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险拒蒋介石入台（整理）_蒋介石在哪里被话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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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险拒蒋介石入台
来源:《文史天地》2010年第5期 作者:樊斌时间:2010-11-24
1945年5月，蒋介石入台的第一句话是：“我在此地安全吗？”为何？陈诚之故也。
陈诚，字辞修，1948年10月赴台湾，1949年1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50年3月任“行政院长”，1954年为“副总统”，1957年经蒋介石提名当选国民党副总裁，此后连任“副总统”和副总裁。1958年——1963年又兼“行政院长”，1965年3月逝世。可以说陈诚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就是这样一个股肱和心腹，蒋介石的最爱宠将，却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之间留下了种种重大的政治疑团。
近几年，随着陈诚的《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陈诚回忆录》、陈诚的《家书》《吴国桢八十忆往》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日记》等档案史料的解密，可看出些端倪。
在黄埔军校陈诚进入蒋介石的视线，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
陈诚是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时期，最为器重的三位学生之一。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1916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到黄埔军校后，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很想表现自己，展示才能，尽管他也是浙江人，但由于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初，幷没有进入蒋介石的视线。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的命运与蒋介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天晚上蒋介石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加以训斥。推开门正要发火，所见到的场面使他把将要发作的怒吼声止住。他看见一个人正在点着蜡烛，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再看看陈诚，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种灵气，神态自若，幷没有因为校长突然夺书而惊惶失措。第一观感印象颇好。于是，他开始与这个人聊了起来。蒋问道：“你是哪里人？”陈诚回答道：“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蒋介石听后不动声色，只是嘱咐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至此，他进入蒋介石的视线，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邓演达被杀事件，一度使陈诚萌生过离开蒋介石的念头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后，一直坚持反蒋。1931年8月17日，邓在上海被捕。翌日，蒋在日记中有云：“邓演达昨在上海被捕，天网恢恢，终难幸免也。”5天后，陈诚闻讯，迅即从江西前线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回电表示“准从宽大处理”，陈诚也“深信总座之伟大，决不我欺”。但到12月中旬,陈诚却得知邓演达被判处死刑，遂于19日20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继先总理之宽大”，不要处死邓演达，并表白自己此举“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但蒋不为所动。邓被处死后，陈诚公然对蒋表示“人亡国瘁，病彻肺腑。……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要求蒋改任朱培德主持江西军事，自己则“决即日离职赴京请罪”。蒋在复电中严厉斥责陈“因私害公，因友忘党，有负职责”。
此后，陈诚对于辞职一事虽未再提，但对邓演达仍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当权辱国者和蒋介石加以激烈批评，称“现在卖国自荣和弃职辱国者，均逍遥自在，独择生兄抱憾以死，为革命而死，死何足惜”。他还抬出孙中山以批评蒋介石，“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言论自由，而择生兄死于言论攻击政府之黑暗，然则言论实为死由矣……今后不言革命则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总理之主义，而仅挂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实，我敢断（其）不会成功也”。这至少表明，在30年代之初，蒋介石的地位还很不稳固，陈诚对蒋介石也不够信服和“忠诚”，并一度使陈诚萌生过离开蒋介石的念头。
抗战期间与蒋介石产生言辞激烈的冲突
1942年12月，蒋介石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军总司令或司令长官”，前往云南，准备“明春能如期反攻，不致贻误大局，为外人所蔑视”。陈诚鉴于同年3月至8月间，率中国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完全成了掩护驻缅英军的撤退行动，且远征军伤亡惨重，因此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他在是年12月31日的特急电呈中，分析英美“各顾其根本”，即都把自己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但陈诚迫于蒋命，还是在1943年3月6日与史迪威同飞昆明。
1943年8月间，陈诚鉴于“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书蒋介石，称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瞻念前途，陨越堪虞。为免贻误戎机，重视责任起见，谨恳钧座赐准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行派员接充”。蒋介石迟至9月15日才回函，严斥陈诚：“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省，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这种跋扈恣睢之形态，除非政府已倒国家将亡，纪律纲维荡然无存时，乃始有此。”同日，蒋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这也可见两人言辞冲突之激烈。
1948年初辞去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之职赴台湾疗养
1943年9月17日，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迅速回函表示“不胜警痛”，“负罪实深”，但仍然力陈“今日国家莫大之隐忧，普遍之危机”，以及反攻缅甸可能面对的困难。为了表白心迹，缓和蒋对自己的不满，陈诚在当年的双十节向蒋进呈了近万言的《〈贞观政要〉读后摘要》，其中虽不乏“敢云仰酬高厚，庶几竭尽愚忠。以钧座之英明神武，必能远迈汉唐而上之也”等谀词,但引退之心未有稍减。到11月底，陈诚以严重胃溃疡为由回重庆治疗，蒋遂改命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许多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例，甚至点名道姓的批评，因此引起蒋的不满。蒋责备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诚要“切思而自反”。蒋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甚至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
但陈诚依然故我,1947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如不改革，只有同归于尽”。甚至说“无怪一般咸认为，欲中国有办法，非推翻现政府不可”，并且再次萌发脱身而去之念，“决心已定，决先辞参谋总长，再辞东北行辕，总期脱离政治与军事”。巧合的是，同年底陈诚胃疾复发，翌年2月初得辞本兼各职，手术后赴台湾疗养，年底担任台湾省主席。
陈诚接到蒋介石来台的电文却置之不理
陈诚在1949年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正是台湾地位最为混沌的年头，而美国对台政策，也举棋不定，一日数变。从1948年12月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就不断讨论如何分离台、澎与中国的问题和计划。
美国为了“台湾如何符合美国之利益”，除了各种阴谋之设计、讨论外，还派遣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为密使在台湾游说省主席陈诚“自立”。
陈诚在此期间，彷徨是可以想见的，他诚然眩于权力的诱惑，而对老蒋这位“故主”，要采取什么态度去应对，似乎也颇感踟蹰。从蒋经国的《风雨生信心》第二章《危急存亡之秋》中，他公布的1949年日记，有关老蒋来台经过，也可看出一些蹊跷——1949年5月16日，“……父亲下午在金塘南岸……准备明日赴马公岛，但父亲表示甚愿在定海与普陀作常驻之计也”。可见，当时，老蒋对是否来台，尚在犹豫之中，未最后决定。
5月17日：“午餐后，随父亲由江静轮登岸，一时半起飞，沿途俯瞰三门湾、海门、乐清……4时50分飞抵马公降落，父亲即至马公城外之宾馆驻节，此岛实一平滩，并非山地，气候颇热……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老蒋既“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为何不径飞台北，而在马公驻节？此时，老蒋似要看看作东道主的陈诚的态度，再定行止。果然，过了四天，陈诚去了马公岛看老蒋。蒋经国的日记写得很简单：5月20日。“陈辞修、俞鸿钧、蒋铭三三先生来马公，晋谒父亲。下午往机场送辞修先生返台”。
5月26日日记：“父亲于今日自马公飞冈山转高雄寿山。”为什么老蒋来台湾，不径飞台北，而飞冈山转高雄？日记上没有写陈诚有没有去接，这一疑团，在《吴国桢八十忆往》中，可见端倪，转引如下：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非陈的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辑等迎接，老蒋劈头第一句：“我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以至他和俞鸿钧、蒋铭三三人飞马公谒见老蒋，当天下午就单独由马公飞返台北。而且，对老蒋“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暴露出他对老蒋赴台北的一种极其复杂矛盾的心理。蒋经国日记仅寥寥数语，自有隐讳，所隐讳的在《吴国桢八十忆往》中，多少可以找到答案。如果当初，陈诚在美国高压和诱惑下，使台湾“自立”，而拒绝蒋介石入台，那么，这六十年台湾的历史全部都要重写。
蒋经国来台的一年时间内曾被陈诚严密监控
蒋经国随父败逃台湾后，曾有大约一年的时间，一切行动皆被自家特务秘密掌控，处于“被保护的时期”。严密掌控蒋经国在台行动的时间，大约是1949年8月起，至1950年他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以后，还延续了将近半年时间，到了1950年八九月间始告结束。
严密监控蒋经国的事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干的，它的司令正是陈诚，此时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无所不管，已管得头昏脑涨，应接不暇，可是还特别设立一个谍报组，负责对蒋经国在台湾境内的一切，做24小时全天候的严密注意，随时将所得情况研判后，以最机密、最速件呈报。
那时的蒋经国，在1949年6月左右来台至1950年3月以前无官无职，仅以蒋公子的身份，为老蒋奔走，居处又不和老蒋在一起，出入自宅与官邸的行动更加频繁。而给随从者的任务需详细地记录下蒋经国在台期间，每一天有些什么人到他的寓所看他，他曾与什么人一道同行出入寓所，他有没有带领什么人到官邸谒见老蒋，透过他的关系与老蒋见面的人背景是什么，意图是什么等等，都在搜集之列，甚至通过秘密的接线监听电话监听到老蒋头上。
陈诚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属于比较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办事思虑细密，也相对洁身自爱。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想“脱离军事与政治”，甚至离开蒋介石，但多少次“辞职”和“病休”后，竟逃脱不了蒋介石的手腕之中。随着蒋介石在台湾地位的稳固，陈诚又是如何下决心，继续效忠老蒋，直至1965年3月5日去世，成了千古之谜。
陈诚比老蒋年轻10岁，他竟比老蒋提前10年又1个月。于1965年3月5日去世了。老蒋亲笔书写挽匾曰：“党国精华。”亲笔书写挽联曰：“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关头，那堪吊此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待共同完成，竟夺我元辅，岂无人乎？”蒋经国也有挽联曰：“三十年导师中殂，忧国不忧身，少长皆令照肝胆；千万里疆土待复，为河亦为岳，涕原许负弓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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