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学”教育理论研究_中学教育模式打造
“做中学”教育理论研究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学教育模式打造”。
“做中学”教育理论研究
国内外教育学家及教育工作者，非常重视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做中学”的意义，从杜威，到陶行知，到各学科普通教师。本文将从内涵、背景与目标、理论基础、实施方式等方面，对当代“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与杜威“从做中学”和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进行比较,以求对当前“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内涵的比较
这里的内涵具体指“做”什么?怎样“做”?以及“教”、“学”、“做”的关系。
(一)杜威“从做中学”的内涵
杜威的“从做中学”不完全针对科学教学,而是“涉及一切活动,它包括使用中介的材料、用具以及使用各种有意识地用以获得结果的各种技巧。它涉及各种用工具和材料去进行的表现和建造,一切形式的艺术活动和手工活动……还包括要动手的科学研究,对研究材料的搜集、对器具的管理、工作进行中和记录实验情况所需的活动程序。”由此可见,杜威的“做”至少包括艺术创作、手工活动和科学探究三方面,而且,他在教学实践中更重视手工活动。
杜威非常重视科学方法,把科学方法作为教育的基本目标。他认为“在时间先后和重要程度上,把科学作为方法的看法优于把科学作为事实材料的看法”,把科学方法作为“做”的依据和程序,具体分成五个基本阶段: 1.出现一个问题情境;2.将起初的疑难明确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3.提出解决问题的种种猜想;4.判断各种假设的含义和结果,从中选择最可能解决问题的假设;5.投入解决问题,证明假设。
杜威特别强调学生的本能和兴趣,他认为,“从做中学”时,必须排除由于外部强制或命令的行动。所以,杜威建议取消讲授,主要采用答疑和活动作业。他认为“教师有权为教师,正是因为他最懂得儿童的需要和可能,从而能够计划他们的工作。”
(二)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内涵
陶行知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也不是专门针对科学教学。他更强调做生活中的事,做社会中的事。例如,陶行知大胆地组织晓庄师范师生参与中国科学社在南京附近进行的科学调查研究活动,开展了晓庄地质、晓庄昆虫、晓庄野兽、晓庄鸟雀、晓庄农产、晓庄草药及生物分布情况等课题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陶行知还率先把科学实验方法引进教育领域,他在重庆育才学校开设了《科学方法》课。其中既包括学习的方法,科研的方法,探讨创造的方法,还有科学的发明创造过程中的思想和心理素质的训练。
陶行知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他的“教学做合一”思想充满着辩证统一思想,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做”这个实践过程中得到良性的运作,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陶先生还鼓励教师的创造性,认为:“倘使不照书本上所说而能独出心裁地指导小朋友在做上追求真知,那就格外的好了。”
(三)当代“做中学”的具体内涵
与前两者不同,当代“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明确针对科学教育而言,“做”和“学”特指科学探究活动和科学学习。通常是通过学生提问或通过教师提出一个源于学生生活的问题,让学生运用全部感官“摸、尝、看、闻、听”,引领着学生主动地探究问题的答案,在探究中逐步构架起自己的知识结构。
“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让儿童充分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做”的过程比杜威和陶行知“做”的过程更明确和精致。
“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非常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教师的首要任务是为儿童创设一种情境,使儿童能在这种情境中发现和思考问题;当问题提出来以后,教师是要引导学生去探索,帮助孩子构建新知识;教师在整个教学中是儿童探究过程的合作者、联络者、组织者、帮助者和引领者,而不是控制者、策划者和主导者。
二、背景与目标的比较
(一)杜威“从做中学”的背景与目标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由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强国,社会需要大批既有科学知识又能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人。但美国当时的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主要还是承袭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老传统,形式主义的、呆板的教育仍占统治地位,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所以杜威致力于通过“从做中学”培养面向不断变化社会的实用人才。在他看来,儿童通过自己的做,既学会了如何做,也增强了信心,又培养了社会精神,从而在面对新的环境时就会无所畏惧。
(二)“教学做合一”的背景与目标
陶行知生活在旧中国动荡的年代,长期的军阀混战、外寇入侵使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严重落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社会不仅需要科学技术人才,也需要广大民众对科学的了解;不仅需要知识的学习,更需要唤起民众的社会责任感。而这时的中国还延续着封建社会的教育传统,死读书、读死书,即使在科学课程中,也仍旧按读经书的方法。曾在美国师从杜威的陶行知回国后,面对当时国内教育的现状和弊端,积极倡导“教学做合一”,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为新中国培养科学人才,普及科学,创造富强的社会。
(三)当代“做中学”的背景与目标
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长期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教师传授轻学生探究,重实用价值轻科学精神教育等问题。21世纪初,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开始全面启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改革经验,加强儿童科学教育,改变传统的“说科学、听科学”方式,实施“做中学”,是科学教育改革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共同诉求。它的目标是让所有学前和小学阶段的儿童有机会亲历探究自然奥秘的过程,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建构基础性的科学知识,获得初步的科学探究能力,为其成长为具有良好科学素质的未来公民打下必要的基础。并期望从科学教育改革入手,探索一条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途径。
三、理论基础比较
(一)杜威“从做中学”的理论基础
“经验”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过感官被动获得的一些散乱的感觉印象,而是指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杜威把教育看成是“经验的改造和重新组织”,教学就是通过儿童主动活动去检验一切和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在社会观方面,杜威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在他看来,人在不安定的世界能延续下来不是靠所谓的“真理”,而是靠不断改造的经验,或者从根本上说是凭借经验中所具有的反省思维即探究能力。而探究能力的养成需要不断地行动,不断地进行实验和探索。本能论心理学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又一理论基础。杜威认为,心理活动的实质在于有机体采取一定的行动来适应环境满足自己需要。教育就是要把儿童的“天赋资源”挖掘出来。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及他的“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体系。
(二)“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基础
陶行知曾师从于杜威,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同意杜威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特别是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阳明学说”,并吸取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合理内核,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他批评杜威把生活从属于教育,把社会缩小进学校,过分注重学生天性。他把杜威理论翻转了一半,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体系。
(三)当代“做中学”理论基础
与前两者不同,“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是科学家主导的。无论是“Hands-on”的发起人、美国的科学能力建设委员会主席勒德曼博士,“LaMain a La Pate(LMLAP)”的领导者、法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萨帕克教授,还是中国“做中学”项目的倡导者和积极推进者韦钰院士,他们都是关心教育的科学家。他们更具有对现代科学教育的理解,对科学本质和科学探究过程深刻的把握。
“做中学”理论基础除了传统教育学理论,还吸收了建构主义理论,以及以概念转化等内容为中心的现代学习理论和儿童发展心理学。在这之前的科学探究主要强调的是探究过程,后来虽受到皮亚杰儿童发展理论的影响,重视科学概念的建立,但也仅仅认为儿童科学概念的建立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受外界的影响,强调的是“发现”。“做中学”探究式学习则强调科学探究应该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主动的建构过程,既强调过程也强调内容,既强调在探究的过程中要“动手”,更强调要“动脑”,在探究中完成概念的形成或转化。就像韦钰提出的“要围绕科学概念来组织科学教育”,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探究式科学教育的效率明显提高了。
脑科学与学习科学的结合是当代“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特征。近几十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脑成像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使得科学家可以更精细地研究人的精神状态和活动过程,甚至可以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到有关学生学习科学概念过程的脑图像,这就使我们对儿童科学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从而可以更好地指导科学教学。
四、实施方式比较
(一)杜威“从做中学”教育改革实施方式
杜威曾创办实验学校来试验他的教育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在1896-1903年创办的“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这是构成杜威全部教育理论的实验基础。据说,“实验学校儿童中途退学极少,毕业后升入州立大学、工业专门学校或商业专科者占该校几年来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一”。但后来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被改为仅供学生试教的实习学校,改革实验被迫停止。
(二)“教学做合一”教育改革实施方式
陶行知为了实现他的教育理想,也先后在南京晓庄师范、上海“自然学园”、重庆育才学校等地从事科学教育实践。与杜威不同的是,陶行知十分重视教师培养。
(三)当代“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实施方式
当前我国“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是有组织的，具有明确的教育理念、目标和准则,追求实效性和可操作性,有一套合理的现代化运作模式。重视师资培养和案例开发与改进的互动,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引导教师对儿童学习特点和“做中学”科学教育原则的理解,通过教师参与进行案例设计和实践改进,并借助于科学工作者和教育研究人员,逐步开发出一批优秀的“做中学”案例。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杜威、陶行知的教育主张与今日科学教育界正在实施的“做中学”有相通之处和内在联系:它们都是针对社会和教育现实中的弊端发起的一种教学改革活动;都是在考虑了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基础上倡导的强调动手实践的一种学习方式;都倡导创设情境、激发学生主动性,注重科学方法学习;都在理论指导下进行了教学试验,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当代“做中学”绝不是杜威或者陶行知思想的简单继承和翻版,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背景、目标、理论基础和实施方式。
杜威的“从做中学”把儿童的主动性理想化,忽视了教师指导和系统知识传授,正如有的学者评论,杜威“从做中学”这一理论表面上保护儿童“个人的主动性”,实质上使他们在其所经历的有限的、自发的经验过程中,顺便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加强了教师的指导作用,是对杜威“从做中学”的校正和本土化,但由于当时社会原因,也由于没有形成可操作性的方法和一套推广的措施和支持系统,最终没能真正改变中国科学教育的状况。
而我国“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基于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由政府支持的国家科学教育改革实验,案例式的推进、基于“做中学”实践的教学研究和教师培训、多方参与和社会共建的整合、基于网络支持的国际合作等都使得“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得以稳定和迅速发展。
“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培养儿童的探究能力,为今后初中、高中实施以探究学习为主的科学课程改革打下了基础,而且,这种探究学习方式会深深影响儿童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有助于在学校乃至社会形成“爱科学、做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文化氛围。它必将对健全、完善我国科学教育体系,发展、丰富科学教育理论,提高科学教育质量,推进全社会科学文化建设,提高民族素质具有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