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与右_递进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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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超越左与右

吉登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党政治现象：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们各自的反面。欧洲如此，其他国家也不例外。吉登斯在对保守主义的各种形态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说明保守主义在它自己的演进中已经走向了反面，而向来以激进主义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却走向了只注重社会福利的保守主义。吉登斯按照保守主义的发展史，把保守主义划分为“老保守主义”、“哲学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勾画了保守主义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激进的“新右派”，即走向保守主义的反面思想历程。同时吉登斯也研究了社会主义从一种社会革命理论发展为它的保守形式“市场社会主义”的历程。他于是得出结论说，左与右的说法已经失去了意义，用吉登斯的话说，“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因此，“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做派的陈词滥调”。虽然东西方在左与右问题上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左与右之争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失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真理并不是装在某人口袋中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东西，所以，左右偏离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既然有不同的政党，那么，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党派之争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左右之争并不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会成为陈词滥调，况且“陈词滥调”也是会有人重复的。

吉登斯在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提出了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曾经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对资本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但是，他认识到，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了。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西方国家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程度都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所有者“失去了很多权力。国家控制了很多从前掌握在个人资本手中的决策权和资源，结果是把国有化与福利制度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在吉登斯看来，革命的时代毕竟已经成为过去，即他所谓简单现代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代化进程正在成为一种全球“反思”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接受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方式，而社会主义也正在借鉴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和单一了。吉登斯不像其他西方左翼作者那样喜欢使用“后现代”这个词，他认为用“反思的现代化”和“后传统社会”更能反映他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质的把握。吉登斯所谓“反思的现代化”有三大特征：一是“全球化冲击”；二是“日常生活和个人生化发生的变化”；三是“后传统社会的出现”。全球化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是深刻的，正如吉登斯所说的：“全球化影响有可能摧毁行为本土情境，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而这些反思性重组又会反过来影响全球化。“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广泛冲击的时代，每个人都会面临或者需要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我是谁？我该怎么做？我怎么面对外部的世界？这就是吉登斯为我们勾画的一个“反思的现代化”或“后传统社会”的情景。吉登斯把这种后传统社会称为“全球世界主义秩序”。吉登斯写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后传统社会的第一代，后传统这个词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后时代”。

其实，吉登斯所谓的“全球世界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他讲的“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这六点框架的主要内容是：（1）修复被破坏的团结，即重构

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修复被极端利己主义破坏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

（2）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解放政治转入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关注人类在一个开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3）结合反思社会的出现，推行积极的信任，提倡一种能动性政治，是个人与团体、国家与公民社会建立起积极的信任关系，以便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4）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会秩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种对话民主的社会制度；（5）为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反思的福利国家做好准备，并将其与解决全球贫困联系起来；（6）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等在内的各种暴力问题。吉登斯的这个激进政治框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构思。很显然，他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方案，在左翼与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融合。这是不少西方学者都在试图做的一项工作，其原因是人们在社会的发展中发现了原有理论和现实政治模式的局限。大量的事实和文献资料表明，不仅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且西方民主民主政治迷失也正因为其虚伪性而受到选民的消极抵制，从而使这种传统的西方民主模式遇到了挑战。这是许多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意识到的问题。因此，吉登斯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不失为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不仅如此，吉登斯还把社会团结和稳定、生活和生存问题、民主和对话以及反贫困、反暴力等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构想，也是很有价值并具有时代意义的。但是，吉登斯的这个框架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局限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没有在经济的层面上去了解社会主义问题，正如他在书中引述的熊彼特的那句话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去把握，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提出一个美好的构想不难的，难的是找出现实存在的困境和问题的原因，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二，吉登斯对于中国20年来的改革成就及其对社会主义理论和时间的重要意义等，都缺乏深入的了解，让他没有看到中国20年改革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其三，由于以上两个局限，使得吉登斯像大多数西方坐着一样，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矛盾做了错误的理解。首先是对于1989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和发生的变化缺乏准确的评价，或者换句话说，苏联模式的失败并非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这是许多作者都弄混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