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国际法官_国际法院法官

中国籍国际法官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国际法院法官”。

国际法官的荣耀与贡献

出任国际法官，其荣耀几乎世人皆知，而在这荣耀的背后，法律精英们在法庭内外的特殊贡献却是鲜为人知的。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其后10余年间，在国际法院这个国际最高司法机构中仍未见到中国法官的身影，这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

此时在外交部任职的倪征燠参加联合国各种会议时曾不止一次地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不参加国际法院法官竞选？

一位国际法院的法官也感到不解：如果在国际法院里没有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法官，那是不可想像的。

倪征燠开始意识到，这不仅是法律界与司法界的事，更关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1984年是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年，已经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任职3年的倪征燠决定参与竞选(一般认为任职国际法委员会是参选国际法院法官必须的前提)。

候选国际大法官的标准极为严格，必须品格高尚且在本国担任过最高司法职位，或被公认具备国际法学家资格，经由提名，并由联合国安理会及大会分别投票选举。

1984年11月7日，注定要被载入历史。联合国和安理会分别投票选举新的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征燠在联合国160票中得票107张，在安理会15票中得票14张，以“绝对多数”票当选。

倪征燠的当选，在当时被认为是众望所归。这位早在1929年就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法学前辈名宿，在东京审判时就已名扬四海。建国后在外交部任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出谋划策。

1958年夏天，北戴河。

毛泽东望着蔚蓝而辽阔的大海，思考着一个各国密切关注的问题。外交部法律顾问倪征燠和部长助理乔冠华，被总理专机接到北戴河，到毛泽东住处讨论中国海洋主权及领海宽度问题。

倪征燠向领袖建议：必须限制军事大国在领海、领空的自由活动，12海里领海宽度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十余天之后，1958年9月4日，中国对外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说明了划定领海基线的原则。

2000年10月9日，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全球最大的跨国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肯思共同设立“倪征燠奖学金”，以表达母校对自己最优秀毕业生的褒奖。

在一所美国著名的法学院以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命名设立一项法学奖学金，有人评价说，倪征燠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神话。

差不多每一个国际法官都有着类似的荣耀。

2003年7月的一天，海牙国际法院司法大厅，一个中国人的声音在这里响起并迅即传遍全球：“国际法院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

作为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和他的同事以“绝对公正”的理念，对全球焦点难题—————巴以冲突中“隔离墙”问题作出了裁决。

这一刻，距离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153天。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中国的“复关”及后来的“入世”谈判短期内就可完成，史久镛却认为没有10年不会谈成，因此力主应安排香港先于大陆“入世”。在今天看来，如果香港在后来的十余年间被排斥于世贸组织体系之外，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将不堪设想。

但是，当年许多人不赞成史久镛的观点，有人甚至指责他这是“卖国”的主张。他们用嘲讽的语气说：“李鸿章时代已经过去了。”

为此，史久镛曾只身赴日内瓦总部进行谈判，并向中央高层力主香港应先于大陆“入关”，1 最后由最高决策层拍板，中方发表了一个声明，香港得以留在了总协定内，并在“入世”后，以“中国香港”的名义成为世贸组织的一个成员。

精英是怎样炼成的倪征燠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书香门第，13岁来到上海求学。1923年中学毕业考试名列榜首，获得免费直升沪江大学的机会。

此时，一段发生在租界里的断案情形使他下定决心学习法律。

一次课余，他出于好奇去租界看会审。那时凡涉外国人的诉讼，必须由中国法官会同该外国领事共同审理。由于外国领事同中国法官的意见不一，蛮横的外国领事竟一把将中国法官的朝珠抓断。那一地的朝珠仿佛洒在了倪征燠的心坎上……

不久，他转学走进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课堂，蓄志学法，而且决意留学英美。当时美国大学规定，攻读法学博士要具备法学学士、文学学士两个学位。

于是，他一天到晚在三所学校同时读书、工作，大清早，赶到江湾持志大学文科上课；十时过后，去唐山路的一所中学教英语，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中午稍事休息后，到昆山路的东吴大学上法学课。

1928年，22岁的倪征燠把分到他名下的几亩地作抵押，又向两个同学借贷，得到一笔钱后，带着他同时在持志和东吴两所大学的毕业证，远涉重洋。

黄埔江码头，美国的大学生正在船上搞活动。

他问，美国什么地方学法律最好？

有人向他推荐斯坦福大学。仅仅一年之后，他就轻而易举地戴上了斯坦福大学的法学博士帽。

倪征燠东吴大学的同学，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出生在上海一个生意人家庭。他的父母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自幼就酷爱学习。

倪征燠后来回忆说，他们上学时都很用功，但李浩培格外用功。最终，他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取得大学文凭。

李浩培30岁那年，通过考试得到了“庚款留学名额”，靠公费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中途，因“二战”爆发，被迫回国。

李浩培到英国的次年，王铁崖也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他们从此结下长达60年的友谊。

不平坦的法律之路

这些担任过国际法官的法律精英在当时选定法律这条路时，或许并没有想到，他们曾经耗费满腔热情历尽艰辛才走上的这条路，会是那样的荆棘密布。

上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王铁崖的境况每况愈下。

参加过赴广西的土改运动之后，王铁崖回到了北大，身为系主任的他发现自己没有工作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的法律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

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器重他的才华，邀他到历史系任教。

即使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离开教学科研岗位近20年，他也未放弃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编辑海洋法资料，翻译国外著作。正是有了充分的学术准备，197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出席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时，他在谈判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捍卫了国家利益。他的传世名作《中外旧约章汇编》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瑰宝，是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完备的中外条约汇编。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王家第三个女儿出世时，全家生活相当困难。王先生的一位学生后来回忆，当时王家用玉米糊熬成饼，然后用小刀划成米字，每人一块。即使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王先生还是独自翻译了汉斯·凯尔森的经典著作《国际法原理》，这本书直至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才得以出版。

后来当选为国际海洋法庭法官的赵理海，也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经受了考验。

赵理海于1957年来到北大，回到了国际法本行。

“刚来北大时，抱着一股热情，总想教好书、写点文章，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事与愿违。运动一个接一个，怎能安心搞教研？”赵理海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十年浩劫”的末期，被认为“不识时务”的赵理海选了一个研究课题：联合国宪章的修改问题。1973年底，赵理海因爱搞科研受到公开批判。

但赵理海仍然“不思悔改”。1975年他又主动拟了一个研究题目：“发展中国家对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巨大贡献”，但领导不批准。他不敢公开抵制，只好夜以继日地收集资料、翻译文章，假日也不休息，终于写成了题为《海洋法的新发展》的又一专著。

1984年，此书出版之后，成为中国第一本论述新海洋法公约的著作，其内容之广泛、分析之深刻在世界同类著作中也少见，《美国国际法杂志》的书评称：“所有研究国际法学者的书架上，都应找到它的位置”。

也正是这部书的出版，奠定了赵理海在中国国际法学界和世界海洋法学界不可撼动的地位。

大家风范

北大教授饶戈平是王铁崖1978年招收的硕士生，在学习“国际法与中国近代外交”时，王铁崖要求他阅读最原始的外交史料和外交档案，每看完一个奏折、一个条约谈判过程，都要写阅读笔记。饶戈平硬是用了一个学期时间翻阅了大量的线装书，查找清末年间外交史料。他回忆说，这些阅读虽然当时觉得枯燥，但却夯实了学术功底，受益终身。

赵理海的治学严谨远近闻名：第一次上课，他往往要发给学生一本他自己整理的书目，上面罗列了几十种世界各国的主要国际法期刊和上百本国际法各领域的主要著作，大部分是英文或法文。令学生惊叹的是，他竟能如数家珍地将这些期刊和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清楚地讲出来，甚至能告诉你哪本书在哪个图书馆的哪个书架上。

一位曾在美国某著名大学就读的学生在来信中对赵先生评价道：“这里的导师缺乏像您那样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这样一位严谨认真的世界顶尖级海洋法专家，生活上却十分简朴。

赵理海去世一年之后，他的一位学生去看望了师母。参观老师的书房时，这位学生看到书房里的写字台、台灯皆为上世纪50年代的旧物，4个大书柜，一个木书架也已残破不堪，卧室里的电视机也非常老旧。师母告诉他，“先生生前执意不肯更换这些家具”。最后的时光

王铁崖生命的最后20个月一直卧病在床，他的喉管被切开，不能讲话，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但只要有人来探视，他就用笔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划着，他要布置学术课题，要交代工作。

对于病痛，王铁崖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着。只要稍有恢复，他便嚷着要离开监护室，要回14楼。“我要回去写书，我还有一本国际法的大书没有完成”。

14楼是病房，当时已84岁高龄的妻子王彩自从先生入院以来，就把那儿当家了，不分昼夜地照顾着她已照顾了一生的先生。

92岁高龄之时，倪征燠完成了自己在海牙国际法院任职时的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时任副总理的钱其琛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说：“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倪老始终抱定爱国主义的信念，始终如一地将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他自己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我的一生没有离开一个“法”字。

这句简短的话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他的一生。

从晚清到北洋政府，从东京审判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后任国际法院大法官；从没有完整的司法权到旧法统，从初建社会主义法制到建设完善的民主与法治国家，他们印鉴 3 着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一个世纪的法制史。

谁来接替他们

倪征燠先生出任国际法院大法官一职时，年已79岁。赵理海到任时，80岁。王铁崖先生到任时，年已84岁。李浩培先生到任时，年龄更是高达87岁。

1997年11月6日，李浩培在海牙红十字会医院去世。此时离他在前南国际法庭的任期届满仅差10天。

2000年秋，赵理海病逝。

2003年1月12日，王铁崖先生在中日友好医院逝世。

同年9月3日，倪征燠在北京逝世。

老一辈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法学家离去之后，国内还有没有合适的人出任国际法官？

倪征燠和李浩培在生前都曾有这种顾虑。

王铁崖曾在清华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发出感叹：“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不仅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连一些中等国家都不如。”为此，他多次给有关方面写信，呼吁重视国际法。

“现在外交部从司长级到部长级都承认，我们中国国际法人才是太缺了，不是太多了！国际法官，我之后有刘大群来做，刘大群之后由谁来做呢？”

接替王铁崖担任前南国际法庭法官的刘大群对这种忧虑更是深有体味。

他介绍说，前南法庭的法律工作人员都是面向全球公开招聘的，现在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国内法律界人士报考。遗憾的是，虽然报考时中国人的报名人数有时甚至能占到报名者的1/10，但少有人能闯过前3关的审核。即使有幸能够闯到最后的面试关，最终也被淘汰。

“前南法庭的考题并不神秘，而是非常普通。比如对于„什么是法律‟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来自中国的学生往往只会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包括那些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人，而外国考生却会给出你40个答案。”刘大群法官说，“前南法庭的法官们不需要标准答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学习了法律，并且学懂了法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