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钱端升_一蓑烟草任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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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 钱端升

江平（1930年—）浙江宁波人。1948年-1949年，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1956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83年-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还担任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1992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85年至今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1995年至今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江平的最低谷，出现在1957年。

这一年，在“引蛇出洞”整风下，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刚一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学院坦呈看法，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人民的阵营”划入“敌人的阵营”，不准许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

放弃燕京大学新闻系投身革命、并第一批公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单纯的江平对国内政治情况一无所知。

如今，江平仍梦到被划为“右派”那惊心动魄场面，醒来后心有余悸。“右派”帽子让时年27岁的江平厄运不断，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江平累到连火车声音都没有听到，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打成右派、离婚、断腿，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那之后的岁月，江平在苦难中求生存：1963年开始教俄语，“*”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其间，江平再次组织了家庭，妻子的父亲是一样的右派身份。

江平学生曾听师母回忆当年艰难：在延庆改造劳动的江平单身带儿子，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

江平也曾经对前途悲观过，“*”后期，他把省吃俭用从苏联带回来的珍贵法律书籍，绝大部分当成废纸卖掉了，这令他遗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与法律隔绝，江平经历了知识分子最苦闷的22年，他视之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1979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时，白发已经爬上了江平的额头。

为私权呐喊 在江平看来，中国真正的复兴在于私权真正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但过程会遇到艰难险阻，“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我们最近关于拆迁法的研究，如何保证私人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一节“光华学者论坛”，受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接见。

马英九与贺卫方、江平见面。

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前，人头攒动，灯火通明。钱端升正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听众掌声雷动之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在围墙外鸣枪相威胁。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钱氏却仍然高声健谈，与枪声相应和„„

这是1945年11月25日夜，钱端升在西南联大做时事演讲。有在场学生事后叹道：“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钱端升铜像

——在中国政法大学人声喧闹的食堂里，一位退休司机当众对一位研究钱端升的青年教师说：“钱端升？哼，他妈的，“*”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这是1985年的11月。解放后一度担任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院长的钱端升，成了退休司机炫耀“武功”的谈资。

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内中写道：“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如此种种，让钱端升的旧友——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感觉“诧异”。1972年，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但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使单独聊天时，钱端升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不只是费正清，没有人能真正清楚，在这“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1982年，身患重病行走不便的钱端升，却破例参加了一个追悼会。死者是钱端升在哈佛大学的弟子田保生。1949年后，原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的田保生，听从钱端升的劝告回国，担任外交学会国际法的编译工作。“*”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上吊自杀，后来才获“平反”。

时人回忆，钱端升默默站在弟子灵位前，注视良久，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蹒跚离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10月1日，钱端升和西南联大的另外九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双十协定”在桌面上签字后，背地下内战却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由于有关方面的干涉，原定于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召开的时事晚会被禁止，云南大学被勒令不得提供场所。后来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办。除了西南联大的学生外，社会各界也来不少人冲破军警特务的重重阻挠，约有6000多人前来聆听时事演讲。在主持人王瑞源简短致词后，钱端升便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西南联大草坪上掌声雷动。

突然间一声枪响，紧接着枪声大作，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住师生，企图鸣枪驱散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先生并没有因此终止他的演讲。国民党军警此计不成，又突然停电试图结束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和其他师生一道，又点起汽灯继续发表他们的看法，一直到会议结束。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19日的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的行动。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应该说，面对国民党的极权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气，他几乎从来没有退缩过，正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钱端升列举了政治学的三种用途：一是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可见，钱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奋力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和制度的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