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文言文避讳现象研究_高中文言语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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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文言文避讳现象研究
吴伟伟
南宋人岳珂在其著作《桯史》中记载了这么一件故事：
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实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旧有一对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遍国中无能属者。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诗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辩，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谨閟而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祖之庙讳也。‛使出不意，大骇服。
（卷第二‚东坡属对‛条）
辽使提出的上联，难就难在“数字”与其所限定的“事物（名词）”的搭配。按照语法分析，出句是个同位词组，“三光”=“日月星”，换言之，即“
（三）X”=“A、B、C”，“日月星”是并列结构，可以写作“日、月、星”。对句也必须“结构相应”，构造同位词组“（非三）Y”=“M、N、O”（与X、A、B、C字面不同）。对此，苏东坡充分显示出了其敏捷的文思和过人的才识。“风”“雅”“颂”涵盖了《诗经》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而其中的“雅”又可分为“大雅”与“小雅”，故可以统称为“四诗”。至于“四德元亨利”，按照北宋理学家程颐解释《周易·乾卦》“乾，元亨利贞”的说法：“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显然，苏东坡的下联在内容上是残缺的，有遗漏的，这正是辽使“睢盱，欲起辩”的原因。然而辽使最终恍过神来，“大骇服”，正是因为明白了苏东坡所运用的技巧——利用了宋仁宗的庙讳。宋仁宗，名赵祯。“祯”与“贞”属于嫌名，而这在宋代自然是要避讳的。
庙讳，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属于国讳，亦即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而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避讳现象在中国古代非常地普遍，所谓“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避讳的方式也有很多，如空字、缺笔、改音等等，而用的最多的，是改字法。这也出现在高中文言文中，今查“苏教版”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存在避讳现象的文句列举如下：
1.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2.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
——以上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3.几世几年，摽掠其人。4.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
5.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
——以上杜牧《阿房宫赋》
6.以子之道，移之官理。7.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8.吾问养树，得养人术。
——以上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以上8句按其避讳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两组。其中，第1、2、3、4、5、8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民”字为“人”字；第6、7句避唐高宗李治讳，改“治”字为“理”字。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均为避唐代帝王庙讳。
历代避讳制度，宽严各异，并无定制，但其立法制诏却有着共同的参照，那就是传统儒家经典中的礼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礼记》上的经文。《礼记》作为儒家“三礼”之一，在唐代列入“九经”，到了宋代又列入“十三经”，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有关避讳的观点，收入《礼记·曲礼》的上下篇中，如《曲礼上》：
‚卒哭乃讳。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东汉郑玄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偏，谓二名不一一讳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
又如《曲礼下》：
‚卒哭乃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自寝门至于库门。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
唐代的避讳制度，自然也是借鉴和改进了之前各朝代的避讳制度而形成的。相关的律令，在各种典籍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对比三篇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试分析如下：
一、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写作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其中的避讳之举，符合《唐律》的规定。如《唐律·职制律》云：
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
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嫌名，谓若禹与雨、丘与区。二名，谓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之类。
（疏议曰：普天率土，莫匪王臣。制字立名，辄犯宗庙讳者，合徒三年。若嫌名者，则礼云‚禹与雨‛，谓声嫌而字殊；‚丘与区‛，意嫌而理别。‚及二名偏犯者‛，谓复名而单犯并不坐，谓孔子母名徵在，孔子云‚季孙之忧，不在颛臾‛，即不言徵；又云‚杞不足徵‛，即不言在。此色既多，故云‚之类‛。）
因其属于臣子向帝王进谏的文书，所以需要避当朝帝王的名讳。但是《唐律》实际上是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以《贞观律》为基础编纂修改而成的《永徽律》，所以对于唐太宗一朝并不完全适用，尤其“为名字触犯者”一条，我们可以找到的例子就有当时的大臣虞世南和李世勣名字中的“世”字，以及当时中央机构尚书省六部中的民部，其中“民”字并不避讳。而唐太宗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显得十分宽大，君臣相安无事。据《唐会要》卷二十三：
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宫总万几。下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旨。近代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诰。今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
所以当时所避讳的只是“世”“民”二字连用而已。而李世勣改名李勣，民部改称户部，则是唐高宗即位以后的事了。据《旧唐书•高宗纪》：
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名。上以贞观初不讳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从之。
二、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写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文中对唐太宗与唐高宗庙讳均进行了改字避讳，改“民”字为“人”字，这在他日后的《捕蛇者说》当中也有体现，如“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同时，改“治”字为“理”字。《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除太祖为不祧之祖外，大抵七世以内则讳之，七世以上则亲尽，迁其主于祧，而致新主于庙，其已祧者则不讳也。其时距离唐太宗为为六世，距离唐高宗为五世，故行文避讳。
三、杜牧的《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依据是作者在《上知已文章启》文中所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文中有“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句，则“民”字已讳称“人”字，而“世”字似未避讳。按《唐会要》卷二十三：
（唐高宗）显庆五年正月一日诏：‚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抄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
及《日知录》卷二十三：
《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元年，礼仪使奏言：‘谨按《礼记》曰：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此谓已迁之庙，则不讳也。今顺宗神主升袝礼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请依礼不讳。’制可。‛文宗开成中，刻石经，凡高祖、太宗及肃、代、德、顺、宪、穆、敬七宗讳，并缺点画；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则不缺；文宗见为天子，依古卒哭乃讳，故御名亦不缺。
据此可知，唐代的避讳，除了改字法之外，至少从高宗显庆初年起，并行的已有缺笔一法。“世”字在当时的写法，如乾封元年《于志宁碑》，“世武”世字作卅；仪凤二年《李勣碑》，王世充世字特缺中一笔；或者，从“世”之字改为从“云”，或从“曳”。同时可知，唐太宗虽然距离唐敬宗已过七世，但其神主显然属于不祧之列，庙讳在唐代始终是要避讳的。所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阿房宫赋》，对“世”“民”二字均进行了避讳，其中“民”字改称“人”字；而“世”字在原文上应该为缺笔，而在后代的翻刻刊印中，后人进行了回改。
综观以上各条律令，可知唐代避讳制度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已祧不讳。至于其实际的效果，按照陈垣先生的观点，那就是“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甚盛。”甚至是后代的人，仍有遵守唐太宗庙讳的例子。如《日知录》卷二十三： 孟蜀所刻石经，于唐高祖、太宗讳皆缺书。石晋《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南汉刘岩尊其父谦为代祖圣武皇帝，犹以‚代‛字易‚世‛。至宋，益远矣，而乾德三年《卜諲伏羲女娲庙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孙冲序绛守居园池记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其于旧君之礼，何其厚与！
这就是风尚或者崇敬使然了。参考书目：
《史讳举例》，陈垣著，中华书局2004年5月新1版。《容斋随笔》，（宋）洪迈著，岳麓书社1994年10月第1版。《日知录集释》，顾炎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1版。《唐会要》，（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55年6月第1版。《礼记校注》，陈戍国撰，岳麓书社2004年5月第1版。《桯史》，（宋）岳珂撰，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1版。《齐东野语》，（宋）周密撰，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