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年前华为差点垮了_任正非如何领导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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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年前,华为差点垮了

任正非:3年前,华为差点垮了 发表于2016-05-11

从当初的外贸起家,从几百万到如今的年销售额40000亿,任正非认为,华为走到今天是华为人的“傻付出”,舍得付出,经历了多少苦难!流了多少辛酸泪!这是华为人用命博来的。华为人就是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华为人付出了节假日,付出了华为人的青春和身体健康,靠的是常人难以理解和忍受的长期艰苦奋斗。

避免了短期行为,耐得住寂寞,忍受得了艰苦和磨难,华为就是一只大乌龟,二十多年来,只知爬呀爬,全然没看见路两旁的鲜花,不被所谓互联网“风口”所左右,回归商业精神的本质,坚定信心走自己的路。

谈到品牌建设

任正非认为:品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正为客户服务,客户会接受你的,不是靠宣传来塑造一个品牌。要打造一个品牌,核心就是要以客户为中心,你要赚人家口袋里的钱,要让人家喜欢你,你才能让他把钱给掏出来。

谈到与苹果的差距

任正非认为:苹果本质上是一家软件公司,而华为还是个硬件公司。

谈到行业利润越来越低

任正非说到:这些都是外界想象的,为什么华为现在能赚那么多钱,我们只是不吭声而已,我们越是不吭声的部门越是最赚钱的部门。(传说中的闷声发大财)

谈到华为的长项

任正非认为,华为就是傻,华为从上到小都是大傻瓜,好不好都使劲干,这个社会其实阿甘很可爱,不需要太多聪明人,如果满社会都是聪明人,谁来种粮食,华为就是华为人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谈到华为走出去中面临的专利问题

任正非认为:你们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这些年华为给西方交了多少专利费,我们曾经没有专利,就只能向人家妥协,就要交钱,后面我们也在成长(申请专利),不断减少支付专利费,现在华为每年专利费净支出是3亿美金,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是要依法治国。

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任正非

接受了新华社的专访!

3个多小时里,72岁的他有问必答。新华社罕见地刊发6700多字的人物专访。访谈信息量大,观点犀利,不少真知灼见。在任正非看来,华为成功的原因是“三字经”

“痴”丨28年坚持只做一件事,即对准信息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几十人的时候如此进攻,现在17万人还是这样冲锋。

“傻”丨别人炒房炒股,华为不为所动,坚持不上市,因为上市后,股东看到可以赚快钱,就会逼着企业横向发展,华为就不能守住“上甘岭”,攻进“无人区”。在华为,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理想。

“憨”丨华为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公司学习管理,每年花上亿美元请IBM顾问团队

来帮助管理企业,这样才使得华为的生产过程走向了科学化、正常化。

《华为的冬天》《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的忧患意识众人皆知,但如今他变得乐观,认为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华为的咖啡杯中飞,华为已经汇集了世界主要的技术潮流。

展望中国创新的未来,任正非认为很有前途,但要克服几个问题:

一虚拟经济不接“地气”

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

二战略耐性不足

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

三知识产权保护不够

过去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现很多大公司,中国没有出多少,就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未来会崛起更多大产业,这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跟上。

对于高房价这样的“痛点”,任正非直言不讳:这是活力分布的时代,高房价最终会摧毁城市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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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5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总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任正非和华为公司,堪称当代商业史上的传奇。

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5个同伴集资2.1万元成立华为公司,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深圳的一个“烂棚棚”里起家创业。

28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5年营收395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369亿元,增速均达30%以上。作为华为领军人物,任正非从一名中年创业者成为全球知名企业家,深深影响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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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8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模特展示华为Mate8智能手机等产品。

华为走过了怎样的创业、创新之路?成功密码是什么?“28年只做一件事”的任正非究竟做了怎样“一件事”?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他看来,当下的深圳乃至中国应该如何创新驱动发展?ZF需要筑牢哪些堤坝?

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进位于深圳龙岗坂田的华为总部,与任正非面对面,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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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密码:“坚持只做一件事”

记者: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华为却逆风飞扬。华为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后来,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事说把钱

分了算了。这时深圳出了“22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收益后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

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引领世界后,我们倡导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个开放、共赢的架构,有利于世界成千上万家企业一同建设信息社会。第三,华为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经很好了,但和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每年多花40亿美元管理费用。所以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

记者:华为每年花上亿美元请IBM顾问团队来帮助管理企业。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改进管理?

任正非:你们知道吗?丰田的董事退休后带着一个高级团队在我们公司工作了10年,德国的工程研究院团队在我们公司也待了十几年,才使我们的生产过程走向了科学化、正常化。从生产几万块钱的产品开始,到现在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生产,华为才越搞越好。我们每年花好多亿美元的顾问费。

我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什么叫交付,全是请世界各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助我们。第一步就是认真学习,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规范化。现在我们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简单一些、更好一些。

记者:华为有没有弱点? 任正非:有。华为公司3年前应该快垮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钱了,怕苦了。我们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买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我们就琢磨:为什么不提升一线作战的人的待遇呢?我们确定非洲“将军”的标准与上海、北京的标准不一样,年轻人在非洲很快就当上“将军”。你在非洲干,就朝着这个非洲“将军”的标准,达到了就是“将军”,就可以拿“将军”的钱。现在我们的非洲员工根本不想回来。

记者:创新能把华为领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任正非:比如4K高清电视,现在北京、深圳都还做不到,但四川全省连边远农村用的都是4K高清电视,就是我们和四川电信合作做的。4K电视会把带宽、信息

管道撑得很大。手机很快也是2K了,也会把信息管道撑大。这么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来做!4K现在还没有到来,VR(虚拟现实)就要到来了,还能互动,流量会远远大于4K。这是阻挡不住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巨大的战略机会。香港、澳门马上也会实现。四川的实践证明,普通的农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带宽。坚守“上甘岭”:“中心是有理想”

记者:华为成长过程中,正逢中国房地产爆发,您是否动摇过?

任正非:没有。没炒过股票,没做过房地产这些东西。

记者:没有诱惑么?

任正非:没有。那时,公司楼下有个交易所,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我们楼上则平静得像水一样,都在干活。我们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攻击“城墙口”。

记者: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文化的?

任正非:傻,要总结的话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坚守“上甘岭”。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创新者窘境:“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 记者:历史上很多大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倒闭了,就像在《创新者的窘境》里写的一样。您有没有这种忧患意识?

任正非:至少在大数据传送这个领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我们可以及时把“黑天鹅”转化成“白天鹅”。我们内部的思想氛围是很开放自由的,“黑天鹅”只会出现在我们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我们这里已经汇集了世界主要的技术潮流。

记者:您对华为的未来比较乐观,但是您自己也在强调“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为什么?

任正非: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公司也会懈怠,我们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长完了以后会不会变懒呢?我们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我们国家一定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物权都有物权法保护了,至少知识产权要等同于物权。国家要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发明。

记者:前段时间您和爱立信签订了一个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任正非:是的,签订后我们公司高层欢呼雀跃,因为我们买了一张世界门票。我们一个普通员工写了个帖子,说“我们与世界握手,我们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们保护原创发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创,最后这个原创就会发展成产业。

修宽航道:“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

想象”

记者: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挺残酷的,但刚才听您讲到和国外的竞争对手可以自如地对话,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都讲企业竞争搞焦土政策吗?

任正非:那是别人说的焦土政策,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华为是小公司的时候就很开放,和别人总体都是保持友好的。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市场有这么好的空间?因为我们知识产权的“核保护伞”建立起来了,这些年我们交了那么多的知识产权费给别人,当然我们也收了非常多的专利费,和那么多公司签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别人嘛。我们现在发展速度比别人快,进入的领域比别人深,我们还要顾及世界的发展。

记者:华为都是在主航道作战,那现在主航道是越来越宽了呢,还是越来越窄了呢?竞争对手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强了,还是怎样一个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出未来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是把航道修宽了,在航道上走各种船,游艇啊、货轮啊、小木船啊,是别人的,运营商也只是收过路费。所以我们要跟千万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战略耐性:“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记者:美国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国创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我们搞科研,人比设备重要。用简易的设备能做出复杂的科研成果来,而简易的人即使使用先进的设备也做不出什么来。

记者:中国有可能成长出许多个“华为”吗?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业做大,就得专心致志为客户服务。小企业特别是创业的小企业,就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真心诚意为客户服务。小企业不要去讲太多方法论,就是要真心诚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卖出去的。只要真心诚意去对客户,改进质量,一定会有机会。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复杂。第二,先在一个领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个“螺丝钉”。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胀。我始终认为企业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发展。

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一个基础理论变成大产业,要经历几十年的功夫,我们要有战略耐性。要尊重科学家,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做研究。如果学术研究泡沫化,中国未来高科技很难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着急,不要大跃进。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们公司在世界资源聚

集地建立了20多个能力中心,没有这些能力中心科学家的理论突破,就没有我们的领先世界。中国必须构建理论突破,创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为大产业。

记者:您说的理论创新是指基础研究?

任正非:理论创新比基础研究还要超前,因为他写的方程也许连神仙都看不懂,就像爱因斯坦一百年前写的引力场方程,当时谁也看不懂,经过许多科学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终于证明理论是对的。很多前沿理论突破以后,人类当时都不能理解。

记者:华为聘用的国外科学家很多?

任正非:我们海外研究所的科学家大多是外国人,所长是中国人,所长就是服务。我们“2012实验室”现在有700多位科学家,今年会到1400多人。

记者:高科技发展应该以基础理论为支撑?

任正非:有理论创新才能产生大产业,当然有技术创新也能前进。日本一个做螺丝钉的小企业,几十年只研究螺丝钉,它的螺丝钉永远不会松动,全世界的高速铁路大都是用这个公司的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过德国的小村庄工厂,几十年就做一个产品,打出的介绍图不是说销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额多少,村庄企业啊!

记者:就您在华为成长过程中的感受,我们国家在未来一轮经济周期怎样才能“抢占”高新技术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抢占”这个概念,一抢,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实实做基础,融入世界潮流,与世界一同发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未来三十年:“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记者:有人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

任正非: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等,未来人类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我们面对着极大的知识产权威胁。过去二三十年,是从落后通信走向宽带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现多少大公司,美国思科、谷歌、Facebook、苹果,中国没有出多少,就是因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大产业,比如VR虚拟现实,中国在这些产业是有优势的,但是要发展得更好,必须有十分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记者: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环境?

任正非: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有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又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第二种叫普罗米修

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有了火才有人类文明,这就是创新突破。我们国家提出要沿着创新之路增长经济,是正确的。外延式增长,投资越大产品越过剩,价格越来越低,投资效果越差。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同时面临的大风险是什么?

任正非:我觉得,中国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问题。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国的情况还是比别人好的,只要不让假货横行,就出不了大的问题。

防范危机:“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记者:您觉得深圳未来的危机在哪里?

任正非:很简单,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兹堡,有钢铁。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车。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记者:华为是深圳本土成长的企业,您对深圳的城市发展比如国际化、改革开放等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我们国家最终要走向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记者:对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建议?

任正非:首先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你在国内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了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不然企业走出去会遇到非常多的风险,最后可能血本无归。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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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高龄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机场排队等候出租车的照片刷屏朋友圈,成为“网红”: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打着电话,在上海某机场夹杂在排队等出租车的队伍里,衣着朴素,风尘仆仆却难掩儒雅沉稳之气。

任正非就是这样一个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企业家,今天小编想给大家推荐一篇任正非的老文:我的父亲母亲,结合这个也许可以稍微读懂这张等车图。

阅读延伸:

我的父亲母亲

文/任正非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

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打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告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唠唠家常,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一个普通的早上,妈妈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我身在伊朗,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待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晚了10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她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妈妈溘然去世。

1995年,我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

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

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

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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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5春,任正非(左)陪父亲任摩逊游昆明

柳传志的读后感要想富就要知道为何穷

作者: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

在手机上读着一篇任正非写的怀念他的父母亲的文章,而脑子里却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是2013年9月,我接到了一个邀请函。

那天我是真的有事,但出于对老任发自内心的敬佩和尊重,我尽力挤开了别的事情,花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赶到了会场。

老任的面子确实大,那天是贵州都匀一中的“校训研讨会”,真请来了不少领导和知名的企业家。他看见我来了显得非常高兴。我也高兴,那是因为在企业工作者里面,我们都是属于少有的“老家伙”序列里的人,相互都比较了解,然而又极少见面,所以紧紧的握手不愿松开。

原来都匀一中就是任正非的母校,他的父亲在此曾任过三年校长,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50多年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现任学校领导介绍学校的历史,介绍老任的父亲任摩逊先生事迹的时候,我注意盯着任正非,我想这样的内容他应该听过无数遍了,他却依然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动情!

此刻我正在读他写的怀念他的父母的文章,我认真读这篇文章,是因为深深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和他是同年生人,我们的出生背景有所不同,但是上一辈在政治上受到的磨难和考验几乎是相同的。任正非谈到他的父亲在这考验的重压之下,依旧勤勤恳恳拼力地工作,为他自己后来在华为拼命地工作做出了表率,而父辈的榜样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榜样。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能够像以前教导我的那样,用行动做出表率-做一个正直的人。正直,这是一个多么平常的词藻,然而在特殊的考验面前,这个词就超过了千钧的分量。

联想发展到今天的三十年中,经过的风险无其数,尤其在早期还有一定的政策风险,我自诩是个敢担当的人,而在联想结出胜利果实时,我也以为自己是个舍得让利的人,这对联想能发展到今天也许有一定的影响。和任正非一样,我们能以身作则地把企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追根溯源,是我们的父辈给我们打下了如何做人的基础。

当我读到任正非的母亲是因为意外车祸辞世的,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能想象对他那是一

种什么样的撕心裂肺!

任正非讲到他在高三那年(也应该是我高三的那年吧,就是最困难的1961年),母亲经常早上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他说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的功劳巨大,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80后、90后的朋友是读不出玉米饼的感觉的,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饥饿。61年,我是北京25中的一名高三学生,我们中学生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所以享受着最高待遇,一个月32斤粮,半斤油,半斤肉。知道什么叫一个月半斤油吗?

那是在一锅熬白菜煮熟的时候,油瓶口顺着筷子点入几滴油,使锅里漂着油花,一个月下来,这半斤油就用完了。知道什么叫饿吗?那就是耗干净你身上的脂肪,然后再耗你的肌肉。有一天夜里,我饿的实在受不了,想起抽屉里有一盒中药是羚翘解毒丸,我就吃了两颗,几小时后药性发作,抽筋断肠,头痛欲裂。

经过饥饿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从父母弟妹的嘴里面抠出的玉米饼。任正非想念着母亲,我何尝不想念自己的母亲、不想起在那最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对我的慈爱。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和老任一样也是老大,我会永远记住父母的恩德慈爱。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们会永远相亲相爱。

Clipboard Image.png 我在想,读了老任的文章,是什么让我会拿起笔说了上边这段话,我想说给谁听呢?

说给老任?让他知道我是他的知音?说给我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好像是,但也不是。我明白,我最想说给那些年青、年少的,甚至是儿童,让他们长大了听。

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碎嘴唠叨的老头。而说这些话,我估计孩子们是不爱听的。

前些天,我看了一部叫“归来”的电影,写的是我亲眼看见过的年代,亲眼看见过的事情,电影演毕,潸然泪下。

问过几个年青人是否看过这部片子,都说没有。有一个对我说:人总是要向前看么,老说那些老话,凄凄惨惨有什么意思?!他们爱看光鲜亮丽、富有、任性的电影,那是他们的追求。

他们不爱看“归来”,不爱听我碎嘴唠叨,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对他们说,到底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在不久以前还很苦,很凄惨,很窝囊。你要想今后过得富有光鲜亮丽,你就要知道过去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受人欺负。你就要懂得历史,你就要从中学到教训,我们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见过那段历史的尾巴的人了,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不管你是哪国国籍,但你和你的子孙血管中流的是

中国人的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谈不上是高尚的人,更谈不上是纯粹的人。但我努力在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做一个懂廉耻、要自强的人。我希望几十年以后,今天年青、年少的人们能凭追求、凭团结、凭实力让中国富强,让自己过上光鲜亮丽富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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