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

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曹杰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信仰体系又有社会群组，它的兴盛和衰败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王朝崇信佛教，当时的皇帝不但称天子，也被视为佛的化身。因此都城平城不仅市井繁华，人口百万，街衢坊里独具特色，寺庙建设之多、之雄伟壮丽辉煌全国少有。其间的造像既是佛祖，也是皇帝，佛与帝合而为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种特有现象。那么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还需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说起。

佛教就传入新疆，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传入内地中原，却是汉朝的事。史称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派人去天竺取经，回来时有印度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随行而来，并以白马驮经。于是汉明帝下诏建寺，安置二位沙门译经。因佛经是白马驮回，故寺称白马寺。这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这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是中国最早沙门，他们的便在这里弘法布道。但因佛教的教义不只以慈悲济世、救苦救难，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为宗旨，还有不礼世俗之人内容。即出家入教者不拜君王，不拜父母。这与儒道二教和中国伦理道德格格不入，可称是个六亲不认的宗教。因此尽管汉明帝极其崇拜，极其重视，一再地推荐，民众却难以接受，长期局限于深山寺庙，得不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到西晋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兴起，天下大乱，干戈挠攘，战争连绵主断，烽烟四起，民众陷入苦难的深渊，痛苦不堪，都在寻求保佑。因而释迦牟尼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旗有了招引力，信佛的人也就逐渐地多了起来。但这只限于汉，少数民族大都信萨满教，并不信佛。直到西晋变为东晋，匈奴人刘渊建的汉国变为前赵，羯人石勒灭前赵建立起后赵，时有高僧佛图登在后赵襄国传道，受到石勒的重用。这佛图登是天竺人，不只传道也表演幻术，如预测吉凶治病等。石勒并不是信佛，而看上他的幻术。他借机讲经布道具，发展徒众数百人。佛图登死后，他的弟子道安在东晋襄阳白马寺弘法，弟子千人，成为中原最大的僧团。符坚虽是氐人却已汉化，十分崇信佛教，建立秦国统一北方后，慕名攻克襄阳获得高僧道安。道安令部分弟子去扬州、四川、荆州传道，他带四百徒众听从符坚安排，驻长安五重寺弘法。从此佛教在国内各地撒下种子，算是有了新的发展。很快淝水之战符坚失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又岂起建国，相互家混战不休，血光之灾又降临民间。僧界苦于佛教得不到发展，无法挽救众生，便掀起了两个高潮湿 即去天竺取经高潮，和寻求投靠权力的高潮。

就在这时，拓跋珪恢复代国，袭击柔然高车等国灭后燕，领土占有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并建立北魏定都是平城，号称太武帝，与刘宋王朝南北对峙。为与刘宋争正统和缓解民族矛盾，他自称黄帝之后。看到刘宋王朝信佛，他也信佛。他在带领大军攻城掠地中，不只和当地的善男信女一样，在所过寺庙焚香敬供礼敬僧尼。并责令将士保护寺庙安全，不得侵扰。同时他还拜访了当时最有名的高僧法果，令其给指点迷津。这法果看到道他后，便给他跪下深深一拜。道武帝慌忙将他请起说：“听说佛教不礼世俗之人，大师缘何有违教规如此跪下？”法果回答说“能弘道者，即当今如来，老衲不是拜皇帝，乃是拜佛耳！”这岂不是说皇帝就是佛，佛就是皇帝。这佛帝合为一体，岂不有利于消除民族矛盾，有助于王化整齐民心，更有利于国家安定？道武帝听了大开脑筋，大为赞赏，大为高兴。他便尊佛教为国教，朝中专设立了佛教机构监福曹（管理佛事的机构），封这法果为道人统（最高的僧官），令他总摄沙门。

这法果是赵郡人，40岁出家，曾拜天竺沙门佛图登为师，精于修练，持戒严格，到处设坛讲道，是当时佛教界最有影响力的高僧。他看到佛教与儒教、道教相抵触，受到上层人士的冷落难以发展，与当时的众僧一样，早有“不依国主，佛事难立”的想法，便对佛教的教义进行改革，寻找机会推动佛教的发展。适逢道武帝来访，他叩拜之后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可说是天赐机缘，正中道武帝的下怀，受到了嘉封，成为佛教最大的高官。接着道武帝在他的策划下大兴土木，在平城外城内建设五极大寺和八角寺，并建耆阇崛寺和山须弥山殿等寺庙，又建讲经堂、禅堂、沙门座。五极大寺就是在舍利坊内建有五极浮图的大寺（今华严寺的前身）；八角寺是今善化寺前身；耆阇崛山寺和须弥山殿是怎样的寺庙，据有关资料介绍，耆阇崛山是古印度迦牟尼讲经和佛教聚会之所，须弥山是印度释迦佛修行的地方；又有专家考证，说这法果建的须弥山殿，既有印度须弥山之意，又包含鲜卑远祖居住的嘎仙洞内容，是一座殿堂与洞窟相结合的建筑，位于如今的高山石窟寺。耆阇崛山寺同样既取印度须弥之意，又含有嘎仙洞的内容，便是如今的云冈石窟第三窟的前身。可这两个建筑如今都已了无痕迹，云冈第十窟门楣上方的那幅“须弥山浮雕”或许是其缩影，也未可知。但这须弥山殿和耆阇崛山寺，让法果费尽了心机融入鲜卑人的文化意识，因此这法果受到道武帝的高度重视和尊重。所以他又是给寺庙划拨土地，又是免除僧众的徭役和税赋，大力鼓励其发展寺庙经济。这样一来中国佛教的有了转折，平城就成了僧尼趋之若鹜之地，很多僧尼都来到了平城。连当时最有名的高僧慧始、师贤、昙登、昙曜、道进、僧超、法存、惠明等，也都闻风而至，光西域来的僧人就达百余人。当地出家的僧尼也越来越多，寺庙成了僧尼的大家庭，僧团的发展史无前例。他们四处奔走化缘传道，会聚一处讲经译经或写经，大兴佛事活动。促使崇信佛教活动很快形成高潮，有力地推动佛教事业发展。

到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时，史称“尊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象。”他明确提出“佛教万善同归，敷导民俗”的口号，赋于佛教“巡民教化，安抚一方”任务，对佛教和僧尼的重视又加一等。他除了兴建寺庙，为寺庙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不只给僧人封官外，还授给他们爵位。不少僧人和朝中官员享有一样的待遇。高僧法果最为典型，他的爵位从辅国宜城子、忠信侯，一直授到安城公之号。法果圆寂后又授给他老寿将军名号，还亲自为他主持丧事，并令其子袭爵。当时还有个沙门昙登，百岁布法不衰，明元帝也受他老寿将军称号，这可说是世上对佛教少有的一种态度。同时他还鼓励王公贵戚，营功积德各建家庙。一些王公贵戚们都以自有家庙为荣，以私养沙门为耀，一时间便斗富比阔，以致不惜倾其家资，争相兴建寺庙。这样一来不只寺庙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使许多寺庙蓬荜生辉，金玉满堂，僧尼成群结队。因而也使佛教出现了贵族化，高层化，权力化倾向，发展掀起了高潮，也把佛教的繁荣推向了极致。可物极必反，这就引发了后来的太武灭佛，让大批僧尼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其实这太武帝和皇祖父道武帝父皇明元帝一样，当初也很崇信佛教。不只礼敬高僧，参与佛事，平凉州平统万，还将大批名僧迁至平城。其中有一惠始法师，人称刀剑不入，赤足行于污泥而不染，名曰白脚大师。他十分崇敬，将其安排在八角寺，令讲经传道，弟子数百人。惠始园寂后，他令将其葬寺内，又起高塔。以上这些事，便充分说明了他崇信佛教的态度。但太武帝锐意武功，志在扩张领土，统一黄河流域。可他在北击柔然，西扫秦陇，东灭北燕，南攻刘宋的征战中，渐渐地发现了问题，不只兵源越来越少，国库也越来越空虚。其原因之一，是很多百姓为逃避徭役，进寺庙出家当了和尚；原因之二，是大量的社会财富变成了寺庙经济，国家的税赋缺失，国库自然拮据。这就给兵员补充和军队的供给，带来严重的困难，因此他对佛教便产生了反感。当时的佛教只在普通百姓和少数民族中流行，因其教义与儒道二教相抵触，汉族上层人士并不信佛。太武帝的宠臣司徒崔浩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是个有名的大儒，而且是个道教的忠实信徒，历侍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在朝中极有威望，号称北魏的张良和孔明。他不断地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宣扬道教的好处。他看到太武帝为国库拮据和兵员缺失犯难，对佛教十分恼火。借机便对太武帝说，“佛教是西来之教，其寺庙不但与朝廷争民争利，还劝人不杀生，瓦解将士的斗志。圣上旨在运武统一华夏，这佛教便是一害。道教秉天地之气，树德除邪，还可使圣上延年益寿，得道成仙。”他要太武帝改换门庭，弃佛从道。同时他还请来了天师道道首，嵩山道人寇谦之，给太武帝传道。

这寇谦之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人，其家数世都信奉天师道。他少年时遇仙人成公兴，随其在华山和五当山修道。后称太上老君降临嵩山，授给他《录图真经》，和天师之位，命他整饬道教，去伪存真，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他废除违背封建礼教之伪，增加儒家伦理纲常之真，应崔浩的邀请来到平城，向太武帝献道书、授符录，称太武帝为太平真君。并说这是上天授予的名号，令他统领人鬼之政。太武帝听后十分高兴，便祭拜了嵩山，弃佛从道，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而后在城东大兴土木，建静轮宫和大道坛。他身穿道袍斋蘸，设祭，俨然一个道人。

从此他不但对佛教日渐冷落，而且不断地对其进行打击。他先是下令禁止民众私养沙门，有违者徙边。继而强令年50以下的沙门还俗服役，逃避者死罪，窝藏者同罪。接着陕西的杏城有个名叫盖吴的人，发动了民众起义，关中的白部，天水的梁会，河东的薛永宗等纷纷响应，一时间起义的战火漫延了陕西、甘肃、山西三省，声势极其浩大。太武帝亲统大军多次征讨，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这盖吴崇信佛教，他的义军中有不少的佛徒，还有些沙门。交战中太武帝看到后，便对这佛教极其地恼火。率军回师长安后，他又发现寺庙中藏有大量的武器和财物，以及沙门与妇女淫乱行为。他感到时机成熟，终于可出出胸中的恶气了。回朝后他便下令灭佛，敕令将所有寺庙尽皆焚毁，沙门不分长幼悉数坑杀。然而正在监国的景穆太子拓跋晃，是个佛教最忠实的信徒。他不仅宫中建有佛堂，每日做着佛事，还养着一批僧人在译经写经。看到父皇下诏灭佛，他痛心疾首，一边缓发诏书，透露消息令沙门逃命。一边上疏指责父皇枉杀过滥，要求父皇收回成命。太武帝不只不听，反而训斥了他一番，命太监中常侍宗爱为都督，指挥各路人马灭佛。一时间寺庙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小沙门身首异处。景穆太子惨死不忍睹，柔然却借机犯边，他便带兵出征。

这宗爱早与太子不和，何况他又指挥灭佛，担心太子隆登皇位，不会有自己的好结果。于是借机向太武帝进言，揭露太子缓发灭佛诏书，令沙门逃匿，并说东宫还养着沙门。太武帝听了暴跳如雷，下令查抄东宫，将隐居东宫的高僧慧能、玄崇，和太子谋士仇尼、道盛，一起处斩于巿。当时太子正在征讨柔然的归途中，听到此事不敢回朝，便驻扎下来。太武帝疑他有异心，便佯装驾崩。太子得知悲痛万分回朝，却被关囚笼处死。监国多年太子死后，太武帝感到失去了得力的助手，更感到大好的江山无人继承，心里怀念太子，恨自己太鲁莽，更痛恨崔浩让他灭佛。想到崔浩修国史诋毁祖先，便诛其三族，也未解心头之恨。他醺酒，喜怒无常，不久忧愤成疾，常常提着剑要杀人。太监宗爱感到危在旦夕，便先下手为强，将太武帝毒死。由谁来继承皇位，尚书仆射兰延与侍中和匹，主张让东平王拓跋翰接帝位；侍中薛提说太武帝有世嫡之重，主张由太子长子皇孙拓跋浚接帝位。就在大臣们争论之中，宗爱挟持赫连皇后召兰延、和匹、薛提和东平王入宫议事，却在宫内埋伏刀斧手将四人杀死。给他们加上杀害太武帝罪名，立安南王拓跋余为帝，他控制朝政。殿中尚书源贺、南部尚书陆丽等大臣不服，发动兵变，杀掉宗爱，拥立太武帝嫡孙拓跋浚登上皇位，是为文成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太武灭佛的全过程。

封太武帝的赫连皇后为太皇太后；封太武帝的左昭仪为太妃；封文成帝的乳母常氏为保太后、寻为太后；封冯氏（即冯太后）为贵人，寻为皇后。文臣武将安排已定，朝中面临的首要大事，便是恢复佛法。

这场灭佛斗争十分残酷，十分可怕。虽然许许多多的寺庙被毁，大批的僧尼被杀，但血与火並不能消灭人们的信仰；反而更让人们渴望着一个佛光普照、慈悲大千的世界。因此文成帝接位后，朝野上下到处都是一片复佛的呼声。逃匿在外的不少僧尼也都回到平城，为复佛工作推波助澜。特别是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和被封为皇后的冯太后，以及太武帝左昭仪冯太后的姑母三个女人；她们都来至北燕，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灭佛中精神上都受着巨大的威胁；都与文成帝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朝中起着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就在这少年天子文成帝难以应对局势的情况下，她们便劝他顺应民意复佛。可复佛的诏书还没有发出，太武帝的皇后赫连太皇太后却以“祖宗之法不能改，王道不能移”为由，怂恿长孙竭侯、黎庶、古弼等一些元老旧臣，从中刁难，反对复佛。闹得14岁的文成帝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将这复佛之事搁置下来。

这赫连太皇太后是太武帝平统万时，将她和她的妹妹纳入掖廷为妃，后她被封为皇后。消灭宗爱后，她本来欲立太武帝四子，她妹妹所生的拓跋谭为帝，却让文成帝抢了先机。她的心中一直愤愤不平，便借机对文成帝进行发难。这些元老旧臣都是太武帝的部下，都看她的眼色行事，倚老卖老，以功臣自居，根本就不把这小皇帝放在眼里。有的妄自尊大，有的蛮横无理，还大闹朝堂，不只不允许复佛，甚至还主张继续灭佛。很多人都为文成帝担起忧来，担心这少年皇帝被推下皇位。冯昭仪早对这赫连氏存有戒心，她一直在研究着这赫连氏与宗爱的关系。最后她终于弄清：宗爱杀害了太武帝，嫁祸于兰延、薛提、和匹三人，便是这赫连氏受宗爱指使以皇后之名，召他们三人入宫议事为由，被宗爱埋伏的刀斧手所杀。这赫连氏赢得宗爱信任，被封为太皇太后。她助纣为虐，岂不是宗爱的帮凶和同党？其罪恶岂不罄竹难书。于是她将这事揭露后，众大臣都义愤填膺。文成帝便召开御前会议，宣布赫连太皇太后等人的罪恶，将他们一网打尽。古弼、黎庶等人灭门，长孙竭侯因是太武帝的舅父，免除死刑却处以徙边，赫连太皇太后则是赐死，令其自裁。

排除了这些障碍，文成帝便再次下诏复法。诏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圣境，助王道之禁律，益仁之善性，排除群邪，开演正觉。”令京城和诸州郡县民居之所，各修寺庙图像，以供善男信女礼佛。又为高僧师贤等五人落发，赐袈裟，封师贤为道人统，令其总摄沙门。又封王遇为匠作大将，让他们在武周山“造令如帝身的佛像一尊”。可有谁能想到，这像雕成之后，颜下足上出现了两枚黑石，恰与文成帝颜下足上的黑痣相对应。这事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工镶嵌，一直是个千古之谜。但当时普遍认为，是文成帝复佛纯诚所感，佛祖显灵。也应证了高僧法果北魏的皇帝即佛，佛即北魏皇帝的说法。这事轰动朝野，震动了佛界。文成帝一下成了佛的化身，身价提高了百倍，极受人们的崇敬。每日来武周山的参拜佛者成千上万，络绎不绝。好多善男信女们，都还向着宫城的方向顶礼膜拜。一时间圣迹远播，万民敬仰，中外瞩目，不少国家还派了使节来祝贺。狮子国沙门邪奢遗多和浮陀难提送来三尊珉玉佛像；沙勒胡国沙门送来了佛钵；有的国王还派画师来绘影图像，摹写实迹圣容，以求一睹真颜。京城之内人流如潮，热闹非凡。文成帝从来也没感到自己是那样的高贵，那样的超凡脱俗，那样的神圣，似乎不是尘世凡人，而是自天而降。他也感到鲜卑人的皇帝是天之骄子，北魏王朝的皇权乃是天赋神授。这样一来皇帝真的成了如来，敬帝就是敬佛，佛教的国家政治色彩就更加浓厚，寺庙便成了忠君礼佛之所。也就是说，佛教借助皇帝的圣旨可发展自己，皇帝借助佛教意象可号令天下，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于是文成帝又下诏，令师贤、王遇等人，在京城内的五极大寺，为其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佛像一尊，身高一丈六尺，备铜25万斤。也将他的列祖列宗列入佛帝序列，把佛教与国家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后不久，便有御马衔衣的故事出现，也就是史料所讲的“马识善人”一事。那是文成帝骑马出行之时，走在街上忽遇一老者，他的马却咬住老者的衣服不放。这一现象让他感到十分奇怪，便向随从人员问道：“这马为何要咬人家的衣服？”有的随从认出，老者是有名的高僧昙曜，说是马识善人。这时高僧师贤已去世，昙曜也是北魏有名的高僧。文成帝日思夜想正要寻找这昙曜，令其接替师贤之职主管佛事，没想到他的御马帮他找到了。他下马一礼，便将这昙曜请进宫来待为上宾，拜为沙门统，接替师贤总摄佛务之事。造像即为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即必须造像。他令这昙曜在武周山南麓开窟造像，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佛帝合一的石像一尊，高70尺，次60尺。历经数年而成，石像雄奇伟岸，气势恢宏冠于一世，观者莫不震撼。这便是“御马衔衣”故事引出的辉煌成果。史书对此讲得很神秘，似乎是神的旨意。也有论者却认为：昙曜身上的道袍是谷草煮水着色，还散发着谷草的香味。御马闻到谷草的香味，便啣昙曜的衣服，并非神的旨意。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叫得很响，如今云冈石窟景区内还专为昙曜铸了铜像，所以有必要在此交待一下。这五尊高大石像的石窟，被称为“云冈昙曜五窟”，中国最宏伟的石窟艺术也从此诞生。各地灭佛中被毁的寺庙也很快恢复如初，僧尼队伍也不断壮大。为促进佛教的发展，文成帝还又给寺庙划拨土地，设神祗户、神祇粟，和佛图户。凡向寺庙交60斛谷物之民，可称之为神祇户；所交寺庙用于供养沙门和救灾的谷物，称神祇粟；分配到寺庙洒扫耕作的囚徒和官奴，称佛图户。这样一来，不但壮大了寺庙经济，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复兴和快速发展。这是文成帝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他祖父太武帝灭佛的一种忏悔和补偿。但佛教还没有达到鼎盛，他就崩于太华殿，时年26 岁，在位的时间很短。继位者虽是他的太子和皇孙，临朝称制者却是他的皇后冯太后。这冯太后对佛教更是有新的见解，她把佛教发展推向了鼎盛。

和平五年（466年），文成帝的去世，权臣乙浑控制朝政，图谋篡位，顺者昌，逆者亡，诛杀了许多大臣。朝中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冯太后面对这种局面十分冷静，对乙浑的所作所为不露声色。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天她突然下旨，招乙浑入宫议事。人们都不知这年轻的皇后要干什么，一时间宫中议论纷纷。乙浑接旨十分得意，却又想入非非。自以为她皇后这块招牌很有号召力，何不借机为我所用；又想到这年轻皇后美貌无比，若让她投怀送抱岂不又一美事。可他那里想到这是冯太后设下得陷阱，他神气十足地刚走进宫院内，身后的宫门就关上，埋伏在院内的刀斧手一拥而上，他还没醒过神来，就被乱刀砍为肉泥。史称此事为她“计杀乙浑”。

除掉了乙浑，她扶12岁的太子拓跋弘登上皇位，是为献文帝，自称皇太后临朝称制。她本来就信佛，更看到佛教在民众心目中地位。执掌朝政后，她重用一批汉臣，继承夫皇遗志顺应民意弘扬佛法，受到满朝文武的拥护。她在改革朝政的同时，便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她十分清楚，这场灭佛的斗争，表面看是一场帝与佛之争。实质上是一场道教与佛教之争，也是一场儒教与佛教之争。崔浩是北魏的大儒，也是道教的忠实信徒；寇谦之本来就是道首，他们都是这场斗争的发起者和直接参与者。她首先从僧制着手进行改革，完善制度，对佛教从上到下实行有序的管理。改道武帝的僧制监福曹为昭玄寺，改沙门统为大统，下设副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设功曹和主簿各一人。州设州维那，郡县设上座，寺庙内设主持。令他们各司其职，为朝廷管理佛务。接着她授意僧众总结佛教历史经验，吸取太武帝灭佛教训。很多高僧亲历太武灭佛之苦，深知这灭佛的动因，自觉对佛教的教义进行改革。他们的将佛教教义和道教教义揉合在一起，又加入儒教忠孝仁义的内容，使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相结合。她得以首肯，下旨建设三教合一的悬空寺，和三教合一的昊天寺等，将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供奉在一起，消除儒道两教与佛教的隔阂。实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国的目的，也促使汉族上层人士信奉佛教。同时她在武周山昙曜五窟之后，继续开窟造像。使那些穹卢式的洞窟，在建造上趋于宫殿化和佛龛化；人物造型方鼻大耳，细眉深目，趋于圆润丰满，身着褒衣博带，趋于中国化。佛经中有“法力无边”的记载，说佛的力量之大没有边际。她便为皇孙孝文帝开凿释迦洞（云冈5窟），造身高18米的佛帝合一，最为雄伟壮丽的石像，象征权力无限，威力无边。身临其境让人心灵震撼，感到自己妙小。佛传故事中说佛有形，而佛母无形。她也为自己开凿了中心塔柱式的佛母洞（云冈6窟），塔高15米，呈方形，布局堂皇，内容丰富，雕饰豪华，刻工精美，气势磅礴，最为华丽，可称稀世之品。寓意她孕育着北魏的皇子皇孙，和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北魏王朝。看了之后无不使人感到一种景仰力和虔敬力。其后她改观世音菩萨男性为女性，大力宣扬观音文化。观世音本是古印度转轮王的长子，名叫不煦，他出家后向佛祖发誓，立志要落实佛法，救苦救难，解除人间烦恼。佛祖感其真诚，度化其成为观世音菩萨，即观音而去救苦救难，最受人们的崇敬。到唐代因李世民之讳去掉“世”字，成为观音菩萨。《华严经》中称他为“猛丈夫”，传入中国后仍是男性。十六国时的敦煌石窟中，他的画像还留有两撇小胡子。近年四川文物普查，在广福寨水洞门崖壁上，发现南北朝早期石龛观音雕像，身高1，5 米，面庞圆润，也留有两撇小胡子。到云冈石窟时期的菩萨造像，就变成了女性。她的这一用意十分明显，既然北魏皇帝是佛的化身，她临朝称制，居于皇权之巅，自然可把自己比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样既可借助神的意象张扬女性，更是神化自己行使皇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兴建寺庙是推动佛教发展重要举措之一。冯太后在改革朝政开凿云冈石窟的同时，不惜巨资大兴土木，在京城之内建设天宫寺、永宁寺、建明寺、八角寺、报德寺、崇光宫、皇舅寺，和祗洹精舍、车轮山卧佛寺等，众多的皇家寺庙。这些寺庙都极其雄伟绚丽，各具特色。建明寺基架博敞，高大雄伟，气势恢宏，号称京华壮观；天宫寺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雕刻精美，内有玉佛，号称京华一绝；永宁寺院内有七极方形木塔，高90余米，为平城之最。塔前的大雄宝殿形如皇宫的太极殿，金碧辉煌，内供一丈八尺高的镀金铜像一尊，六尺高的金像十尊。寺内坊亭、庑宇、译经、藏经、禅室、僧舍数百间，号称天下第一。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却无一能与这些寺庙相比。五台山最早名叫紫府山，上有玄真观，原为道教所在地。东汉时期，印度僧人摄摩腾来到五台山，建了阿育王塔，从此有了佛教建筑。冯太后听说五台山形似印度佛祖讲经的灵鹫山，便和皇孙孝文帝登五台山，下旨建灵鹫寺、清凉寺、真容院，又修缮经院等12处建筑，使其成为佛教的名山。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禳灾赐福，最受广大民众的爱戴。观世音和阿弥陀佛与大势至，在经书中本来合称西方三圣，她不但令观世音离开西方三圣，到处兴建观音庙，还令观世音菩萨离开寺庙走进民宅，接受人间香火和礼拜。一时间百姓家家有观音，户户弥陀佛，观音成为民众的保护神。唐代武则天对观音的崇拜更盛一筹，是她们两个女主把观音文化推向了极致。由于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大兴寺庙已成为一种风尚，除皇家兴建，地方官员兴建外，民间也在兴建，一些豪门富户祈福还愿，纷纷建设自己的家庙。冯太后的兄长冯熙身为太师之职，倾其家产在各地兴建寺庙72处，组织译经16部，可称是登峰造极一例。僧尼奔走化缘，善男信女布施捐赠，为寺庙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有资料记载，当时“京都之内能工巧匠云集，丹青妙手会聚，群师名流各显其技”，到处都在兴工动土建寺立庙。到太年间，平城可谓宝塔飞天，佛龛地涌，重大寺庙之多达百余所，僧尼两千之众；全国的寺庙为六千多所，僧尼达七万之多。斋会、法会、道场等各种大型佛事活动，不断地举行，盛况空前。每当浴佛节和观世音菩萨圣诞日，人们不只烧香上供，在寺庙里祭祀，还要把金像从寺庙抬出来，在街上游行，令民众沐浴佛光，史称“抬像”。也有资料描绘：出像之日，千骑开道，万乘护拥；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丝竹杂技雷动，梵音法乐四合；僧人跳金刚舞，善男信女敬香叩拜。太皇太后和皇孙孝文帝骑马散花，与民同祭。全城万人空巷一睹真颜，由此可见其隆重之盛。这一桩桩一件件弘扬佛法的举措，经久不衰，除了太武帝灭佛那一阵，弘扬佛法之举，连续在平城持续了近百年，把佛教推向了鼎盛，也使平城成为佛教圣地，或称佛教中心。著名的佛教史家汤用彤有言：“魏世佛之盛，盖必得力于冯太后也！”太和17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把众多的寺庙建设带到洛阳，把石窟造像之风从云冈带到了龙门，使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

这佛帝合一是北魏王朝特有的现象，也是北魏王朝的一大创举，并落实在北魏的京都平城。从云冈石佛寺，到当时的五级大寺、建明寺、永宁寺等各个寺庙，都无一不体现着这一主题。佛帝合一，促使北魏的寺庙建设蓬勃兴起，把佛教发展推向了中国化和高潮，使平城成为一座参佛、祈愿、持戒、译经、礼佛的都市。佛帝合一，使各族人民一心向善，也改变马背民族强悍的铁血性格，融入中化民族大家庭，与各族人民和谐相处，为北魏的稳定创造了条件。佛帝合一，改变了佛教长期冷落的状况，得到迅猛发展，也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为隋唐佛教盛世奠定了基础，这是北魏为佛教的和中国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2004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