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过书”里的官员们_官员悔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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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过书”里的官员们
官员的悔过书，一般指官员被双规或立案调查后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反省，从而希望组织宽恕的文字材料。种种复杂心态和动机作用下，官员们在悔过书中往往会展现出难得的坦诚。权力堕落的轨迹，也在形形色色的悔过书里清晰地显露。
侥幸心理与“晴天霹雳”
2015年2月2日，湖北省纪委宣布双规了三名官员。这一新闻在湖北比较引人关注，一个原因是其中一名官员的前任、湖北某县级市市委书记幸某一年前也被双规。他在悔过书里感叹，他所在的县级市是老区，他竟然成为“建县史上第一个被党组织查处的县委书记”“无颜见老区人民”。
幸某在湖北官场更受关注的，是他曾“采取了一些应对组织调查、企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的做法。记者获得的悔过书显示，被双规后，幸某仍不甘心，“我被带到省纪委‘两规点’接受组织审查。刚来时，我思想上有过委屈，有过抱怨，有过侥幸，有过抵触”。
与幸某一样心存侥幸的，还有湖北省某厅原副厅长张某。得知湖北省纪委在调查自己后，他第一反应是做好三件事：“一是迅速把相关人送的钱退回去，以减轻处罚；二是迅速了解调查组动向，找了哪些人、问了哪些事、社会上有哪些传闻，做到心中有数；三是到省纪委找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以从轻处理。”他在悔过书中写道。
张某做了前面两件事后，第三件事没做。2014年2月26日被双规的张某事后称，“2月18日左右，我已经将银行储蓄卡都准备好了，要去省纪委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但就是下不了决心。都是侥幸心理在作恶。”
三种腔调与两重动机
湖北检察官许俊介绍，在他数年的工作中，所看到的贪腐官员悔过书主要有三大类：
武汉铁路局一名官员涉嫌贪污案，“该官员到审讯室后，主动要纸笔书写悔过书，满纸写着对平时违纪行为的悔过，希望交到检察院领导和其分管领导手中，可以承认完错误放他回去”。“这属于避实就虚，只承认违纪不承认违法。”许俊介绍，这名官员得知自己被刑事立案时，当场大喊悔过书是被逼所写。“审讯人员在同步录音录像下，当即撕掉其所写的悔过书，并向其说明悔过书不予附卷。最后，这名官员在零口供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第二种是避虚就实型，痛痛快快承认罪行，真真切切忏悔。湖北某市人大原副主任罗某的悔过书就属于这一类。“我喜欢购买和收藏手表，也知道投资名表可以保值增值积累财富。许多民企老板知道我这种爱好后，就打着朋友间礼尚往来的名义送表给我，开始是送几千块钱的石英电子表，后来送上万、上十万的名牌手表，我都收入囊中，毫不节制，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罗某在悔过书里说。他还在悔过书里承认：某企业为了尽早成立“小贷公司”、加快审核报批进度，对我提出在“小贷公司”中给我10%的股份，并由企业拿出现金400万元帮我入股……我安排亲戚代表我，入股该“小贷公司”成为股东。
第三类是虚实并行型，凡认为纪检机关所掌控的罪行，“勇于担当”“踊跃悔过”；凡认为纪检机关未知晓蛛丝马迹的，绝口不提。许俊介绍，其曾参办的一名官员贿赂案件中，审问就像挤牙膏，“你问他，他就承认就悔过，你不问他就假装不知道”。审讯结束，该官员前前后后书写了好几份悔过书。“抱有严重的侥幸心理，对实在掩饰不了的罪行才承认悔过。这种悔过书占绝大多数。”许俊说。
许俊指出，长久以来，“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迫使落马官员认罪悔过，指望在刑事审判中得到较轻的刑事处罚。落马官员“热衷”于写悔过书，是因为他们被强制隔离（被采取双规措施或刑事立案）后，害怕将来的刑事处罚，对组织有所乞求、对法律有所敬畏，希望能对其网开一面、从宽处理，因此在招供之时或之后，积极剖析自己问题的思想根源，坦白罪过，承认罪行；另外，失去人身自由后的孤寂无助感，也会让违纪违法官员有想与人交谈、自我书写的欲望。
悔过书里的腐败路径
2014年9月1日，“为利用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湖北省纪委办公厅向各市州县党委书记、市州县长、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厅局和人民团体党委书记，印发了7名被“双规”副厅级官员在接受审查期间写的悔过书。其中，37岁的张某2000年担任湖北某地级市团市委书记后，“不停包装自己、推介自己，彰显个人才能。当了三年团委书记，顺利当上了这个市一个区的区委副书记、区长”。“自己看准了一个问题，只有快速发展才能出政绩、出干部，才能快速实现向位高权重的职务迈进的目标。”2006年，张某顺利当上区委书记。起初有人给张某送钱，被他拒绝。“过年过节，有些老板、下级送钱，我还推辞，有时还比较坚决，后来就半推半就，有的直接放进抽屉或者公文包里；开始只在办公室收钱，后来在酒店、车上也收红包和信封，在家里也接待一些亲密的老饭和熟悉的下级。”
“不少老板财富来得容易，他们靠投机，靠政府政策扶持，我看到一批工商企业在区委区政府支持和关照下获得不少财富、和他们比，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是开会就是陪客，财富少得多，享受更不能比。”张某说，攀比之心让他也想有好车子、有别墅。
“下级尤其是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和在身边工作过的同事，他们年年送，开始两三千，后来三五千，还有的上万。”张某承认，当时身为区委书记的他，“用金钱往来的次数来衡基上下级关系的亲疏，用年节往来看待一个下级是否知道感恩。”
2010年8月，张某被任命为湖北省某厅副厅长。“在屁股还没坐稳、副厅乌纱帽还没有戴牢的情况下，又想着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这个正厅位子”。
2014年春节上班第一天，湖北省纪委开始调查张某。“得知这一情况后，我怕影响职位升迁，到处退钱灭火。一周内退出人民币20多万元，美元4万元。迟迟不主动找调查组交代问题、承认错误。”2014年2月26日，张某被送进湖北省纪委双规点。
落马时已担任湖北某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幸某在悔过书中称，他在担任某县级市市委书记时和一些有钱人接触，对高消费生活由羡慕变成攀比，然后开始收取钱物。“工作期问，某企业老板多次给我送钱，开始我也觉得不该收、不能收、不敢收。但他一再表示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感谢我的关心。我想自己也确实帮他赚了不少钱，他表示一下也在情理之中，慢慢地我不再拒绝。”幸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