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刊!前瞻,中国经济、吸引外资、自贸港发展_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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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特刊！2018年前瞻，中国经济、吸引外资、自贸港发

展.........导语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时代，怀揣着伟大的梦想踏上新的征程，准备迎接历史的考验。新时代不是历史的自然程序，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新时代是奋斗的目标，是拼搏的结果。这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新时代，要清除旧体系留下的弊病，才能越过新时代的高山，要拥抱新的制度、新的科技、新的文化、新的思维，弃旧图新才会有国家的进步与新时代的降临，这需要我们既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又能学会不断创造，实践先贤“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经济

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在“后经济危机时代”迷失和徘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发达国家依靠量化宽松政策最终稳定了局势，但是，世界经济增长长期缺乏动能。传统的增长引擎对经济拉动作用持续疲弱，全球面临产能过剩以及消费不振的挑战，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各国政府与企业界都在期待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并为之努力探索。这需要时间酝酿，必将是漫长的等待。依靠货币政策稳定局势的做法，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威胁。短期企稳的代价是2016年底全球的债务比2008年高出2倍，世界各国央行释放出如此多的货币，如何退出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难题。与这种进退两难且难以把握的局势相比，一个确定性的风险越来越突出，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大部分政府束手无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在这样一个经济低迷并充满竞争性的国际环境中，来自外部的压力会让中国更清楚改革的重要意义。中国不会继续追求以过高成本为代价的高增长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明中国正在寻求更高质量的发展。但是，中国必须首先消除传统发展模式积累的风险与弊端，进行一次漫长而彻底的出清，通过渐进式的去杠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制度创新改善供给侧的效率与质量，优化经济结构，为全球下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做好准备。不管是外部竞争或者是外部风险，带来冲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国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2017年7月，中国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十九大报告提出今后3年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就是防控金融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这项重要任务。防范金融风险就要逐步化解存量债务，重点治理国有企业信贷与地方政府债务，前者依然存在大量僵尸企业，债务杠杆率下降缓慢；后者则缺乏财政纪律，存在借道融资的风险。防范金融风险还要管好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机构与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本质上需要改变经济管理模式。当整个国家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的时候，就会以宏观调控的手段，不断利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地方政府则过度举债搞投资，导致信用泛滥，债务攀升，产能过剩。现在，中国已经转向供给侧管理，改变了过去的做法。防范金融风险就要管住货币总闸门，改变以债务驱动的投资型发展模式。这需要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赋予其更多的独立性，避免宏观调控过多干扰货币供给，让货币政策更多地盯住就业率和通货膨胀两大指标。新时代要建立现代经济体系，金融防风险就是逐步拆除债务雷区，降低经济整体宏观杠杆率，并在这个过程建立一个更加高效的金融体系，能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实现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不再以GDP论英雄，不再以高增长速度为目标，优化供给侧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实现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围绕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目标，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没有新制度的供给，就难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新制度就是将新发展理念制度化，具体化，制定新的经济运行规则，激励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活动，促进市场竞争。改善供给体系的质量就是要逐步修正结构性失衡以及要素价格扭曲。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实质是长期宏观调控政策以及要素垄断导致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政府干预对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配置产生了影响，影响了效率。政府要减少经济干预，放弃要素价格管制，减少低效投资行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需要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就是破除无效供给，清理“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供给侧的出清；立就是要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降就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要素价格与资源价格。改善供给体系的效率要发挥市场竞争激励创新的根本性作用，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力，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还需要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给予市场更多的投资空间与自由，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大变革，在这场变革的开始，首先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从旧到新的转化过程，我们需要应对一个不确定且充满竞争的外部世界，还需要清理长期积累的体制性弊病与市场性风险，同时更要通过改革创新体制供给，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任务重重，困难重重，必须要有耐心，不断努力。外资

2017年即将收官，如何评价这一年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效？“开放不断推进，取得了越来越多成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评价。经过梳理，包括A股纳入MSCI，债券通“北向通”上线运行，开放外资持股等。12月28日，银监会就《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尤其是放开外资持股比例这一举措，受到多位受访人士的高度评价。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直言，这是金融业对外开放一个新的里程碑。“在银、证、保等股权方面做出一个明确开放，这是十多年来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比上一次程度更大。”落实开放外资持股路线图，无疑将是2018年的重头戏。除此之外，受访人士对2018年的期待还包括，债券通机制完善、沪伦通开通、境外企业A股IPO等。不过，在推进开放过程中也需注意风险。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称，国际化不是空中楼阁，要基于市场成熟度，如果国内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没有到位，国际化就会缺乏前提，单边推进国际化风险非常大。外资持股上限放开一直以来，外资持股金融机构比例限制备受市场关注。2003年12月，银监会将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从15％提高到20％以来，未有大变动。直到2017年11月10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表示，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这意味着，外资持股限制放开的时间表、路线图基本明确。据了解，目前外资对证券、基金、期货公司持股限制是49%，未来持股51%甚至不受限制，即外资可以获取控股权，银行业持股方面暂无明文限制，可能是一事一议。“此次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最大规模的金融开放举措，不仅局限在外资可以实现控股金融机构，更在于资本市场开放进度的超预期落地。这一举措带来的利好与潜在的冲击，将为我国金融体系带来较为深远的影响。”东方金诚首席分析师徐承远称。临近年末，银监会就《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改的主要内容有：增加了关于外资法人银行投资设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许可条件、程序和申请材料等规定，进一步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等。除此之外，2017年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还有很多。经过梳理主要有：股市方面，A股纳入MSCI指数，同时沪港通、深港通双向资金流量稳步提升；债市方面，债券通正式运行，国内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引入“逆周期因子”。此外，伴随“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同时已建立的国际性金融机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运行良好，不少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际金融合作良好；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等。开放有助于化解风险今年以来，金融业对外开放被频繁提及。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陆家嘴论坛”上力陈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不开放、不竞争往往会纵容低标准。”他认为，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受益于对外开放，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2018年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会有哪些新举措？“明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落实2017年提出扩大外资入股比例的决定，另外，沪伦通在2018年应该也会有所突破。至少这两方面可以期待。”赵锡军认为。董登新补充称，允许境外企业在A股IPO明年有望拿出方案。此前，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曾表示，对于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进一步优化监管环境，鼓励其进入健康、养老、巨灾保险等专业业务领域；对于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保险机构，进一步优化准入政策，通过引入更多优秀的境外保险机构，完善保险市场主体结构。债券通制度安排方面有望进一步完善。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称，目前已经有很多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投资中国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不过目前债券通在资金汇兑实操性方面还有待提高，另外税务安排还不是很清晰，这些方面有待尽快解决。明年将有更多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内地债市的需求得到落实。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不过开放过程中有诸多注意事项。“外资持股放开需与其它有关方面开放协调，如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对外投资、货币可兑换的开放都要相互配合；同时还要与监管水平相适应，开放持续不断推进，监管跟不上也是不行的。”连平认为。赵锡军称，2018年全球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都在朝着收紧、正常化方向发展，另外有一些国家开始降税，这是我国金融领域开放时需要关注的，避免外部影响带来冲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吕随启直言，未来国内最重要的还是防风险、稳增长，最好能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业对外开放。开放与防风险、稳增长或许并非先后关系，央行副行长易纲称，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经济和金融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在防范金融风险过程中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会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和韧性，这也正是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坚实的体制基础。自贸港

2017年，最受地方政府关心的关键词之一，就是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是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也宣告着我国对外开放将开启“自由贸易港模式”。谁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先行地？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自十九大以来，多地已先后释放有关争取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信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目前11个自贸试验区所在的城市、省份均表现积极，不仅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省份跃跃欲试，河南、四川和湖北等内陆省份也都提出要建内陆型自由贸易港。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外贸第一大省的广东，也是此番自由贸易港竞逐的积极参与者。目前，广东省内的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均有所动作，前者正开展前期研究，后者则正制定申报方案。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如能借助好香港这一国际知名自由港的成熟经验及资源，将加速广东自由贸易港的探索建设步伐，并可避免“走弯路”。各地纷纷探索建设自贸港自由港是指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几个世纪以前，自由港诞生于西方，并很快盛行全球，推动着国际贸易发展，亦为各自所在的城市、地区和国家带来经济的繁荣。如今，中国也即将开启自由港探索之旅。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署名文章中指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对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的中国对外开放有着新的历史站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裴长洪说，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就是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的必要举措，也是经济全球化新理念的具体实践。从国际经验来看，自由贸易港对经济发展带动明显，引得地方跃跃欲试。我们注意到，包括上海、浙江、广东、辽宁、天津、陕西、福建、湖北和河南等地已先后有所动作或释放信号。这其中，上海的步伐是最快的。目前，上海已将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方案报送至国家有关部委征求意见。今年3月份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就曾明确，要在上海若干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不过，此番竞逐中几乎所有拥有自贸实验区区的城市、省份均表现积极，如浙江自贸区已制定初步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的发展目标，希望推动以油品为核心的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大连也已初步完成自由贸易港方案申报。分析人士指出，自贸实验区在率先探索自贸港建设方面有基础也有优势，首批自贸港或来自自贸区升级版。这种可能性也调动了内陆省份的积极性，如四川、河南等地均表示将探索建设内陆自由贸易港。地方踊跃的背后，看中的是自由贸易港带来的更大自主改革权，以及对城市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促进的巨大效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就指出，自由贸易港的特殊政策优势决定其将成为要素叠加区域，能够实现资源的内外双向匹配。不过，自由贸易港的真正红利还需要通过“创造”产生。制度创新也被认为是自由贸易港探索建设的一大重点。“自由贸易港绝不仅仅是基于港口贸易便利化自由化，而是围绕投资、金融、法治和新兴要素便利流动开展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中山大学副校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李善民指出，由此吸引全球科技资源、人才和资本等，在一些新兴行业形成集聚效应，并通过高端人才推动中国相对落后的服务业加快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基于此，李善民进一步分析，新形势下自由贸易港的政策设计应重点涵盖四大方面：一是服务深度开放的新型税制安排；二是各类新兴要素便利化聚集制度安排；三是促进“港产联动、港城一体化”融合发展政策；四是围绕“离岸 ”开展制度创新。事实上，这在当前各地陆续披露的自由贸易港探索细节中也不难找到呼应。比如，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过剑飞近期就公开表示，上海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制度设计上会更加与国际接轨，其中税制设计也更符合国际标准，如离岸税制、企业所得税设计会更为合理。广东加入“竞逐”广东亦是此番竞逐中不容忽视的参与者。在十九大广东代表团开放日上，广东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就表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建设南沙自由贸易港。从官方渠道获悉，目前南沙正从多个维度开展自由贸易港前期研究工作，包括组织开展南沙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具体研究、编制工作，并计划将在年内形成相关成果。南沙的初步设想是：围绕推动国际中转、国际分拨、国际贸易发展，最大程度简化一线货物的监管手续，打造货物“自由进出”的管理模式；放开贸易准入条件，建立离岸型经济管理体制，实现贸易自由；探索基于国际贸易业务，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金融、外汇管理规则，实现资金“自由流动”；深化粤港澳合作，拓展南沙自由贸易港与港澳在通关监管、贸易规则、金融服务等方面对接。深圳方面，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则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着手自贸区升级战略研究，并提出探索深港自由贸易组合港建设设想。目前，前海蛇口的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亦正在制定之中。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田夫表示：“前海蛇口有条件、有基础争取国家批准，在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先行先试。”广东在基础设施、经济实力、产业层次、开放基础等方面，具备探索自由贸易港的优势。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GDP占全国超过10%；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约占全国四分之一；与自贸港关联较大的物流产业则约占全国9%，其中的国际物流占全国比重更高达26%。更为重要的是，近年广东经济转型升级走在全国前列，产业层次和结构都在不断趋向高端化。比如，2016年广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69%、深圳则高达75.4%。“这意味着广东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正不断提升。”马仁洪指出，这有利于广东从一个相对更高的起点上探索建设自贸港，快速连接和吸纳更多高端资源。多位专家几乎一致认为，广东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最大特色就是毗邻港澳，其中香港已经是国际知名的自由港。无论广州抑或深圳，此番在争取自由贸易港探索建设过程中，不约而同均打出“香港牌”。比如，广州南沙明确，要实现南沙自由贸易港区与港澳发展的高度融合；建立南沙保税港区和港澳机场的海陆货运快速通道，打造两地联动的“快件中心”等。深圳前海则提出探索深港自由贸易组合港建设，与香港实现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与上海等地实现差异化建设格局。这已被明确为其方案的核心内容之一，此外还要将金融改革创新、人民币国际化与自由贸易港联动集成，会同港澳一起推进全球金融中心建设。马仁洪表示，一批活跃在广东的从事运输、贸易及其它相关制造业、服务业的港资企业，熟悉香港及全球其它自由港的制度和规则，它们可直接参与广东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不仅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广东的探索建设步伐，也可避免“走弯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分析，香港是国际知名自由贸易港，拥有成熟经验、丰富资源和强大的平台功能，借助好香港的力量，将是广东脱颖而出的一条捷径。“广东有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需求，港澳则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宏观背景，合作共赢将是必然的也是现实可行的。”丁力说。结束语

2017年即将过去，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国商机构在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的引导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仍有不少不足之处。党的十九大已经胜利闭幕，中国也迎来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2018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元年，国商机构将举全体之力，不忘初心、兢兢业业，奋发图强、开拓创新，踏实做好每一次的商务培训和项目对接、优选中国商务最热点的新闻事件、把握招商引资最前沿的脉搏，为全国商务工作者提供更好的培训课程和咨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