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西方文化遗传基因之差异_中西方差异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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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课题背景及目的究竟什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传基因，通过中西方文化遗传基因差异的比较去发现中西方文化各自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对于我们了解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背景、核心价值观及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受到儒家思想和道教、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编纂修订的“六经”为其文化基础，这种文化以“仁”和“孝”为社会核心，反对武力，注重与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而以美国和欧洲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其源头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思想基础，这种文化看重个人自由和权利，注重实践和探索，喜欢从物质层面去考量生命的本源，并以“爱”为社会核心，具有开放性、尚武性的外向型文化特征。
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中西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特别是在科学观、法制观、民主观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的观点差异十分明显。为了探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所在，本文拟从两种文化的遗传基因即哲学思想的起源上找出差异的基本点，并分析这两种思想文化各自不同的演绎过程和发展方向，为我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寻找基本依据。
（二）课题研究动态与价值
目前，国内外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研究的比较广泛且深刻，但对中西方文化遗传基因差异方面极少研究。本人认为，一个国家古老的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想起源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该民族文化的原始基因所在。因此，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从中西方最早期的“物质起源”说的形成、发展和演绎过程来辩析和梳理二者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并把中西方哲学思想起源高度概括为“气一元论”和“原子论”的两种不同的学说，探索中西方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方向及深远影响。
（三）论文构成及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重点分析中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差异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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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侧重分析中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演绎方向； 第三部分：探讨实现我国思想文化复兴的重大现实意义。
本课题旨在通过了解中西方文化遗传基因的差异，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民族文化复兴的肤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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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差异的比较
究竟什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传基因？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不难发现，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传基因，是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是这个民族多数人的共同思想行为准则，这个民族会在这个准则中构建同一种文化。
（一）中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1、西方古代哲学“原子论”的初步形成存在决定意识，人的意识都产生于物质存在。人们对于物质存在的意识又是一切形态的文化意识衍生的根源。在古代，生活在不同民族地域的人们对物质的认识是不同的，古希腊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认为物质的本源是“原子”状态的，原子是充实于空间中的实在并非一个东西，它是由无数细小的，小到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粒组成的。这些微粒之内本身没有虚空，而是完全充实的。他们也是不可分的，因此它们被称为“原子”，意思就是不可分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原子是永恒不灭和永远不变的，他们都由同样的材料构成，但是它们大小不同，因而也重量不等。相互分离的原子聚合到一起便形成了世间万物，聚合到一起的原子分离之后就导致万物的消散。原子本身不是被创造的并且也是不可毁灭的，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1]我们称之为“原子论”。
2、中国古代哲学“气一元论”的初步形成古代东方黄河流域的人们认为物质的本质是“元气”状态的，“元气”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通“源”，指天地万物之本原。元气学说使人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其产生可追溯至老子之“道”，基本形成于战国时期宋钘、尹文的“精气说”（即“气一元论”），发展与东汉末年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及北宋张载所创之“元气本体论”。混沌是宇宙的究竟本源，由于它是客观存在故谓之自然，或自然的同义语。元气作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物质元素，不能外在于它独立存在，必以混沌为归宿，我们称之为“元气论”。
3、中西方不同文化遗传基因导致不同的哲学思想形成这些在人类初始阶段形成的特征意识，恰恰各自成了这些不同民族文化与哲学等意识形态的核心构成。以西方原子论物质概念为主导衍生的西方文化思想意识，形成以个体性、自由性和竟争性为主的价值观，后来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根基；以元气论物质概念为主导衍生的东方文化思想意识，形成以整体性、秩序性和中庸和谐为主的价值观，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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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根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几千年来，无论风云变幻沧桑巨变，都难以动摇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豪。
（二）中国哲学物质概念发展历程
1、“五行说”的多元物质概念的提出
在中国，早在商周之际就提出了原始的五行观念，它后来发展为多元的物质构成学说。按照《尚书·洪范》记载，其五行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原始的五行观念的提出，反映人类抽象思维的初步发展。不过，它对事物的客观联系的认识还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反映了一种朴素唯物论，并没有升华为关于世界的物质成因的哲学范畴。到了春秋时期，以老子为代表提出了一套最完整、最精致、最独特的宇宙生成论，提出了唯物的物质观。老子的物质观集中反映在荆门郭店竹简《老子》编组中，“太一生水”，老子把水作为“太一”的起源，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物质起源说。之后，周太史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著名观点，“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五行”已经不再是《洪范》中所说的五种实物，而是构成万物的五种物质元素了。
2、“气一元论”物质概念的提出
西周末年，当时的伯阳父用阴阳说来解释发生在陕西泾、渭、洛三川地区的大地震。他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丞，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地震，是阳失基所而镇阴也”。在伯阳父看来，阴阳二气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两大物质力量，它们的矛盾运动是自然现象发展变化的内部根源。这是一种十分深刻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思想，并逐渐发展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者共同接受的气一元论物质概念。
3、“气本论”物质概念的形成战国末期的庄子和荀子都表现了综合精气说和阴阳说的趋向。庄子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庄子》一书却对气一元论物质概念作了很好的概括：“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基于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荀子向我们宣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在这里被规定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的共同的存在根据，明确标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体现了人类抽象思维的高度发展。北宋时期张载提出“一物两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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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确指出：“一物两体，气也。”然后，又有王夫之的“阴阳并建”的观念，认为“阴阳并建而捷立，以为大始，以为成物”。所有这些都是旨在说明气自始就是阴阳矛盾的统一体。这种阴阳说就是在元气论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刻辩证性质的气本论的物质概念。气本论物质概念的提出，已然标志着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概念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光辉的顶峰。
4、中国古代哲学的“气一元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物质概念大抵经历了这样的历程：一开始是五行说的多元的物质概念，主要是说明世界的物质构成；而后才逐渐过渡到气一元论的单一的物质概念，不可能截然划分，但二者阐明的重点又有所不同；前者旨在提示万物结构的成分，后者着重说明万物生成的根源。中国哲学物质概念的这个发展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历史程序；人们总是首先看到万物形态的多样性，然后才能进而把握事物本质的共同性。从多元的物质概念向单一的物质领地的演变，正是这样一个由于抽象思维的发展而自然发生的深化过程。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哲学起源早，形成了世界上最早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巍巍华厦，对于几千年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产生了悠久的历史影响。
（三）西方哲学物质概念发展历程
然而，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之后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近代人类文明进程中，西方人赶了上来，并且有了新的发现和发展。
1、水为万物本源的提出
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米利都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泰利斯（Thales）于公元前6世纪第一个提出“水是万物之源”。在泰利士看来，万物产生于水，而又复归于水。水在这里已经不单是一个具体实物，而是作为万物统一的基质的本原性物质概念了。米利都第二位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继而提出以无限者作为万物的本原。他认为一切都生自无限者，又都灭入无限者。[5]阿那克西曼德的年轻朋友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大约卒于公元前527年），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气。气是自然界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的基质，它充满了全宇宙，稀释开来形成了火，浓缩起来依次形成风、云、水、土、石。在古代，中、西方哲学对气的理解也是惊人的相似：中国哲学把事物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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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灭变化归之于气的分散和凝聚；西方哲学把事物的生灭变化归之于气的稀释和浓缩，气的稀释和浓缩不就是气的分散和凝聚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由此推出了物质永恒的思想。既然气只有聚散、稀浓的形态上的变化，那么它本身就是不生不灭的了。
2、“四根说”、“种子说”物质概念的提出
但是，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停止前进。先是小亚细亚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Heraklit）用火取代了气作为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存在一种原始物质，但是，他所理解的原始物质并不是米利都人所称的水或气，他称之为“原始火”。根据永恒的宇宙法则，万物都是从火中产生的，也都消灭而复归于火。他所说的火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火，而是具有一般的引申义，或许我们可称之为一种原始能量。在他眼里，这种“原始火”似乎又是一种神性的东西，并且也居于人的灵魂之内。但是赫拉克利特的这种思想后来相继为“四根说”、“种子说”所代替，最后发展到留基波（Leukippos）和德谟克里特（Demokrit）用原子代替水、气、火说明万物的构成。自此，单一的本原性的气概念被抛在一边了，接踵而来的是多元的结构性的原子概念。
这是西方哲学物质概念的重大转变，实现这个转变的中间环节是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的“四根说”和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的“种子说”。
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家们先后认为，水和气是世界的原始材料，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埃利亚哲学家则更倾向于土。恩培多克勒首次将这四种元素平等地并列放在一起，从而创立了我们都熟悉的“四根说”，即认为火、水、气、土四种元素是万物之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使那种认为世界万物是由一种原始材料构成的古代哲学走向了终结。[8]
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观点和其他自然哲学家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关于万物的问题上他们还是存在着分歧。阿那克萨戈拉认为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有无限个，在他看来这些原始材料质量各异，他称之为万物的“种子”或“胚芽”。
3、“原子论”物质概念的形成而原子论唯物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具体事物都是由原子结合而成的。用卢克莱修的形象说法，这就“有如那单个的字母拼成无数的单词”。[9]在留基波、德谟克里特以及其他原子论者看来，被恩培多克勒称之为四根的火、水、气、土并不是什么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它们和其他实物一样也是由原子构成的“复合物”。复合物是有成与毁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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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成是原子的聚结，它们的毁是原子的分解。而原子是无成与毁的，因为原子内部没有虚空（部分）、是绝对的充分，所以是不可再分割、不可破坏的。它们是组成具体事物的物质微粒，是构造整个世界的基本砖石。原子如何结合成为大小不同的具体事物呢？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把它归之于原子的旋涡状运动所造成的互相冲撞；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则把它归之于原子直线下落运动的偏斜所造成的互相冲撞。总而言之，一切物体都是由原子的互相撞击这种纯粹机械的原因而聚集在一起的结果。这就是西方的原子论。
4、西方古代哲学的“原子论”对西方的深刻影响
西方古代哲学原子论突出贡献显然在于它对物质结构的猜想。只有原子论才能产生物质的结构性原理，而物质的结构性概念才能促成西方纯形式逻辑的形成，直到有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才促成近二百年来西方科学的诞生，西方科学的诞生，又推促西方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西方的市场经济，以原子论作为根基，产生了科学、民主政治、法治和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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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演绎方向
西方哲学从元气论出发，用不断分割的思维，把混沌一团的气无限分割为原子，分割到原子他们还没有停止，又假设了原子怎样构成各种事物的“结构”概念，结构概念产生也并没停止，又从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一直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定理》推演出一整套形式逻辑学，又用这逻辑学把原子论的假说推向了实正科学。在后来的放射性元素的发现及原子能的利用，对电学的创造和发明上，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两种不同的认识论
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发展轨道：一种叫目的论，一种叫机械论。
什么叫目的论？什么叫机械论呢？按英国哲学家罗素（公元1872—1970年）的说法是：当问到面包师为什么做面包时，有两种答法：一种是说人们要吃面包；另一种回答是因为我们有面粉、烘烤设备、酵母等，条件具备。前者是从做面包的目的出发，所以叫目的论；后者是从所具备的条件出发，叫机械论。目的论最容易导致以人的目的为最终因；而机械论最易导致执着于对物质世界的原因探索。中国元气论的产生，就是对世界形成的原因按目的论回答的，即是按人的目的去回答，而不是按物的本身规律去回答。
1、以“目的论”来解释世界的古代中国哲学
以人的目的为最终因解释这个世界，中国就有老子、管子、庄子、孔子、孟子奠定了这个解释的基础，后面接着解释的就有汉朝的董仲舒，宋朝的朱熹、二程（程颢、程颐），还有后来几个朝代的陆九渊、王夫之等等，这就是被哲学家称之为的“人学”。研究问题，西方向物，中国向人。向人必然从情感出发，从情感出发必然向虚不向实。向虚的结果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总带着无所不包的玄学，对什么问题都想整体把握，总想找到一种具有有机联系、整体性、功能性复杂的物质，因而必然导致“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认识论、辩证法、伦理观混为一体。中国的大文化（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文化）是这样，小文化（在民间传播的文化）更是这样。农村至今对风水、算命、推背图、奇门遁甲信而不惑，长期陷入愚昧状态就是这个道理。
2、以“机械论”来解释世界的古代西方哲学
而西方从机械论出发，从客观条件、从物出发，来解释这个世界。先是由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留基波、德谟克里特等人奠基，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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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把形式思维作为最高典范，古希腊依照几何学建立的静力学和光学都把形式思维当成必由之路。纯形式逻辑思维奠定的这个基础十分重要，不管被后来的培根及康德进行了几次革命性的发展，但都没有离开这个原始思维的雏形。
形式逻辑思维的本质，是人类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然后对客体“打碎重组”。在古希腊，不管几何学本身，还是仿照几何学的公理系统而建立的天文学、静力学或光学等学科，都是从公理系统出发的纯粹演绎系统。到了牛顿时期，又产生了高等数学，动力学，使西方的科学向前大大地跨了一步。一直到近代的工业革命，科学使世界呈现出昌光流丽的景象，加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昌明，人类在科学面前激动了。
（二）两种不同的发展轨迹
元气论的整体观念，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要着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集体”，显然为这个秩序是人与人构成的社会秩序，以及由此派生的人与自然的秩序。总之这些秩序是以人为中心，与人紧密相关，而不是与自然紧密相关，不是自然的秩序。因此，要有这种秩序就得研究人，研究人的本原，即人性。西方人研究物的本原，把“人”也是作为物的一个类来研究的；中国研究人的本原，物是作为人的附属来研究的。
老庄孔孟四大哲人认为：要有好的社会秩序，就得人人都有善心。所谓善就是利他，要利他就得克制私欲，要克制私欲就得修心善性等等，所谓私欲即食欲、性欲、求知欲。而这些人的基本私欲，是社会发展的支柱和动力，对它的克制、限制就必然有碍社会的发展速度。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忠”与“恕”是“为仁”的两个基本施行原则。“忠”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着重强调扶助他人的利他精神；“恕”是指“己不所欲，勿施于人”，提倡损害他人“有所不为”的道德态度。两者概括起来说，就是克服损人利己的自私心理，树立爱护他人之心，从而将之贯彻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之中。[11]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矣”，意即为学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把丧失的善良心性寻求回来。他认为保养本然善性而不使其丧失的最好办法是克制自身的各种私欲，即“养心莫善于寡欲”，从而专注于内心修养，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12]
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也就是减损自私的欲望，达到“不欲”的境地。老子将“道”的混沌状态概括为“朴”，人心要与“道”“玄同”，故而也应具备“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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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页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作用就在于压制、去除私欲。[13]
庄子主张人应达到“齐物”、“坐忘”的“无己”境界；安时处顺的“无为”境界；“无侍”于物的逍遥境界。庄子认为“坐忘”是达到“无己”的修养方法，也是一种在心态上与道同一的精神境界。达到了无己的精神境界，即摆脱了私欲和偏见的羁绊。“无为”是“无己”的行为体现，旨在摆脱一切追求身外之物的行为。既无心于外物（无己），又不谋求外物（无为）。而在精神上超越一切具体界限而在时空中遨游，这样便不受任何条件的制约，便实现了“无侍”的逍遥游。
他们要创造一个人性善的社会。
孔子提倡孝亲敬祖，用孝悌忠恕四端来待人，就会建立起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从孝的原则出发，已延伸到爱所有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出“空乏其体”式的向人的内心开发的“心性学”。这都有力地促成了君臣、父子、夫妇的秩序的建立。中国人特点中的软弱、谦恭、自卑、忍让、苟安、轻信、面子、封闭等，都是由此而产生的。这就是中国人的人学。
正因如此，西方的哲学最终演绎为科学，中国的哲学最终演绎为以伦理学为核心的人学。
（三）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的三大核心价值观，整体性取向大一统的皇权，秩序性取向为大一统服务的宗族形式的秩序，中庸性取向非竟争性的安定，总之价值观都取向于人治。这种人治的结果不仅维护了千百年来皇权的统治者的利益，形成了璀璨的华夏文明和历史辉煌，稳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稳定，同时也由于这种价值观的不足，导致了近二百多年来中国科学的落后，国力的积贫、积弱，中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西方的三大核心价值观，个体性取向每个人的独立能力、崇尚个体的力量，自由性取向民主，竞争性取向比较进取。经过二千多年的走向，以原子论古哲学思想为遗传基因的西方文化在近二百年来逐步成为人类主流文化，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使得西方文明昌光流丽，耀眼辉煌，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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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平崛起必先实现中国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西文化遗传基因的差异使我们不难看出，以“元气论”为遗传基因的东方文化较之以“原子论”为遗传基因的西方文化，可以说是各有其长，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所形成的不同的思想行为准则。东方文化以老、庄、孔、孟为代表，他们要创造一个人性善的社会，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至今仍是符合全人类理想的构筑世界新秩序的美好蓝图。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千多年来，正是这种“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和谐哲学”，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维系了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形成“中庸”“和谐”的思想文化内涵。
（一）“三教合一”的“和谐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明显特征
东汉初期，佛教开始进入中国，汉末以来的政治大动荡和魏晋玄学的兴起，打破了儒家垄断知识的局面，汉末魏晋时期思想界活跃的局面，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思想环境。道教形成于东汉后期，到了唐朝，唐王子追认老子为远祖，道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进一步发展，南北道教合流，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中国哲学思想，使得隋唐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政治体制比秦汉帝国更能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以“元气论”为基础的儒、道、佛“三教合一”所形成的“和谐文化”与“和谐哲学”才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千年帝国的持续发展而不至于没落，千百年来东方文明得以名振四海，天下共仰。
（二）中国思想文化的人学特征
这种“三教合一”的“和谐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明显特征：一是提倡全人类文明的“五湖四海”，中国从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宗族主义、部落主义、山头主义，否则中国的统一也就难以维系。二是儒家讲“仁爱”，道家讲“不争”，佛家讲“慈悲”融合成现代社会科学所说的“社会向善文化”。中国文化讲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共生共存、相互包容。而不像西方文化那样生硬地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和民族。三是有老子反对“以百姓为刍狗”，孟子赞成除掉专政的“独夫”这样的中国本土“民族主义”思想。在佛教传来印度“平等”思想的结合下，一方面统治者面向草根群众，发展了“父母官”必须有“子养下民”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唤醒了广大农民争取生存权利的觉悟。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客观地促进中华民族不断自新、自清。实质上，在中国当前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原则，按照“元气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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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说应该正确理解为“以民为本”、“以德为本”。简言之，只有除去“官气”，社会才能和谐。如果按照“原子论”的哲学起源说来认识“以人为本”，就只能理解为“以我为本”、“以人权为本”、“以自由为本”。因此，就会导致人类价值观的混乱，走出一条“以我为本”的单边世界之路。四是我们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有机联系的，而且自始至终贯穿在中国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娱乐、艺术、电视、电影各个领域之中。
（三）弘扬精华，摒弃糟粕，实现民族文化新的复兴
以“原子论”哲学思想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经过二千多年的走向，形成了近二百多年来的无与伦比的辉煌，成为当今人类发展的主流文化。然而也应当看到，西方文化在促进科技创新、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创造性的破坏”。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冒险意识，一方面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而另一方面却造成了社会繁荣背后的道德真空，这种道德真空可以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打压中国，妄图遏制中国崛起的心态中查觉。西方人对中国之崛起，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感到惊愕、担忧、妒忌，甚至恐惧，它们总想让中国的崛起打上西方文化的烙印。然而，西方社会虽注重强调民生、人权、科学，但缺乏人性的平衡、缺乏和谐，很难为中国文化所传承。西方文化中无节制的欲望、对金钱的贪婪，其中包括美国政治在世界上的霸道，都和西方在思想体系上的欠缺有关。西方近现代文化虽昌盛于世二百多年，恰恰正是西方文化的普及带给现代人类社会一个恶果，那就是道德真空和人类的仁爱精神的沦丧。
因此，我们不要用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语境去讲中国的道理。习近平最近提出，我们应当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提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致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文化和中国语境来认识世界，你会觉得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任何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因此，和平崛起之中国不可能打上西方的政治文化之烙印，在一定时间内，东西方文化都不会将对方同化，但太阳在东方升起，东方文化的千年辉煌将会再度出现。我们要积极吸纳西方哲学思想和西方文化的精髓，发挥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成果复制能力极强的优势，把西方文化中好的一面拿来为我所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弘扬自身文化的精华，摒弃糟粕，重塑东方文化所拥有的信仰精神、求知精神、仁爱精神的传统优势，实现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伟大复兴，再现一个东方文明千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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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不同的价值观构成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来源于不同的遗传基因。本文通过试析中西方文化遗传基因之差异，剖析了双方不同的发展和演绎方向，指出我国与西方所形成的完全不相同的三大核心价值观，同时指出由于我国思想文化及价值观上的不足，才会导致近二百多年来科学落后，国力积贫积弱的现象，明确提出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复兴必须首先实现思想文化复兴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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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汉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第17版[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8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121
[3]汉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第17版[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76 [4]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1：15 [5]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1：16 [6]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1：17 [7]汉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第17版[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83 [8]汉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第17版[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84 [9]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1：198
[10]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1：47 [11]尚明.中国古代人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 [12]尚明.中国古代人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19 [13]尚明.中国古代人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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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汉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第17版[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 [3]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1 [4]尚明.中国古代人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尚书正义.卷十二·洪范第六 [6]国语·郑语 [7]国语·周语 [8]庄子·知北游 [9]荀子·王制 [10]正蒙·参两 [11]周易外传·序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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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摘要: 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工具。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唯一传承千年的文明和民族。中国的礼仪，始于夏商周，盛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