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论文成稿)_浅论职务犯罪的原因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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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但受中国几年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以及社会发展滋生出来的一些弊端的影响。职务犯罪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易发阶段。虽然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得政策与措施,但取得的成绩依然不容乐观职务犯罪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目前社会还未形成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时机,认识职务犯罪的概念及构成、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原因,是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前提。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控制,必须采取法律的、政治的、行政的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

关键词:职务犯罪 特点 原因 预防

论文目录:

一、职务犯罪概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二)职务犯罪的构成(三)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

二、职务犯罪原因

(一)从政治的层面来看,我国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中所发生的权力失控现象,主要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上存在的一些弊端,概而析之,其原因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二)从权力的实施来看,公共权力过程中的腐败活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致命性的危害。这一过程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三、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腐败助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道德控制,强化“不想犯”的心理动机

(二)加强制度控制,营造“不能犯”的外部环境(三)加强司法制度控制,形成“不敢犯”的威慑态势

(四)认真贯彻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腐败因素也在不断滋生,职务犯罪常有发生。党中央果断的推出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伟大决策。这一方针的提出对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环境,但腐败现象依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这充分证明了政府反腐败的力度与措施是相当不够的,也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的制度、管理等多方面原因还存在诸多的漏洞和不足。深入对职务犯罪的调查与研究已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课题,本文从职务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特征及规律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阐述的同时也从其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正文

一、职务犯罪概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或者不正确履行职权所实施的违背职责要求的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构成1、职务犯罪的主体。职务犯罪为特殊主体,行为人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是指以下几类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主要是指受政府委托、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人员,如救灾款物和土地补偿费的管理等等)。

2、职务犯罪的客体。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有三个:①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如受贿;②侵犯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如贪污;③侵犯了国家的管理秩序,如渎职。

3、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职务犯罪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有必然的联系,是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的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其职责无关,则不能构成职务犯罪。

4、职务犯罪的主观方面。职务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既有故意,也有过失。一般说来。属于故意的职务犯罪有:贪污贿赂类、侵权案件类、渎职案件类之中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部分玩忽职守和部分泄露国家机密案件;属于过失的职务犯罪有:绝大多数玩忽职守犯罪(除因徇私舞弊而玩忽职守),过失泄露国家机密罪。

(三)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

第一职务犯罪的特点

1、职务犯罪存在长期性和必然性。职务犯罪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有现象,尽管各国的提法不同,事实上自国家出现以来,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有阶级、国家和商品的存在,就会有犯罪的发生。本人认为属于犯罪范畴的职务犯罪同样如此,只要有国家、商品和收入差别等因素的存在,就会有职务犯罪的发生。

2、职务犯罪的普遍性和群体性。职务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广泛的存在于国际社会,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职务犯罪的侦查实践还表明,一个地区的腐败风气或一个单位主要领导的道德品质,直接诱发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的群体性的职务犯罪,改革开放初期,职务犯罪以个人单独犯罪为主要特征,而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案连多案,出现所谓的“窝案”、“串案”现象。往往是小案牵出大案,大案套着小案;查出一案,带出一窝;查出一个,带出一串;查出下级,带出上级;查出本地,带出外地。有的案件牵涉几人、十几人乃至几十人。譬如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及军政公安官员700余人,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痛心地说:“远华案将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次贪官排队受审。”

3、职务犯罪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职务犯罪与其它的犯罪相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其隐蔽性和复杂性表现为:案件不易暴露、举报热情不高、部分案件证据不多(如贿赂案)、取证难度大、有些案件定性困难(如渎职类)、干扰性大。存在隐蔽性、复杂性的原因是:犯罪主体多为有一定职务的人,大多数人不敢得罪他们;犯罪主体通常有较高的智商,心理防线不易突破;侵犯的客体多为公有财务,一些人有“与己无关”的思想,不愿举报;有的案件属于高科技犯罪,证据不易获取;有的案件不仅证据少,且暴露时间晚,时过境迁,证据难以收集;有的领导和财务人员的问题,在位期间,他人不易察觉;裙带关系或“官官相护”阻挠办案;侦查部门技术落后、手段不多、措施不力;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不断提高,越来越注意对犯罪活动的包装,精心掩盖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有的犯罪分子敛财数百万,却故意摆出一副穷酸样,转移人们的视线,逃避监督;更有的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把自己装扮成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骗取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有的为避免受贿过滥、人多嘴杂而留下后患,便尽量减少受贿次数,对一些不够斤两的薄礼不屑一顾,拒之门外;而对大额礼金、名贵物品、古董字画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样既收到了以一当

十、事半功倍之效,又在外界获取了廉洁自律的声誉。有的抓住人们对收礼不办事的受贿者切齿痛恨,而对办了事的受贿者比较宽容的心理,在进行权钱交易中,恪守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对未办成事的贿赂或拒收,或退还,不惹民愤;而对办成了事的贿赂则心安理得的收下。有的对送上门的礼金来者不拒,然后将大大低于所送礼金价值的家中物品回赠行贿人。从而将行贿受贿行为嬗变成为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以掩盖受贿的实质,逃避法律的制裁。

4、职务犯罪的危害性和腐蚀性。近年来的职务犯罪案件,犯罪数额令人触目惊心。有人做过统计,20世纪的80年代,犯罪数额上万元即为大案;90年代千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已屡见不鲜,甚至上亿元的特大案件也不断出现。同时大要案发案数呈上升趋势。1993年全国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要案879人,2000年为2749人,8年间共有14556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进入21世纪后的5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除正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尚未判决的以外,已被判决有罪116627人;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

比2003年提高了29.9%。[1] 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已侦结提起公诉26684件33953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和10.1%[2]。犯罪人数逐渐增加、数额逐年增多表明职务犯罪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对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5、与黑恶势力相勾结,充当犯罪分子保护伞。某些党政部门和执法部门领导干部热衷于结交大款,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得火热,或称兄道弟,或结为干亲,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权黑结合,大肆捞取非法利益。曾经在沈阳市呼风唤雨、横行霸道的黑社会头目刘涌,就是靠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副市长马向东、原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原市法院院长焦玫瑰等一批腐败分子的庇护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刘涌黑社会犯罪团伙被摧毁后,慕绥新、马向东等的罪行也相继败露,一一落马。

第二、当前职务犯罪的规律及趋势

1、涉案金额由低向高发展。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具有强烈的金钱占有欲和行为冒险性,贪污受贿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挪用公款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玩忽职守造成损失上亿元的案件已不鲜见,案件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有些案件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甚至是上亿元。

2、犯罪目的由单一向多样发展。目前,职务犯罪的目的已由比较单纯地获取经济利益转向获取经济利益与捞取政治资本、攫取政治权力交织并存。

3、涉案人员级别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近几年,职务犯罪涉案人员职务层次在增高,要案增多;掌管一个单位、部门的主要领导 共同犯罪增多。

4、犯罪由系统、区域内向跨系统、跨区域发展。系统内、部门内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不同环节的作人员,不同系统、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相互串通,联手作案,“利益均沾”、“相互配合”结成“一荣俱荣”的共同体。

5、犯罪方式由单独作案向家族性、集体性、组织性作案发展。

一是本人与家庭成员、情妇等合作作案。二是某些单位“一把手”管不住自己,更管不住下属,出现一窝黑的群体腐败现象。三是腐败分子形成犯险共同体,沆瀣一气,相互利用,共同作案。最近几年,集体腐败的趋向在高层干部腐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6、犯罪手段简单化向智能化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高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大大增强,犯罪手段越来越智能化、隐蔽化、专业化。有的通过破坏网络系统、篡改数据、改变程序实施犯罪,作案后很难在短期内发现。

7、犯罪领域集中向分散发展。犯罪领域由主要集中在企业、经济领域如金融、房地产、证券、电力、邮电、粮食等部门,向权力部门、政治领域扩张渗透。近几年,职务犯罪几乎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和部门,犯罪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新型犯罪增多。

8、犯罪危害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职务犯罪直接的危害表现在给囤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从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看,更为深层的严重危害是:经济,腐败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阻碍经济改革进程。政治,一部分党员、干部利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恶劣行径,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涣散着党的组织,疏远党和政府同人 民群众的关系,瓦解民族的凝聚力。思想文化上,腐败造成社会思想混乱,使社会失去精神动力,使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出现滑坡。

二、职务犯罪的原因

职务犯罪现象如此严重,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应该是权力的失控。

公共权力是根据公共意志组织、协调和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力量,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自国家产生以来,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历史实践表明,无论是少数人还是

多数人统治的国家,都无法做到统治者全体直接授权各种具体的国家职能权力,而只能经授权程序由部分人代为行使。从理论上说,任何授权关系都存在着权力被代行者非合理使用的风险,这是权力政治学的普通常识。当具体的公共权力偏离了法律规范的轨道,被用来服务于个人或小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时,权力通常就处于同授权人整体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状态。这时,权力蜕变为个别人实现私欲的手段,成为被滥用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公共权力即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主要是由公职人员代行的。这种授权关系会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先进而自动免除了被代行者滥用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确认,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公共权力同样存在被其代行者滥用的风险。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一直在进行,但是腐败的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单纯地打击和处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既然授权关系是必须的,那么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应当对权力的代行者从制度上施以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泛滥说明现行的权力体制对授权后权力过程的控制力和约束力还不足,使得用权人有较大的个人随意行为的空间。而权力失控后,加之经济和社会的诱因,必然发生滥用的情形,正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一)从政治的层面来看,我国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中所发生的权力失控现象,主要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上存在的一些弊端,概而析之,其原因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似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些人自恃大权在握,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腐败的深坑。从查处的案件看,涉案的人员大部分在案发前都执掌本单位的某一项职权,这些相对集中的权力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在行使过程中走了样,不仅诱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机制的缺失,在权钱交易过程中,他们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特殊身份和特殊权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破坏了党和公职人员在人民群众的良好形象,破坏性极大。有的贪官落网后,在分析自己犯罪的原因时说的最多的话“对‘一把手’监督的缺失,也是导致我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领导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年,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这种权力的长期占有,加上我曾经拥有的辉煌成就和耀眼的荣誉光环,上级领导对我是信任有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的疏漏。无疑,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公用的可能。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而且,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大大提高。在实践中,很多腐败活动在其初期已被群众发现和举报,但集权体制为其提供了排除障碍的力量,直至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害,才受到制止和追究。

其次,权力行使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失控和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过程,从而使用权人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江泽民同志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我国腐败现象发生的现实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的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权力运作的规律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弱。

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

第三,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参与手段主要是两种,公职人员依靠公共权力,而公共大众主要运用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具体生活中,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民的权利服务的。为了保证权力使用权的合理正当,通常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控制制度,防止权力践踏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保障也不够。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力受腐败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例如舆论监督对权力违法乱纪的实际压力还远远不够,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抨击,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的人无所顾忌。甚至出现已怨声载道的官员仍然提拔重用的现象。这表明,权力的运用离开了人民群众权利活动的监控,也必然出现滥用的后果。

(二)从权力的实施来看,公共权力过程中的腐败活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致命性的危害。这一过程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权力腐败破坏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制实践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官员的腐败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近年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能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一种典型表现。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直接导因于权力的严重腐败。

其次,在经济上,权力腐败制造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腐败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而当权力一旦成为交换或掠夺的手段,在为侵犯市场法则却能带来丰厚利润的特殊商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必然遭到破坏,最终必然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

第三、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腐败助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我国社会上近年来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同腐败浊流的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职务犯罪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社会所能提供的财富,通过正当劳动所能获得的物质报酬,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有些人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就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找人办事靠金钱铺路,替人办事就索贿受贿,导致职务犯罪。例如原抚顺特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玉颖因犯受贿罪、贪污 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受贿一多半来自本单位干部调动。这家企业中层以上干部仅几十人,张玉颖3年间就调整18个关键岗位,人均“上供”2.5万元。她就是受封建权钱的思想影响,才大肆利用人事权,也就是所谓的官权来大捞一笔,可惜却捞来了终身牢狱。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道德控制,强化“不想犯”的心理动机

道德控制是一种软约束,但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要遏制职务犯罪要案高发多发的势头,既应重视法制的作用、强调依法治国,又要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强删以德治官。

1、加强官德政德教育。以加强干部的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围绕增强党员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着眼于教育的有效手段、方法和环节,以及针对性、层次性、实效性,大力进行以强职、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官德政德教育。注意政治道德的制度化、法制化建没,增强从政道德的刚性和约束力。另外,还应把道德教育与合理的利益机制结合起来,使二者互促互动,相得益彰。

2、创新官德监督机制。国家和政府是对全体官员进行道德监督的主体;行业领导部门和地方政府是对本行业、本地方的官德进行监督的主体;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官德监督主体,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埘家机关、行业和部门领导的道德监督作用。一个多主体、全部门官德监督系统的形成,会使许多官员的道德问题及时发现、及早解决,大大增强道德调节的有效性。

3、建立有效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机制。在实践中,要坚持做到既依法严惩严重腐败犯罪,又要以定小移的态度、坚强有力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进一步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切实加大遏制职务犯罪要社的治本力度,强化“不想犯”的良性礼会心理氛围,抑制“敢捞、敢贪、敢要”病态社会心理的蔓延。

(二)加强制度控制,营造“不能犯”的外部环境

对于职务犯罪要案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编织比较完善的使人“不能犯”的权力运行网络。这是遏制职务犯罪要案高发多发的根本途径。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减少政府不当干预

一要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在,我国的行政审批权力仍显过多过滥,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而且缺乏严密的运行程序,缺少监督和制约,行政审批权力往往成为掌权者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重要工具。对行政审批项目,必须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对行政审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重大问题要严格实行民主决策,防止“暗箱操作”,提高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公开审批程序和审批结果,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二要加强政务公开制度改革。政务公开不仅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而且是强化对权力监督制约的一种机制性的制度,是积极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建立政务公开的监督保障制度,既要保证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又要把办事结果公开与事前、事中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结合起来,把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并高效运行起一套便利、管用、约束有力的监督制约长效机制。

三要加强财政制度改革。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发生,必须推行财政制度改革,强化财政资金监管。真正堵住腐败的财源。四要加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遏制用人方面的严重腐败犯罪,必须进一步改革现有干部人事制度,提高干部人事工作中民主、公开、公正、竞争的程度。

四要加强分配制度改革。分配要在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充分发挥利益机制的激励作用,激励公职人员与时俱进、拼搏进取、创新奉献,使公权力真正造福社会公共利益。

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权力监督制约

首先,要健全权力的内部制衡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科学分解、重组和规范各级权力,实现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强化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衡。

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即以权利制约权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政议政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拓宽公民合法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人民群众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他们对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最早,了解最多,感受最深,特别是对党员干部的贪污受贿犯罪最知情,也最痛恨,要形成鼓励群众敢于向检察机关及有关部门举报职务犯罪大要案线索、同一切腐败行为作斗争的良性激励机制。

再次,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各部门、单位要本着科学、管用、统一的原则,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把实行权力交叉动态管理与落实岗位目标责任制结合起来,从权力的授予、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等都纳入监督管理视野,强化责任对权力的监督管理作用,形成责任与权力的制衡。

3、完善廉政法制建设

以法治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具体来说,反腐败

斗争的法制化应该包括: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如反贪污的立法;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强有力的反腐倡廉的监督机制,如监督法的出台;有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强、装备良好、反应迅捷的执法队伍;有领导重视、群众支持、社会形成廉洁意识的执法环境。而其中,主要应该作好三方面的工作:继续完善反腐败和廉政立法,一要抓紧制定从宏观上强化反腐败、廉政建设地位的法律,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取得法律上的保证;二是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三要抓紧制定对违法违纪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惩的法律。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标本兼治方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发挥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

(三)加强司法制度控制,形成“不敢犯”的威慑态势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在当前职务犯罪要案高发多发的状况下,必须继续贯彻依法从重从严的方针,保持对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一定要发挥党纪国法的威力,对腐败分子严惩不贷,使腐败行为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

1、完善职务犯罪立法。

(1)采用“多元立法”的防治对策。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这难以克服刑法典的稳定性与职务犯罪的变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当采用多元立法方式。例如,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立法,以消除贪利型、渎职型等职务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要进一步加强行政立

法,以严格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堵塞管理上的漏洞;要尽快制定惩治职务犯罪的单行刑事法规,如当前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这已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要适时修改刑法典,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要注意采用附随型的立法方式,如在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中附随规定某些已超越一般违法行为性质的职务犯罪。

(2)刑事立法中的防治对策。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处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而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法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因此,应考虑把过去不是犯罪的行为或准犯罪的腐败行为,纳入惩治打击的范围,比如扩大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取消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谋取利益和不正当利益的限制等等,使我国《刑法》走向“严而不厉”的合理格局,即法网严密但刑罚不苛厉。

2.强化罚金刑、资格刑的适用。鉴于职务犯罪具有鲜明的贪利性、功利性的特点,因此,除对职务犯罪要案涉案人员处以自由刑外,还应强化罚金刑、资格刑的适用。对这种人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足以毁灭他们所认定的价值追求,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通过处以资格刑,剥夺其终身或一定时期内从事公务活动的资格,剥夺其以权谋

私的机会;通过处以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刑,剥夺其经济能力,防止他们为了“牺牲一个人,幸福一家人”“坐牢一阵子,舒服一辈子”铤而走险等现象。只有这样职务犯罪大要案才有可能逐渐减少。否则,腐败成本太小,腐败动机就越强,腐败就越高发多发,反腐败的难度就越大。

3、严格司法,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一是要加大打击力度,形成威慑效应。当前职务犯罪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期盼解决的热点问题,它严重败坏了党风,影响了干群关系,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强大阻力。因此,加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是司法人员要严格执法、秉公执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防止行政处理代替刑释追究、以罚代刑重罪轻判、滥用缓刑等问题。二是改善执法条件,增加执法的科技含量,提高执法人员的侦查水平和证实犯罪的能力,大力提高发现和突破职务犯罪要案的能力和案件质量。

(四)吸收借鉴国外治理严重腐败犯罪的有效做法,不断创新、完善遏制职务犯罪要案高发、多发的机制和制度。

国外近些年反腐败犯罪的对策在实践中有很大发展,主要反映在刑事治理预防体系的严格化和周密化,非刑事治理预防区域的综合性和网络化。具体体现在: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法规呈双重化(严格化、周密化),变得更为严密和详尽。惩治腐败犯罪的机构逐渐专门化,并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惩治腐败犯罪的刑罚等方法呈多样化、严厉化。公职人员的选用标准日益严格,公职人员的任职法规不断完善。实行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提高政治透明度。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薪俸待遇,给公职人员严格执法、反腐倡廉以经济保证。发挥议会等权力机关、政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作用,建立社会外部的反腐败制约机制和环境。

(四)认真贯彻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

国家公务员自身素质的好坏,影响着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因此,要预防和控制国家公务员的职务犯罪,就必须认真贯彻并进一步完善

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一支反腐倡廉的高素质的公职人员队伍,提高公职人员自身素质及其免疫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立职权许可原则,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权由人民通过立法授予,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不能享有且不得行使;二是要实行干部回避制度;三是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四是要建立严格的公职人员选拔、任用、考核和罢免制度;五是要严格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注意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六是要严格限制公务人员接受馈赠和额外报酬,严禁公职人员经商和兼职;七是要加强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等工作;八是要加强对公职人员进行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

结论

领导干部的清廉﹑社会风气的正直是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只有让反职务犯罪的观念深入到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个人心里,才有可能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当前我国反职务犯罪依然任重而道远,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由于职务犯罪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对它的治理不能采取单一的手段,应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惩罚与救济并举,媒体要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宣传,呼吁整个社会重视职务犯罪的危害,让国家、社会和个 人结合起来,拒绝职务腐败。人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制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献参考 注释:

1、贾春旺2008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曹建明2009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文献

3、李雪慧 《时评反腐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0 第一版。

4、刘其田主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5、刘志,《浅谈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

6、“关于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李娜、丛茂国,载于《辽宁警专学报》

7、《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治》,何秉松,中国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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