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始末_历史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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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始末

公元1984年的甲午海战，经过三十年洋务运动而建立的号称“世界第八”的庞大的大清北洋水师败给了仅有“弹丸岛国”的倭国日本；而后的198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无礼的要求清国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割辽东半岛及台湾诸岛与日本。割地赔款的消息传至国内，全国上下群情激奋愤，天朝上国的臣民引以为奇耻大辱。其时，正值十八省举人齐聚北京参加会试，他们更是悲情难抑，在康有为、梁启超带领下，向光绪皇帝进万言书，要求变法图存，是为“公车上书”。

随后几年，康梁等通过出版《中外记闻》《时务报.》等报刊，建强学会等学堂，扩大对维新变法的宣传，这些运动使广大士人参加到问政的活动中，且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支持。而1987年于山东发生的曹州教案，使大清王朝更加明了了列强意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变法已经迫在眉睫。终于，于1989年6月11日开始了变法，是年为农历戊戌年。

变法的内容基本由康有为及其弟子捉刀，改革涉及经济、军事、文教和政治等方面。经济方面:提倡私人办实业，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撤驿站，设立邮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实行财政预算。

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汰绿营，淘减冗兵，采用新法编练海陆军。

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为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学堂兼学中西；准许民间办报，设立译书局等。

政治方面：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吏和民众上书，取消旗人特权等。

这是场有光绪帝一手主持，实际由康梁等操办的改良主义运动，但因为手中没有实权，触犯了手握实权的顽固派守旧大臣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的一致反对；同时，由于光绪帝年轻，经历了重重国难，“不敢做亡国之君”之决心强烈，变法是年轻气盛，操之过急，没有得到大臣的多数支持，终于触怒了西太后慈禧。慈禧于1989年9月21日重新临朝，幽禁光绪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致使康梁出逃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除京师大学堂保留外，尽废新法。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新法共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开启了民智，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批判了旧有的封建道德，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然而他们终究还是败了，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变法情况复杂。变法不同于革命。革命者，革他人之命，敌我分明，情况简单，手段单一；变法者，变自己之法，敌我难分，情况复杂，手段不清。过急，则必损害拥有实权的既得利益者；过缓，则效果不明显，守旧派又可以趁机反咬一口

变法领袖缺乏政治家的天赋、本领。光绪皇帝，徒有激情而显志大才疏。康有为有理想，有抱负，但书生意气过重，竟然说出“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发可变矣”的天真幼稚之言。他们没有一步一步的稳扎细打，逐渐掌握实权，而是寄希望于皇帝的无限权威。殊不知皇帝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

由于缺乏政治远见性，维新派没有争取到大多数官员的支持，且由于手段过于激烈，使本可以跟自己变法的一些中间官僚投身到敌对阵营中，给变法造成巨大阻力；同时，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失去群众的支持，而最终失败

他们所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但就康梁来说，他们不能算是严格的资产阶级，更偏向于有资产阶级觉悟的士人，他们骨子里是同情皇帝忠于朝廷的，这是他们变法的决心不太坚决的的主要原因。康有为一再妥协，修改变法内容正是这一原因所致。变法失败后变成保皇党也是这一点的佐证。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是袁世凯的几镇新军就可以挽救的，而是其领导者缺乏政治远见性，书生意气过重，且不懂依靠群众造成的。但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意义却不可忽略。正是他们，唤醒了沉睡的民众，是一批批仁人志士投身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去。他们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