样充满了对资本、阶级、现代性等的关注，一样表现出冷峻、踏实、集大成的研究风格。
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切事物都跟表面上看来一样，也就不需要科学了。”哈维在《巴黎》中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发现1840-1870年代巴黎城市与社会面貌改变背后的根本原因。然而第二帝国的巴黎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是个巨大而丑陋的奇迹，一个运动、机器与观念的惊人组合，一座有着一千则各式罗曼史的城市„„一个永不止息的万城之后。”（P38）各种现象出现且变化，错综复杂的组成了“巴黎的湍流”。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成为了哈维对现象辨析的始发点。这场改造运动重塑了巴黎的空间关系与空间规模：新的道路网改善了巴黎市内货物与人员的流通量也加强了都市主义的外在形式，新的铁路网改变了巴黎的外在空间关系，将郊区纳入巴黎而创造了繁复的地区行政等级，但是也为巴黎带来了地缘政治的紧张感。奥斯曼的“创造性会计”通过“直接干预、大量信贷、以及改革金融结果等混合做法促使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能转化为有形的新基础建设”（P128），化解了还未察觉的经济危机；土地信贷成为了奥斯曼和佩雷尔兄弟的最好盟友。通过强权政策和信贷金融的鼓励，巴黎的住宅数量大大增加，同时也带来了两元阶级导向的住宅供应体系和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伴随而来的还有共同体感受的普遍丧失、小企业发展和产业零碎化、工业的迁出、外省移民与妇女卷入劳动力的买卖、工人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阻碍、大道、百货商场、咖啡店等成为了私人空间占用公共空间的道具等等。以上种种现象，在哈维看来正是资本所推动的空间化和地缘政治的表现。
唐晓峰在序言中说到：“奥斯曼新巴黎的现代性空间的魂是资本”。以政治形象和吸收剩余资本及劳动力为目的的奥斯曼改造，最终却“让巴黎成为由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P123）。
奥斯曼所打开的资本流通将土地及土地上的建筑物变成了虚拟的资本形式，同时基于“把巴黎打造为法国的现代之都”的政策导向，金融资本的任务被局限在满足富裕阶级或大商人住宅及商业建筑的需求上，以新大道的建设为基点，将资本集中在巴黎的中心与西部。而中低收入的住宅供应以及工业则被排除在这个开发体系之外。这类住宅由“相对较为贫穷”的小地主开发体系供应，聚集于巴黎的北部与东部边缘地带，从而构成了真正的都市边界。这一两元化的住宅体系产生了相对严重的负面结果，如流离失所的人口与空间区域的增加、距离工作地点太远、高租金以及过度拥挤等。工人住宅除了分布在巴黎周边，还在接近市中心的出租屋地区形成了贫民窟。这些贫民窟中工人生活的不稳定与不健康，都是的它成为了集体政治骚动与意识形成的中心，为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地缘政治的危险。
另一方面，土地的利用形式也被以租金为代表的资本所操控。“曾经刻画巴黎租金地貌、起伏不定的各地复杂模式开始被熨平。代之以较有系统的土地价值地图。”（P147）土地地价的投机性使得不同使用者之间出现极为竞争，因此在城市空间上出现明显的城市区隔：“金融与商业用途提高了证劵交易所与昂叹道一带的租金，使得其他用途无法在此立足，因此便产生了往西北部中心发展的强大动力，„„左岸的房地产发展缺乏商业中心，却吸收了不成比例的教育与宗教机构，„„与市中心市场紧密连接的工业，倾向于群聚在内城的东北部，也就是手工业工人的分布地区„„若不如此，工业就必须往外在周边地区寻找较为便宜的土地。“(P150)在资本所驱动的空间转变中，奥斯曼及拿破仑三世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正如哈维所说，资本的力量“非奥斯曼所能驯服，它是法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下所产生的深层2 的骚动，这个风暴最后将奥斯曼弃如敝屣，其冷酷的程度与奥斯曼当初将中古巴黎交给拆除工人如出一辙。在此过程中，巴黎逐渐散发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气息——不管是外观还是行政的基础建设——直到今日。”（P163）
哈维经由对空间关系的梳理，将金融资本、土地利益和国家三个主题的联结、并将社会生产转变为利息、租金和租税的理论分析，以及对生产和劳动过程的检视和对于意识形态与意识状态的重构，最后提出了所谓的“都市历史地理学的地缘政治”。
1860年代在巴黎展开的斗争，被看成是“转变巴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地缘政治斗争。”（P314）这一地缘政治来源于拿破仑三世政权在阶级上的矛盾性：“帝国权力没有也不能拥有稳定的阶级基础，而原先设想的全能政府完全无法应付位置的市场理性”。（P312）深陷在阶级矛盾和资本积累矛盾中的帝国最终在1871年以巴黎公社的形式爆发出来。
因此在1860年代的暴动之前，巴黎城市空间内部已经出现这样的地缘政治现象：君主派大本营在法国乡村，在巴黎的影响了局限在左岸贵族区；帝国自己的支持者是击中在巴黎西部的金融资本家、国家公务员与资产阶级地主；右岸的贸易、商业与专业服务中心成为共和主义的据点；而左岸的共和主义则是大学生和学院人士的产物，具有革命性与乌托邦的色彩。而在1868年开始的公众集会中则可以看到“集会不只是不均匀的分布在巴黎空间中，连听众、主题和场所也很快出现分化的现象”（P321）巴黎被明显的区分为了“两个民族”：一个是政治经济学者和资产阶级改革这的集会；另一个是激进派、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与其他革命分子主导的集会。最终这场“凶残闹剧”以3万巴黎公社成员的牺牲而落幕。
那么导致这一出地缘政治的闹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哈维认为“真正供其燃烧的原料却是在资本主义缓慢改造巴黎历史地理的韵律中汇聚而成的。”（P325）各色人物在这个历史地理的时间和空间中交错出现，但是“无法在自己选择的历史与地理条件中进行塑造与控制”（P327）。
大卫•哈维作为一个由地理学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学者，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特殊的贡献：
（1）强调空间、位置、环境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地位，弥补空间在马克思 的研究中的“空盒”（hiankbox）的现象，突出了地理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从而发展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种全新研究方法；
（2）从“空间压缩”的视域下阐释了对资本积累的新理解，为从整体上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综合视角，并积极影响了现代城市文化研究；
（3）重视把阶级与共同体两种概念混合起来考虑，并发展出一种多元的阶级阶层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二元的阶级对立观的不足，有利于更加清晰和全面地讨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巴黎城记》作为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下的经典之作，它以纷繁复杂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法展示了19世纪巴黎如何从一座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的城市转变成一座现代的、开放的、先进的世界都市的过程。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梯也尔与瓦尔兰、奥斯曼与拉扎尔、普鲁东与布朗基、佩雷尔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匆忙地行走于巴黎的人群之中，他们会与手工工人与流浪者、游客与娼妓、地主与投机商、大学生与街头诗人、店铺老板与房地产商人偶然相遇：这些历史面孔在巴黎的笔下哈维笔下游走于相同的城市空间，同时也改变着城市的面貌，形塑着城市的社会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与圣西门、列菲伏尔与本雅明、巴尔扎克与波德莱尔、福楼拜与左拉、杜米埃与马维尔、福柯与萨义德也与哈维“一起”关注巴黎这座古老而有魅力的城市如何成长迥异的现代之都。然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并没有让哈维陷入破碎的星丛无法自拔。在对资本与空间、阶级与共同体、现代性与传统整体关照下，哈维不断旋转研究的万花筒，获得了巴黎研究的全面性：从资本的空间改造与生活方式到资本的空间压缩与生存体验，再到资本对空间区隔和流动与现代性的悖反，哈维完成展现了新巴黎的产生，同时也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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