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之三不朽_论曾国藩的史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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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曾国藩之三不朽

摘 要：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蒋介石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并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国藩恪守臣道，思不出其位，故其为文也，循规蹈矩，无汪洋姿肆气象”。关键词：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梁启超对曾国藩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其曾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1]。

[2]“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立德者或许没有机遇或者天赋，难于立功立言。立功者可以立德，却难于立言。立言者也可以立德，却难于立功。

毛泽东说，曾国藩是达到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至高境界之完人。

曾国藩走的是先立德，后立功、立言的路子，即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于内而成于外。我以为他的成功来自于对内心严格的修炼，这是一种压抑式的自省。

一、立德

过去的“立德”主要讲的是私德，个人修养多年，一遇外部社会的冲击，瞬间即可土崩瓦解。现在要讲的首先应是公德。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秩序和规范需要人们自觉去维护，这甚至包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对所交往的人讲诚信，救死扶伤等等。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会有很好的品行。这时候的立德，是社会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任何人都是不可回避的。真正无穷的力量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榜样，所以没有必要呼唤圣人或“雷锋”出现，每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德”，就将形成真正文明的社会环境，这比起塑造一些头上有光环的道德大师供人们去瞻仰实际得多。

“誉之则为圣贤，毁之则为元凶，大誉大毁，集于一人之身，真乃古今第一人！修德省身，纵横捭阖，儒之大将。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又刚，贞之以

恒，帅之以诚。”[3]

不切实际的大道理很多人都会讲，可是事实上很多情况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寸步难行”，或者半途而废，或者功亏一匮，总之成功者鲜矣。曾文正的成功是大成，他的事功固然伟大，然而让人感动的却是他的伟大人格。

左宗棠曾暗示曾国藩“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恳请曾国藩自立为王。[4]曾国藩攻破南京后威镇天下，功高盖主，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他举湘军起事，自立为王的最佳时机。否则兔死狗烹，朝廷对曾国藩轻则将罢免其军权，重则亦可能暗下毒手。因而这个时候也是曾国藩对称帝一事感到最犹豫最彷徨的时候，此时王闿运再度向他提出此事，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怒不可扼，严词拒绝，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而沉思的结果就是他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山高心自知。[5] “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说的是一种人生境界，颇为类似张骞对蔡锷的评价：“须知蔡先生之所以可敬，不在云南起义，推翻帝制，拥护共和，而在能本其固有之良心，不争私利，不贪天功，以尽瘁国事”。

二、立功

当“立功”不再为某个朝廷所驱使的时候，这个词会因其平民化而显得生气勃勃。什么是“功”？现在可解释为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一个企业家办好他的工厂，一个科学家取得科研的突破，一个工程师完成了某个项目，一个农民在自己的田地里获得丰收„„等等，都和军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一样，立下了功业。在人们完成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立功”从来就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做的事，而是平民百姓对社会的贡献。问题只是在于，做成的每一件事，不仅要利在当代，更要功在千秋，这个“功”方才立得起来。

老话说：“子不嫌母丑”，这句话是分三部分说的，第一部分：母丑是客观事实；第二部分：子不嫌是道德歌颂对象；第三部分：子不嫌不是审美观念的颠倒，主观上还是希望母美。当时，清朝立国已久，其合法性的争论在当时已经趋于平淡，作为一个刻苦攻读的儒生，想有所作为，想保境安民，想精忠报国，想名垂千古，必须革命。作为一名从未经历战阵的书生，曾国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作好不计成败得失、不顾安危祸福、抛却身家性命的准备。正如他在给江忠源（湘军初期统帅）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6]在征剿太平天国的历次战阵中，曾国藩两次自杀，多次留下遗嘱，随时作好自杀效命的思想准备，真可谓提着脑袋“干革命”。正是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响了后代无数热血青年。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11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剧，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是起兵反叛清朝，问鼎

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第三条路，放弃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可能会改朝换代的机会！如果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清王朝，那他也就不是历史上的曾国藩，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

天津教案一事亦为曾国藩一大转折点。当时七国联军联合向清廷抗议，并麇集军舰示威天津海面。在这种困窘万分、危急四伏的情势之下，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无疑是一只滚烫的山芋。岂止烫手，简直就是各种敌对势力不谋而合地纠集在一起设下的一个陷阱、制造的一个悖论、打下的一个死结。表面看来，对立者只有洋人与清廷两方，实际则分为四个错综复杂的层次，除洋人与清廷外，还有士大夫与百姓。这四个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观点与利益，都希望通过曾国藩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说，指向他的四种力量，除了希冀与索取外，没有哪一种会去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曾国藩不可能让所有敌对集团全部满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团的利益全然不顾，这就决定了无论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为祭坛上的一只“替罪羊”。曾国藩受命临行前，又一次写好遗嘱。到达天津后，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为，但仍周旋于各方，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与案情审讯，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指出并无教堂拐骗人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之事，并详细分析了之所以产生种种谣传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曾国藩顶住法国公使要求处决府县抵命、清廷严厉催逼及凶手或藏匿难缉或无人招供等多重压力，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府县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判处20名凶犯死刑，29名充军流放；赔偿（包括抚恤）白银497000余两；派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其“实心和好”。

其实，曾国藩要做一个民族英雄并不难，他本是一个血性之人，也可以将洋人抗议置若罔闻，不问青红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发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号召国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如果曾国藩这样做了，肯定会成为舆论与大清国的民族英雄。“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遣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鬨，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強弱，和战利害，维自引咎，不一辩也。”[7]况且天津教案的主要过失在于中方，曾国藩只能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这又是一个曾国藩立德的力证！

纵观中国历代战争中的所有主和者与谈判者，最后无不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嫌疑与下场。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天无二日、唯我独尊，没有多元化，没有兼容并蓄，没有平等共存，只有征服屠戮、臣服朝贡。

三、立言

“立言”在历史上是最具风险的事，从当年司马迁因说直话而遭到宫刑，到明清的文字狱使无数小知识分子丢掉头颅，直至前几十年文化被“革命”，万马齐喑究可哀，使人们觉得立德易立功易而立言最难。其实，立言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玄妙，无非就是坚持真理，发现真理，给这个世界留下人类的精神财富，而这

却不是修身养性或是只有勇气就可以办到的。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立言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要总结历史，要研究现实，要预测将来，还要敢于说真话。而历史是扑朔迷离的，现实是错综复杂的，谁能洞若观火？！能够“立言”的人，中国还是有一些的，但毕竟不多，象鲁迅那样的人算是吧。

曾国藩在文学上是中兴桐城古文派的代表。其文章私淑方苞、姚鼐，自谓粗解古文是由姚鼐启迪。他治学、作文主张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曾作《欧阳生文集序》标称桐城派源流和许多作者。由于他居身显要，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样以他为中心，众多门生故吏为之推波助澜，使桐城派古文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不过曾国藩为文务闳丽，与桐城派清淡简朴的文风不同，于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之外，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再加上他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文风舒展而有气势，雄浑而富底蕴，实际上在桐城派的基础上创立了颇有曾氏风格和气派的“湘乡派”。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冰鉴》尚存疑）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更是影响深远。钱穆评及曾国藩家庭教育观时说：“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其子弟，此乃一种家庭教育。”台湾学者侯王渝评道：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言近旨远，意诚词恳，娓娓不倦，尤足振聩发聋，警顽立懦，使人涤瑕荡秽，化恶迁善，于转移风尚，变化气质，所关匪浅”。正因为如此，从清末到民国，从富国到贫民，从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众，都争相效法曾国藩治国之道，影响至今，实出乎曾国藩本人意料之外。

曾国藩总结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而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我们的历史的影响大家是知道的。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蒋介石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并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国藩恪守臣道，思不出其位，故其为文也，循规蹈矩，无汪洋姿肆气象”。

而且曾国藩的成名与崛起亦与其文学成就有着密切的关联。曾国藩是一位弃笔从戎的典型代表，他带兵打仗的时候都已经四十有余。之前曾国藩位居翰林，学问高、文章好，得到湘南知识分子的推崇，也正是这个时候，曾国藩培养了众多门生，并在之后的洋务运动中杜拔头筹。而另一方面，他也是凭借着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才组织起了一支纪律比较严明，具有战斗力的军队，这样他才成为了晚清的军事骨干。

后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风云人物，中国本土最具勇敢坚毅的改革家，中国历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理想的化身，曾国藩的离世，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消失。

从传统的意义上讲“立德立功立言”的概念，主要是说人对社会的影响，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且不论其中蕴涵着的封建思想的糟粕，仅就字面的通

俗含义来看，立德就是做圣人，做好事，做一个社会认可的“光辉榜样”，用现代语言就是做一个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雷锋”。立功就是做英雄，做征战四方屡建奇功的大将军，或是安民有道明镜高悬的大清官，再或是拯民于水火的救世主，反正在当世要有功德无量的口碑，对后世要有功业千秋的记载。立言就是做文章，著书立说，而且这个文章是传世之作。从道理上说要接近绝对真理，从文采上看要万世流芳。这“三立”的标准不能不说是极高的，但正因为其高，才使得历史上一代代士子们将此作为人生理想而奋斗终生。“三立”的概念看起来是人对社会的影响，但在封建制度的社会框架中，人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人们所有的思想行为都淹没在封建社会的附着关系上，所以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在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极贴切的注释。当然，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念下，确也培养出不少有德有才的人，成就了一些历史名人，对当时的社会安定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封建统治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所获得的好处却是太多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立德立功立言”作为现代人为人处世的基本理念还有没有意义呢？我想还是有的，不过其内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人的生命是为了某一帝王或某一朝代而存在，开口闭口为了“我大唐基业”“我大清江山”云云，将人们的社会活动牢牢地束缚在封建王朝的桎梏之中。所有的德、功、言必须在封建思想允许的范围内，稍有逾越必斧钺相加斩尽杀绝。现在的人们理所当然的要摒弃那些过时的以及貌似先进其实陈腐的观念，在社会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自行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决定自己的作为，走一条全新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路。

人生在世，要活得有意义，主观上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的愿望，客观上也就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是物质财富抑或是精神财富。那么怎么去做，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立德立功立言”一说还真如古人所论，“虽久不废”，始终是左右人们行为的一种思想规范。

依我之见，曾国藩，立德——他以儒家为宗，每日修身养性，砥砺自律，戒骄慎独，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立功——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立言——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

圣贤已逝，大儒已亡，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已然进入末世，而本质意义的西学欲进入中国却破门而不得入。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按说早该到来却如难产的婴儿仍挣扎于母腹之中，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前行的步履，变得那么迷惘而惶惑、彷徨而犹豫、蹒跚而踉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类钞序[M].上海：广益书局，民国二十四年.[2]《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答范宣子关于“死而不朽”之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3]黄琳.品读曾国藩—做人做事做官[M].北京：中国三峡，2008.[4]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印行，1936.[5]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6.[7]赵尔巽等.清史稿·曾国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