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_中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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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两河流域（阿姆河和锡尔河）的大片草原与卡拉库姆、克孜尔库等沙漠组成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亚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争夺和活动的舞台；中亚处在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等强大文明圈的夹缝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或控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种文化在中亚生存、发展、冲撞，逐渐形成了中亚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取向模式,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并长期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体现并影响着国家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当我们今天对中亚局势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去了解中亚政治文化的历史。

一 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的雏形（公元前529－19世纪后半叶）

1、文明的更替与交融

公元前529年，波斯帝国侵入中亚并统治中亚达两个多世纪，留下了以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为代表的波斯文明。公元前329年，希腊文明侵入，先后有亚历山大称帝和条支、大夏的建立。而希腊文明对中亚中心地带的控制仅存62年，公元前3世纪，在中亚边缘地带建立了安息王朝，这里的文化反对希腊文化，仍保存着波斯文化的体系，并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心。到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推翻希腊化政权，建立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的建立使中亚开始形成了一种交融荟萃的复合文明的文化底蕴。

事实上，在贵霜王朝建立前，中国汉朝已经开始经营中亚。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7世纪设安西都护府，汉文化就一直在影响着中亚，但是中央王朝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有限，经济联络和文化传播薄弱，所以最多是形式上的占领，中亚也只是成为中央朝贡体系中的一分子而已，而一旦外在因素减弱或消失，中亚就将脱离中央的控制，重新回到独立的发展氛围之中。

7世纪阿拉伯帝国势力扩张到中亚，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事件，因为仅仅两个世纪的统治，却在中亚撒下了伊斯兰文明的燎原之火。经过12世纪的突厥系王朝、13－14世纪的蒙古风暴、14－15世纪的帖木尔帝国、15世纪的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脆弱、分散、缺乏独立精神，从波斯、希腊到华夏，一个个文明的交替出现，闪耀在中亚广阔天地多则数世纪少则数十年，而留给今天中亚的只是些史书的记忆和考古上的印证。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行的非常彻底，完全改变了中亚的原伊兰文化的主流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伊斯兰文明在中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强大生命力。

2、专制主义与宗教的政治化

古代中亚是本土民族与非中亚外侵民族轮番建国的政治舞台，与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同的是，由于常年的*与不安，中亚稳定的社会政治进程发展缓慢，直到19世纪中亚还普遍保留着农奴制度，农民耕种的土地实际是属于封建主的私人财产，农民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部落的首领们可以随意剥削他们属下的任何牧民。中亚的三汗国时代，人民的一切生存权和财产权力也是受汗（艾米尔）的专制统治摆布的。国家的政体形式是专制的，既没有任何法律，也没有任何社会准则，因此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汗国独裁统治者的意志。

中亚政治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的色彩，具是有很强的宗教背景，应该说，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同中亚本土文化的结合巩固了中亚政治体制的专制化，更加强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中亚各王朝的世俗君主既是宗教领袖，同时又是其信徒的精神导师，集政权、神权于一身。历史一再证明，具有宽容、包容和复合性的宗教具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所以政教合一制在中亚的影响是深刻的。

二 沙俄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沦落

沙俄政府为了控制中亚，使其更好地为沙皇俄国的利益服务，在正式吞并中亚地区后，通过种种手段，利用宗教、制度和移民政策不断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统治，极大地摧毁和改变着原本脆弱的中亚政治文化，对当地民族的世界观、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宗教。沙俄不断调整其宗教政策，收买笼络宗教上层人士、委派毛拉借宣传伊斯兰教文化渗透、推行伊斯兰教“不干涉”政策，利用宗教工具将中亚各种族思想统一到沙皇俄国的意志上来。

2、制度。为了在政治上使中亚融入俄国社会，沙俄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制度文化归服中亚各民族。规定总督、省督军的军政领导权由俄国军人掌握，而允许“执政苏丹”管理一二百名哥萨克军队和其下军政事务，以此消弱汗权；重新划分原有部族间的分割，引入俄式军政合一制度，以此和消弱和基本瓦解部落制势力；建立骨干教育制度，以此培养中间亲俄势力，消弱伊斯兰势力。

3、移民。为了彻底占领中亚，使“边疆区俄罗斯化”，并为下一步地对外扩张做准备，沙俄大规模推行有计划的殖民主义移民政策。从1871－1916年的46年间，俄国政府向中亚北部的移民就已经达到162.92万人。大量俄语居民的迁入改变了中亚很多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民族构成，使中亚地区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中亚地区原有的伊斯兰和突厥文化受到斯拉夫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压制。

三 苏联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巨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亚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着苏联各个时期对民族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不同取向，中亚各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政治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苏联烙印。而从烈度上来看，如果说沙俄时代中亚的俄罗斯化痕迹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苏联时代，尤其是苏联中后期，中亚旧有的伊斯兰化色彩的淡化就变得更加明显、而俄罗斯化的倾向也日益加深了。

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宗教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1917年12月3日，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告俄罗斯和东方穆斯林劳动人民书》郑重宣布：“俄国的穆斯林，……你们的信仰和习惯过去被沙皇和俄国的压迫者践踏了！今后，你们的信仰和习惯、你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地、无阻碍地来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吧！你们有权这样做。”然而，在意识形态的界定下，宗教是剥削制度的帮凶，是最保守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事实是，中亚的伊斯兰教受到严厉的打击，“反宗教宣传”贯穿于苏维埃的大部分时期。

其它的影响主要来自苏联时期的世族政策各方面：

1、苏联成立前－列宁时期的民族政策。在反对沙俄专制的斗争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提出根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实行民族自决的政策。应该说这些民族政策和理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论。而因为列宁本人在世时间很短，所以这些有利于中亚民族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并没有得到长期有效地贯彻。

2、苏联早期－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在斯大林当政前期，基本遵循了列宁时期的对中亚政策。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绩和党内斗争激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开始取消民族工作，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极大地恶化了中亚民族关系。

3、苏联中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方面批判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试图人为地加速消灭民族差别，急于用“苏联人民”取代包括中亚各民族在内的苏联其它各族人民。在具体工作中忽视整合民族关系，强行各共和国经济按专业分工，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表明，沙俄时代遗留下的大俄罗斯主义的恶劣影响在中亚并未得到清除，中亚各国的文化依然受到大俄罗斯化的压制和影响。

4、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新思维”的口号下，长时间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集中高强度爆发，从“改革苏维埃联邦制”到“完全彻底地实行联邦制原则”，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到“苏维埃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再到“苏维埃主权国家联邦”，最终解体。

四 独立后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新发展

1、复制的政治体制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找到一个适合本国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选择显现出若干特点，整体表现出局限性、借鉴性和整合性。中亚国家的独立没有经历长时期的探索与斗争，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结果，一经独立即获国际社会认可与接受，中亚上层政治精英多是苏联时期的党政领导人，他们长期受到的是苏联式的教育和政治模式熏陶，在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取向上所受的局限性比较大。由于是从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脱离出来，在惯性选择作用下，中亚五国密切注意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轨方面的举措，对于其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总统集权等重要内容都做了尽可能多的借鉴。在中亚政治体制的选择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俄罗斯因素。另外，正如前文所述，中亚地区在沙俄征服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雏形，沙俄的统治使这一进程被迫中断，在新的政治体制建立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唤醒这些沉睡了数十年的传统、文化和记忆，需要将传统因素与现实因素的整合。

2、伊斯兰教的复兴

伊斯兰教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宗教，苏联解体后，受到沙俄和苏联政权压制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全面复兴，迅速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组织、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数目迅速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亚五个主体民族中穆斯林的人口比重为79－95%。面对如此大的信教群体，世俗政权也不得不在施政中制定有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气氛日益浓重。

然而极端伊斯兰教对社会是有危害的，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对极端伊斯兰教普遍保持戒心。所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复兴。“在古代，政治与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紧密的联系着。这种联系一方面带来了有益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产生出很大弊病。特别是在近代，各国都出现了对这种弊病的强烈反对，由此导致了国家权利与宗教的分离。”

总之，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经历了独立之初的加速复兴和复苏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实践，而慢慢趋于追求理性和秩序。中亚地区并没有出现其它伊斯兰教中心区那样的持续动荡和战乱，伊斯兰教是中亚政治文化中始终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因素，其在中亚的复兴更多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回归、民族自觉性的复兴和国家独立稳定的需要。

3、民族国家的强化

中亚五国各主体民族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地从历史中寻找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渴望从悠久的中亚政治文化中汲取有利于本民族的光辉业绩，以此凝聚国民力量。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的是，因为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在地理上相邻、历史上相近、民族跨界居住情况非常普遍，所以各国对主体民族意识的强化力度非常之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亚国家各主体民族对自身个性的确立、强调和弘扬是中亚整体政治文化中新的发展组分，必将对未来整个地区的政治文化构成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干部任用上突出主体民族，而其它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很少得到重用。加强主体民族语言教育，逐渐降低俄罗斯语的影

响力。号召世界各地的主体民族回归“祖国”等。

4、融入世界的努力

人类步入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与电子技术的应用将世界各个角落连在一起，中亚五国再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偏于一隅而坐井底之蛙了。独立后的中亚在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对外交流中，表现出了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努力融入世界的渴望。虽然从苏联继承下来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丰富、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的中亚国家正不断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此为契机中亚国家也在努力以更好地融入这个外部世界，这也给中亚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如何在保持、恢复、宏扬本民族本地区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政治文化的成果，成为摆在中亚各国政治精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中亚政治文化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究竟去向何处，我们也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书目：

1）吴宏伟著，《中亚人口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3）丁笃本著，《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汪金国著，《多种文化力量任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杨恕著，《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