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献词:经济学家正在偏离舞台中心_平台经济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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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新年献词:经济学家正在偏离舞台中心
本文原创作者:经济学家圈
去年热闹的产业政策之争仿佛是经济学家们谢幕前的高潮,2017年人们关注的焦点则已经转移到了科学家和企业家身上。所以马云敢说不要相信经济学家,计划经济是现实的可能的;杨元庆也在年底加入了“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讨论,刘强东则更进一步,说他们这一代将实现共产主义,引发社会一阵强喷,自己不得不出来解释,闪烁其词。
是的,我相信,这些人的内心是真的相信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的,他们相信技术能带领大家实现那些大词语,大词汇。尽管有人对这些词充满敌意甚至恐惧。无所谓,相信马云和刘强东的人越拉越多。天津市政府甚至发文直接指出:企业家是老大。
在互联网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一切都在重构,而经济学家正在偏离这个中心,偏离的意思就是正在远离,也就是已经落后这个时代。
我们一起来回顾2017年。网红经济学者 薛兆丰
北京大学的薛兆丰,2017年以千万以上的课程售卖额红遍网络,也惹得同一单位的同事北大国发院教授唐方方直接在公开场合批评薛兆丰不懂经济学,更是质疑薛兆丰不是北大校聘教授,批评院聘教授算什么北大教授,甚是热闹。经济学家圈的学者们肚量如此之小,真是令人捧腹。除了身份被质疑外,还有一批人质疑薛兆丰没有学术论文,讲课和论文本没有关系,不过薛兆丰也确是没有正规论文发表,原因不明。插入一个被质疑论文的人,那就是卷入幼儿园虐童事件的梁建章,有人质疑梁建章近年文章都是合作产生、并非其梁建章原创的质疑。
薛兆丰有很强的讲课感染力,他的网络卖课走红是他个人和平台的成功,但是更是打破了经济学家的生财之道。以郎咸平高峰期为例,一场演讲按30万计算,一年有10场演出算不少了,放大两倍计算,一年最多500万到600万收入,这还是受市场欢迎还敢明目张胆要钱的。北大清华达到这个价格的教授还不算多。我们以郎咸平收入计算,北大清华正教授一年收入50万,即使包含课题费,一年达到千万绝对是凤毛麟角。但是现在薛兆丰一年收入在2000万以上,这相当于颠覆了经济学家的收入规则,显然很多人不平,但是经济学家教授如此愤怒,倒是让人感觉到这些人是不是学经济学的。
和薛兆丰同样有着高收入的还有清华经管的宁向东教授。经济学家圈认为宁教授的公司治理课程国内优秀突出,此前也刊登过此人文章,不过宁教授胆子不大,韬光养晦太过于精明,很多文章发了甚是不便,也就发的少了。钱颖一
清华大学的钱颖一获得过中国经济学人奖,也入选了双一流教育,但是在教育部评估中却落的第三梯队的排名,这对一直标榜“教育家”的钱颖一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挑战。清华经管得益于朱槠基,在家业如此深厚的背景上,落得这么一个排名,不能算成功。
钱颖一这个教育家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高端的学术委员会上,这个委员会也大放异彩,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有朱总加持,高层接见,委员会的成员动力何在?当然不能否认,委员会让清华经管的学生更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世界上的企业家和投资家,这是其他高校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在信息传递如此发达,见面会独家内容不再稀缺的当下,企业家对于学生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作为教育家的钱颖一是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呢?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也天然带有清华的本义,即强调做事,但是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解释世界,这方面显然同应有的期盼不同。尤其不能否认的是,并非清华经管的老师不喜欢评论现实,而是评论之后声音散落无声。钱院长似乎应该深思一下原因何在。林毅夫的吉林报告林毅夫
吉林报告无疑是2017年的一个热点,林毅夫是经济学家圈的核心人物毋庸置疑。2017年吉林报告的发布,也引发了网络口水一片。对该报告的质疑是延续产业之争的争议,报道让吉林发展纺织业怎么能够振兴东北?营商环境的改善成为基本共识的今天,可是林毅夫团队却不着力这一点,于是一片质疑之声。
此事件林毅夫一方有不成熟的地方,即团队年轻人太多,而且气焰旺盛,不容别人质疑,而且争论过程中不断口出狂言,不像大家弟子,所以惹的田国强直接要林毅夫道歉。年底田国强与林毅夫同聚一堂,俩人谁先发言,林毅夫显示出谦谦君子风度,互相谦让,最后刘国恩用抛硬币的办法解决发言问题,二人哈哈大笑。
去年产业政策之争应该是有教训的,那就是林毅夫的粉丝们大大弱于张维迎的拥趸,给林毅夫打CALL的人显然又少又不行。不行在了傲气,不行在了解释力,不行在了胡乱说,不行在了目中无人,不行在了年轻人的不接地气,质疑文章中抛出郭德纲的段子是多么的不走心。张维迎
顺带说说张维迎,张维迎的演讲通俗,用语活泼,观点鲜明,粉丝众多,很多时候粉丝的力量就直接战胜了林毅夫的拥趸们。林毅夫也应该学习张维迎,壮大自己的弟子队伍和粉丝队伍,认同度越来越受到挑战是林毅夫不得不面对的尖锐的现实问题。张维迎今年坦诚了自己的学术之路,自己是坚定的哈耶克学派的中国衣钵继承者,为此还编了一本书《经济学原理》,简单翻阅,你看不出这本教科书和其他主流教科书的区别,不同与主流教科书的是张维迎在课本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演讲和新闻例子。就教科书本身来说,不够精致和系统,比如经济学研究什么(第7页),综述各家观点过于随意,而如阿尔钦的观点并没有介绍,这个圈君认为非常有必要介绍给学生,不知道是张维迎不知道还是故意不放的。圈君觉得张维迎是思想大师而非经济学大师,只不过是身份是经济学家而已。了解经济学思维还是要通读经典,不能靠几句宗教式的口号,尤其是学生更要注意。尴尬双一流
双一流是个大事,名单公布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关注。一流学科中经济学的地位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一些学校也并没有进入其中。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说经济学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所有社会科学中最为国际化、现代化和规范化的学科之一,也是最有希望率先冲击世界一流的一个学科。根据一些国际公认的排名,国内一些高校的经济学和商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已经跻身全球前200强乃至前100强,或者入选ESI世界前1%,具有很大的潜力实现进一步的跨越。可惜不是你,从名单公布看,教育部与高校之间存在认知差异。目前各高校双一流具体实施方案还没有出炉,根据名单我们略作推测各学校情况,考虑到经济学较少,我们将管理类也包括在内。
北京大学入选的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经济学院、国发院、光华管理学院北大三个院校不出意外的话都会囊括,值得一提的是,商业与管理落在光华的概率超过其他两个院校,经院祖上荣光,而国发院的政治地位也不低,光华实力雄厚,三院的存在让北大经济学入选也没有出乎意料。清华大学入选的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会计与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几个学科经管学院入选概率大(也可能包括五道口金融学院例如在金融学科下),从这一点上看,清华经管的江湖地位还是不低,多个学科入选也是比隔壁要强很多。
中国人民大学入选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农林经济管理,毕竟有红色血统,三个经济类学科不比北大少。其中农林管理类属于农村学院的,也体现了人大在农业发展方面的领先。要知道目前国内顶级的学者,大部分都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出身。
中央财经大学入选的是应用经济学,作为财经类正派院校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应用经济学(自定)。北京院校完毕,这里不包括刚成立的社科院大学。天津两个院校中南开大学没有经济学学科入选,天津大学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也就是没有纯经济学科入选。这里曾经有费雪弟子深耕并作出国际影响力的地方,经济学科建设并没有跟上来,这倒是和经济地位比较匹配。
东北区域辽宁大学有应用经济学入选,东北财经则没有在名单之中。
再来看更为精彩的长三角。上海的复旦大学没有经济学科入选,上海交大是商业与管理,上海财经大学是统计学。再往南看浙江大学入选的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农林经济管理这个不能完全算经济学,中山大学入选的是工商管理。而近年迅猛发展的厦门大学入选的是统计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上海经济学全军覆没,南方院校经济学全军覆没。
中西部的则还算可以,如武汉大学入选的是理论经济学、华中农业大学入选的是农林经济管理、西南财经大学入选的是应用经济学(自定)、西安交通大学入选的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
从区域版图上看,北京毋容置疑,东北和中西部也都说的过去,唯独经济最发达的南方以及东南沿海,却没有一个正规的经济学科入选,这是为什么?
评定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就是在公认的经济学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及其引用率,这个相对客观的指标代表了一个大学、学科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性的大学排名、学科排名,将原创性论文发表的数量、质量和影响作为重要指标的原因。
东部沿海高校经济学在这方面表现如何呢?
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例,2016年6月,荷兰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Tilburg University Economics Ranking)发布最新排名。多种排名方法显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科进入世界前60。在2012-2015年间(这也是教育部最近展开的第四轮学科评估时间段),上财经济学科在该排名默认35本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上的高质量论文发表数在大中华地区继续保持第1,亚洲和世界排名则大幅上升:亚洲排名由第6跃居第2,仅次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世界排名则由第62升至第54(见表1)。若按照最新单年排名则更为靠前,2015年世界排名第31位,超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大学、南加州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许多世界名校,呈现出非常强劲的上升趋势。
从这个排名看,默认35本期刊排名中上海交大排名第4,厦门大学国内排名第6,对外经贸排名第8,复旦排名第9,浙江大学排名第10,武汉大学未在前10名。
按照国际5大顶尖期刊发表文章排名,上海财经大学第1,清华第2,厦门第3,浙江大学第4,北京大学第5,中国人民大学未进前10。
以这个指标看,上海财经、厦门大学经济学未进入双一流确实会有不同声音发出来。还有一个指标衡量是该学科所汇聚的本领域内公认的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的数量,这个就能看出东北、中西部高校的劣势来了,教育部这个排名确实也未完全考虑这个因素,不过将南方地区高校经济学全部不选入一级学科,似乎也不是巧合能解释的。
上海财经和厦门大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海派学者掌舵,而且做得风生水起,未能入选双一流,也说明海派学者同双一流的口味之间确实有所差异。
有人说学科代表了群,比如统计学就包括了经济学,这种说法没有意义。哪个学校的学科不是群,中央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不是群的概念吗?就统计学的是?没有进就没有进,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
比较讽刺的是,年底教育部公布的学科评选,经济理论多个南方高校高于清华,但是清华能入选双一流,而上海财经和厦门大学没能入选。这一个教育部,两个评价标准,奇不奇怪?分猪肉的双一流,学校是敢怒不敢言,结果一个学科评比,就彻底给矛盾公开了。
不仅如此,厦门大学内部对双一流也呦不同看法,院长洪永淼被曾五一批评搞国际化太过头了,导致问题多多。浙江大学与环球时报 浙江大学历来没有新闻,今年一个评比职称的新闻出尽了风头。
点击阅读《浙江大学:在环球时报发文微信阅读10万 被认定为在一级学术期刊刊发》
浙江大学规定在中央级报刊、电视新闻媒体刊发或播报,并形成较大网络传播的作品;在中央级媒体的网站及其“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官方移动客户端”(以下简称“两微一端”),其他主流媒体及其网站、“两微一端”和重要商业门户网站及其“两微一端”上刊发、转载,并产生重大影响、形成重大网络传播的作品;获省部级网络文化评选奖励的作品,可申报认定为等同于国内一级学术期刊刊发。
在环球时报发文等同于一级学术期刊,这一规定已经宣布,即刻引发了哗然。
学术市场和任何市场一样,没有竞争就不是市场,而竞争的本质上是评价(判断)的竞争。浙大颁布的办法没有充分体现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拔人才,比如他们仍然以官媒为主导,把点击量、转发和期刊级别挂钩,相当于用既有的行政化科研管理办法来套互联网上的作品。
互联网为办学者发现人才提供了便利,从网络作品中发现人才没什么不可以。互联网为思想的自由创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有创造力的人也根本不会在乎自己有没有教授职称。很多网红的水平在笔者看来是远远高于高校教授的,网红毕竟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要不断地创作才能维持网红地位,而高校教授混日子的太多。某种程度上,互联网才是真正的大学,高校要适应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要适应高校。互联网经济学
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2017年发表文章谈中国经济学现状,该文章直指中国经济学现状,即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挑战与互联网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亟需学者们研究(该文章经济学家圈公众号网络首发)。
点击阅读《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挑战 与互联网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亟需学者们研究》
互联网正不可阻挡地改变着我们的一切,任何人都已经无法离开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并不落后,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世界。
当前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互联网的影响,经济学需要重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前流行的经济学思想出现和成熟都是出现在农业和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下,这些思想和理论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是否已经失灵?比如全球负利率的政策下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是否与互联网的发展相关?共享经济的发展是否改变了货币决定物价的规律,进而减少了通胀?税收制度是否面临修改?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是否改变了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资本的作用是否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变的不那么重要甚至消失?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资源稀缺性是否也会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发生改变?甚至正如马云指出的计划经济是否变得可行?各种新鲜的话题都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客观上讲,中国经济学界已经落后于这个现实需求了,当前大家还沉浸在工业时代的理论思路中,而且对于现实的解释力越来越弱,经济学家群体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低。这是一个需要新思想的时代,经济学家们要有这个危机感。这是经济学家圈2017年征文的一个题目。2017年有学者在此领域中深耕,但是更多的学者仍然意识不到,仍然用老套的工业时代的思维来解释一切,内心的挣扎已经显露无意,但是或麻木或逃避,好的文章并没有凸显出现。宋国青
宋国青认为通货膨胀同电力革命时期一样,大量的廉价产品涌现降低了通胀,互联网于此类似。更多人也是持有此观点。反倒是国外学者关注到全球通胀走低的趋势,摩尔定律以及技术的创新是主力。但是中国大量的实践证明,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是通胀走低的原因。比如餐饮和电影业,通过低价策略创造了高利润,这是之前少见的。
经济是好是坏?点击阅读《经济学家张军: 中国就业的反奥肯定律之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说经济不容乐观,这是今年最为明确的一个声音,他提出了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了。张军指出尽管GDP持续减速,但我们的就业创造依然强劲,失业率也保持了稳定。这跟奥肯定律明显不符合。2013年以来,我们城镇的新增就业连续保持在每年1300万人左右。GDP下降了这么多,你还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就业?我觉得这肯定是个奇迹。我不怀疑1300万城镇新增就业的数字是真的,但我好奇的是我们如何做得到。
早在2014年,政府第一次把新增城镇就业作为了宏观经济最优先的目标。而且把这个目标值提高到了1000万人以上,为此出台了大量的就业创造政策。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有兴趣找一下,你就会发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了要实现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的目标,出台了五花八门的政策,而且也包括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张军在讲话的时候,把协警大量增加作为一个观察指标,或由于敏感,该例子并没有出现在网络文章之中。
张军认为这个1300万新增就业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个政策效应,不是经济更快增长带来的,所以它与奥肯定律不符。
那么在政策上这一点如何做得到?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制造业总体在不断释放失业人口,在短短几年的时间要能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和再出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劳动力要么回乡,要么进入低端的服务业。考虑到大多数现代服务业是制造业派生的,因此,消费性服务业更可能成为就业促进政策的重点。
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很微观的数据,但如果我们把金融、银行、保险、教育,通信产业,信息产业等现代服务业拿掉,大概可以把剩余的看作中低端的服务业。按照这个口径来计算就业的增长,我们就会看到,2012年以后,中低端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不可思议地在扩张。
虽说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时候就业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服务业为了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扩张需要而产生了对大规模就业的快速需求。事实上,如果是后者,我们应该可以计算得到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这几年就业扩张期间应该表现出持续的改善和提升的趋势。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恰恰相反。我们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根本没有上升,反而是在持续的恶化。
这些年来,由于经济下行,投资回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恶化,因此制造业释放出来了更多的失业人员。但是服务业的就业在持续扩大,为什么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也在大幅度下降?如果不是2013年以来政府采取的强就业促进政策,我想这个结果应该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如此显著。强就业促进政策看上去在短期似乎大大缓解了经济下行时的就业压力,但中长期的后果值得担忧。廉颇未老
厉以宁仍然是年度最繁忙的学者,授予劳模当之无愧。厉以宁仍然在担心,他担心改革步推进,但是他充满信心,他不信人口红利缺乏,他对技术充满信息,他对未来乐观向往。他一遍遍的普及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消息,不厌其烦,不管听众是否仍具有耐心。厉以宁每次演讲都是自备手稿,演讲全程无多余套话,这种入世精神,真是经济学家圈之宝贵财富。邹至庄以耄耋高龄,仍然穿梭与世界与大陆之间,传播思想推进教育,与年轻一代继续沟通,夫妇之间默契配合。这种夫妻幸福的学问伴侣也并非邹至庄夫妇,比如张五常夫妇和茅于轼夫妇。张五常仍然是经济学思想领军者,是华人真正具有学术见地的影响经济学历史的学者,每年诺奖时刻都会有声音说诺奖欠张五常一个奖杯。张五常一年仍有几个讲座,并且笔耕不辍,将思想不厌其烦的一遍遍的写作。张五常的文章真是一个宝库,尽管他执着的不用表格,公开的网络文章起到的普及教育善莫大焉。
茅于轼夫妇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儿,茅老近年发声减少,随着愤青代际更新,理性声音增多,茅夫人仍然爱花爱美,生活的惬意充实。
当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具有那份豁达,比如90多高龄的西南领军一老先生,虽然提出了非常恰当实际的批评之声,但是当放大的时候却又显示出经历过多次斗争后的谨慎。但是谁又能说这位老先生的不是呢?
黄奇帆到底懂不懂经济点击阅读《黄奇帆谈外汇储备问题被央行司级干部当场反驳:错误》到了人大的黄奇帆今年露面不多,但是每次露面都会引发关注。尤其年底关于央行外汇储备的问题,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尤其有任质疑黄奇帆不懂经济学。因为直接批评的央行,可以看到央行系统的声音频繁爆发,央行官员大小场合集体回应,外管局副局长陆磊也毫不避讳的高调回应。
黄奇帆懂不懂经济呢?这个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实践方面,黄奇帆主政重庆,声望不俗。一方面是理论方面,拥趸不少。而关于外汇储备的问题,也并非是无稽之谈。但是央行咄咄逼人之势,还是让人感觉到了不舒服。本来就是可以自由讨论的,不能用不懂这样的词汇来反驳,何况除了央行,第三方声音很难看到。
黄奇帆提出了斯蒂格利茨怪圈:一些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自己不用,而是以低利息借给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拿了外汇在全球投资,取得了五到十倍的效益,这就是一个经济怪圈,这个经济怪圈其实就在说中国,所以必须解决“斯蒂格利茨怪圈”,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央行应该就此怪圈多解释,以增加民众理解,少一些人身攻击为宜。
李稻葵的转型李稻葵 当了首任苏世民书院院长的李稻葵比较突然的宣布不当了,这对于一个初创的学院来说,甚是稀奇。李稻葵在下半年由发出了一篇研究宋代经济的文章,他说13年前我回国工作,当时的一个基本想法是以后的研究应以中国话题、中国视角为主,而非简单延续国外同行的研究课题和方法。过去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历代经济大图像,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仅是了解局部的经济现象,如江南的米价波动、江南运河修浚等等,顶多是瞎子摸象。只有全面了解自己的过去,一个民族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今天。而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是了解这个民族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并进行国际比较。让人觉得比较稀奇。
另外一个现象是清华为魏杰教授的演讲,每当发送出来就是高频点击,魏杰教授对经济分析较为透彻,但似乎车轱辘话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也是令圈君感到神奇。山东辱母案与高利贷
山东辱母案后,陈志武的一篇陈志武分析了清代5千件高利贷命案得出结论:利率越高放贷方死亡率越高文章,由经济学家圈首发。
点击阅读《陈志武分析了清代5千件高利贷命案得出结论:利率越高放贷方死亡率越高》
本文利用清代1732一1895年间刑科题本中的近5千件命案记录,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在借贷纠纷引发的命案中,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为贷方的概率超过借方,而且利率越高,贷方死亡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这说明一旦发生债务违约,贷方对包括生命风险在内的违约成本是不对称地更高。这一发现不仅与传统“高利贷剥削”论和放贷者“超经济强制”论的推断相反,而且从人命风险等交易违约成本的角度说明传统高利贷的成因。如果忽视契约执行时可能的暴力冲突所要求的风险溢价,人们可能难以完整解释民间借贷的高额利率。另外,本文也发现,对高利贷的道义批判可能加剧了借贷纠纷中的极端冲突。上述发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下的民间金融改革。该文从经济学视角对辱母案做了另外一个维度的解释,让人有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思考。逝者
2017年几位经济学老人去世。肯尼斯·阿罗
2月22日,斯坦福大学官网发布了阿罗辞世的讣闻,并致以哀悼,“我们这样铭记他,不仅作为一位传奇的学者,也作为一位谦逊而光辉的人物,令人倍感亲切,而又满怀敬意。”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他95年的人生历程中,开创了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社会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风险承担、库存理论、医疗经济学,以及信息和革新的经济学。他也是首先发现学习曲线的经济学家之一。1972年,阿罗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因一般均衡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时年51岁的阿罗成为了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大学任教期间,还教导出了四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生。马宾
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原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马宾于2017年3月27日14时去世,享年102岁。马宾1913年生,安徽省滁州市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中共射阳县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中共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建国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东北亚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促进会创会领导人。陈其人
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获得者、离休干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陈其人,于2017年10月1日在上海岳阳医院逝世,享年94岁。陈其人长期从事《资本论》和“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理论”等研究,主要著作有:《资产阶级价值学说批判》、《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概论》、《殖民地经济分析史与当代殖民主义》、《南北经济关系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研究》等。其学生姓王,目前为领导人之一。蔡申瓯
蔡申瓯教授教授于美国东部时间21日凌晨4时12分在纽约家中安详离世。蔡申瓯198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94年于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任职交大之前,在世界著名的美国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究所(Courant Institute)任正教授。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到应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及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前沿课题。曾于2001年获得美国颁发给有极大潜力年轻教授的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2009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年12月,蔡申瓯作为最年轻的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在上海交大担任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和致远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主讲课程有统计力学与热力学、专业研讨课等。萧灼基
2017年11月14日萧灼基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研究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专家之一,主编了国内首批介绍股份制经济的著作《股份经济学》和迄今为止关于证券市场最全面系统的权威性工具书《中国证券全书》,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萧灼基从教五十余年来,在经济金融领域辛勤耕耘,教书育人,桃李遍布天下。谭崇台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于(12月9日)逝世,享年98岁。谭崇台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教学和研究,在学科创建上敢为人先。由于研究成果卓著,谭崇台成为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也因此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年度声音
2017年的年度声音余永定是其中一个,深受器重如日中天的一位技术官僚曾经称余永定非常有担当,在外汇外流加剧时刻,只有余永定发出了清晰的声音,管住,控住,不理解为什么老百姓那么多钱送到国外去。抛去财富自由不管,对于政策稳定性来说,余永定有一种迷之坚定与自信,这份自信很难在其他学者身上找到。
点击查看《晏智杰批马云:很可笑,但要警惕计划经济思维回潮 经济学界要主要防止左》
另外一个学者我们要致敬晏智杰,在对马云计划经济回潮思维批判中,最为理性、系统以及敢于发声的就是这位经济学家。晏先生在经济学圈首发《晏智杰批马云:很可笑,要警惕计划经济回潮,经济学界要主要防止左》
对我们过去盲目信奉多年并对我们带来严重损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必须采取分析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继续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晏智杰明确提出,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破除政府和国企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的垄断,按照市场化方向和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同时扎实推进国企市场化改制,仍应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不在舞台中央
回顾2017年,相比之前经济学家们更加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对于这个世界真实发声的事情,即缺乏研究热心比如互联网经济学,又缺乏勇气,比如对年底北京人群迁离事件,只有远在海外的黄亚生对此发表了观点。圈君知道私下饭局,大家都在谈论,但是站出来发声者寥寥。甚是唏嘘。大众对经济学家群体并不满意,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用脚投票,既然你解释不通,为何还要听你的,经济学家已经从舞台中央走开了,而舞台上的主角除了科学家外,还有企业家,但是马云的计划经济和刘强东的共产主义如此飘忽,让人担心接下来的剧情,观众们需要渐渐偏离舞台中心走向角落的经济学家重新走向前台,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但2018年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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