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_党的典型宣传工作

2020-02-27 其他范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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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是抗战史和中共宣传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一时期也是中共宣传理论和实践较为成熟的阶段，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经验，对于今天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祖国统一及推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略作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抗日战争是“政治与军事搅在一起的战争”

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角逐，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战时宣传工作对于巩固己方军心、民心，瓦解和摧毁敌国军队和人民的精神意志，加速其军事和政治失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军队。在战时没有它就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

[1]这里的政治工作无论就其内容还是从其形式来看，实际上主要就是宣传工作。对于抗日战争这样的实力悬殊旷日持久的战争来说，宣传工作尤其重要。

抗战前中日实力悬殊，无论是军事、国力还是心理，日本都强于中国，[2]同时，日本乃国力强盛，蓄谋已久。中国自近代以来屡受侵略，历经反抗，多遭失败，大敌压境，部分军民有畏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国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瓦解敌军的军事政治攻势，坚定抗战信心，就成了抗战能否持久和胜利的一个心理前提。中共客观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中国也有优势，那就是中国抗战是自卫战争，是本土作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日本劳师袭远，不得人心，必然引起中国民众群起反抗和国际正义人士指责。况且日本军队中大部分士兵和下级军官出身普通家庭，与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不同，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思乡情绪甚浓，若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必使其意志消沉，逐渐觉醒乃至厌战反战。只要能争取民心，瓦解敌军的军心，就能扬长避短，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3] 时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也说，中日武装力量悬殊，“如果不注意最大限度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想单纯地拿刀矛对抗敌人的飞机、坦克，没有不被消灭的。”[4]

二、方针和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从大的方面讲，有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两个部分。宣传工作总的任务是巩固己方军心，分化瓦解敌军；但具体到不同的宣传对象和战争时段，其方针和政策又略有区别，试胪列之。

对内宣传是巩固军心民心，保持军队战斗能力的重要思想保证，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是克敌制胜的心理基础。这方面，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前，蒋介石消极抗日，大片国土沦丧，中共宣传工作方针主要是抗日反蒋。第二阶段，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宣传方针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民族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精神动员。第三阶段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到抗战胜利，中共主要进行了抗战性质、前途，树立国民信心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

除了面向全国，中共还对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等做了广泛的宣传思想工作。如整风运动，彻底打破了王明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使全党达成空前团结。在军队建设上，中共制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原则、军民一致原则、优待俘虏原则。这些工作卓有成效，为中共的巩固发展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的对外宣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国际宣传，揭露日本侵略暴行，增加国际同情与援助，瓦解法西斯侵略阵营，以达“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效；二是向日本民众宣传，促其觉醒，发起反战运动；三是向在华日军宣传，粉碎日本法西斯在军队中的欺骗宣传，促其认清形势，瓦解其士气，削弱其战斗力。

与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有所重合又须单独强调的是中共的对敌宣传。对敌宣传是指“对沦陷区的日伪军及伪组织、沦陷区人民的反战宣传”。[5]对敌宣传是中共对外宣传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初级阶段。抗战初期，中共的宣传工作尚不成系统，组织机构还不健全，除地方党的宣传部门外，还在部队的政治机关中设立兼职对敌的民运指导部（团级设股）和“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类”[6]的敌军工作部（股），连队设包括文字宣传队和喊话队的敌军工作组。当时，宣传机构和干部都是兼职的多，专职的少，宣传方式方法也较为单调，研究敌情方面的工作还没具体展开。客观上敌方劣势尚不明显，主观上宣传经验不足是这一时期宣传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也承认：“必须认识过去三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微弱的”[7]尽管如此，这个时期还是制订了一些基本正确的宣传政策，如毛泽东提出与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再如中共的俘虏政策，“这是以事实向敌军宣传而又揭露敌军官对士兵欺骗的最好的办法。”[8]抗战初期，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日俘的六项命令；此后，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八路军、八路军总部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命令，重申了有关日俘政策，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日俘政策对抗战胜利的意义。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和释放俘虏。”[9]

发展阶段。1940年10月，中宣部颁布了《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指出了党内“重组织轻宣传”的错误思想倾向，认为“党的宣传工作落后于革命的发展和党的组织发展”，强调“宣传部门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领导战斗的机关，它同组织部门的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10]此一时期，中共宣传工作有了重大进步，表现在建立健全了各级专职对敌宣传机构，充实和培训对敌宣传干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的宣传部分设宣传科，“管理党外宣传，鼓动工作及研究敌、友宣传政策”[11]，各级党校和各根据地党组织也在有计划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推进整个南方工作和“延安推进整个北方工作”这两个对敌宣传中心。[12]

完善和高潮阶段。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敌宣传工作，在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和宣传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都达到了较为成熟完善的阶段。1944年6月后，随着局部反攻的扩大，中共对敌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很多日籍干部也参与了宣传工作，“今后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组织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13] 宣传重点也有变化，在争取瓦解敌方军心的同时，还要“争取日军”；在争取中下层官兵的同时，加强“争取伪军上级”[14]，出现了成批日伪军投诚反正现象。这一时期宣传内容更加生动具体，方式方法更为灵活机动，成效也更为显著。

在对敌宣传工作中，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中共宣传方针也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即在于瓦解敌军，因为“我们的胜利，不单的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对伪军伪政权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则是“启发其民族觉悟，争取他们同情抗日，直接或间接帮助抗日事业，以鼓励日寇，使其不能建立强有力的伪军和伪政权，并经过他们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对于沦陷区同胞的宣传工作，则应“寄以无限的同情。并揭破敌伪的欺骗与麻痹的宣传，揭破敌伪所用的欺骗与屠杀的两面政策。以提高其民族觉悟，使其不忘正在战斗中的伟大的祖国”。[15]

三、内容与形式

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面对宣传的不同对象，宣传重点和宣传内容自应有别。

首先说对内宣传工作。华北事变后，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把国民的抗日情绪推向高潮，引发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

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推动实现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抗战爆发后，国内不同程度存在两种论调即“亡国论”和“速胜论”，导致民心摇摆，事关革命成败。针对这些情况，朱德、洛甫、彭德怀、周恩来等先后撰文论述持久战问题。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两种错误论调，坚定和鼓舞了国民和军队的抗战信心。针对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行径，中共强调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告诫共产党员，“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16]，防止了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倾向，培养了党员的团结和统一意识；另一方面，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宣传思想工作，击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从对敌宣传工作来看，随着战事进展和党的宣传组织机构的完善和宣传工作经验的积累，宣传内容也逐渐向纵深和宽广拓展。比如抗战初期，中共对敌军实际情况研究不多，对敌宣传工作针对性不强，成效不大。比如过于高调、主观地提出过高的口号：对伪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打日寇，不打自治军保安队”，“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寇”的口号。对沦陷区人民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和“没收伪军和日帝资产”等经济口号。

[17]对日军则提出“动员一切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仗，你们才能得到解放！”“‘回国去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得到解放！’这些口号为日军士兵所不易接受，要使日军打败仗的口号，更使他们发生反感。” [18]随战事推移，宣传内容逐渐丰富。《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就要求，对敌宣传除了前一时期宣传党的各方面方针政策外，还应有对敌对理论、政策和煽动的反驳和揭破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19]到抗战后期，宣传内容不仅丰富，而且生动具体。反攻阶段来到后，延安每周二五两次用日语罗马字播送宣传内容，用浅显通俗的文字广泛深入宣传延安日人解放联盟所通过的斗争《纲领》和《日兵要求书》，扩大联盟影响；开始用日人共产主义团体的名义（如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行共产主义和启发阶级觉悟的思想宣传；揭露日军暴行，印成大量宣传品散发。[20]

从宣传形式来看，中共根据日军心理特点、觉悟程度和宣传环境，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宣传战法：将传统宣传方式与现代宣传技术相结合，灵活多变的宣传方法与富有感染力的宣传品内容相结合。从抗战整个过程来看，初期宣传形式或方法较为单调，后期则较为有效灵活，因篇幅所限，此不多赘，仅将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综述如下。

标语是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最简易的宣传办法”[21]。它的优点是条件限制少，不易破坏，无孔不入，感染性强。其内容多为唤起日军士兵思乡思亲之情，鼓动日军官兵情感对立，制造日军悲观气氛，宣传我党的俘虏政策。

发送传单也是对敌宣传的重要形式。它文体活泼，形式多样，内容集中，没有固定时间和篇幅。诸如叙事、议论、诗歌、歌曲、散文和书信等都可制成传单。

其他文字宣传还有画报、快报等形式。

口头宣传主要有阵前政治讲话，唱思乡思亲或反战歌曲。战前讲话，可动摇日军作战意志；包围敌军，可讲我军的俘虏政策，敌军宿营时则高唱歌曲，增其厌战情绪。另还有赠送慰问袋、开办日语广播、发行反战日文报刊等形式，前文相关论述中已谈到，也不多说了。

四、经验和启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中共宣传工作最大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善于抓住不利于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把握宣传时机，集中宣传火力，加强宣传攻势。

具体而言，首先是在不同的战斗阶段，宣传政策和宣传重点因时而异；其次，深入细致研究

敌人的个性心理和群体心理及其国情，区分出不同的宣传对象和层次，因人而异地确定我们的宣传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形式和内容等；第三，在宣传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口头宣传与文字宣传、直接宣传与间接宣传穿插使用，多管齐下，形成宣传合力，取得良好成效。第四，在宣传工作中，中共始终依靠群众，形成运动，不仅群众参与到宣传工作中来，还将“敌人”引入宣传队伍。他们若受到中共各级各类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其对日宣传便有现身说法的效果。如当时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在各地的分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步的团体和组织，就培养了不少这样的“敌人”。抗战反攻阶段，很多宣传工作都是由日本人来担任的，在瓦解争取日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2]

实践证明，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对持久抗战和最终胜利起到了单纯军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宣传思想工作和军事抗战如舟之双桨，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国民的一次精神动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重大改造，它唤醒了广大国民的民族自强团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它不仅巩固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帮助奠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而且为中共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民心；它不仅坚持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而且为中共在复杂情势下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总结。

[1] 八路军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1981年，第1页。

[2] 可参阅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5月。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第437页。

[4] 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30页。

[5] 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党史博采》，1995年12期，第21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7] 同上，第12册，第425页。

[8] 漆克昌：《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前线》15期，1941年5月，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第313页。

[9] 甘泗淇：《一二0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940年9月25日，转引自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1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6-507页。

[11] 同上，第508页。

[12] 同上，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