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化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_信息化社会对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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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化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卫星通讯、遥感技术等新技术的长足进步，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类已经进入了一种与传统工业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形态--信息社会。在信息成为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信息社会里，信息资源越来越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基本资源，信息产业越来越成为整个经济结构的基础产业。自2000年《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高级论坛宣言》（上海宣言）首次明确提出“城市信息化”（City Informatization）以来，信息化已经成为衡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也成为地区和国家信息化的核心。本文把城市信息化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世界信息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中，探讨信息化进程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信息化浪潮中的中国城市信息化进程

尽管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文化形态、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努力实现信息化已成为其共同选择。美国政府实行市场为主导的信息化模式，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信息产业及其产业内各部门合理配置资源。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超过50%，经济增长的30%来自IT产业；到1999年，全球2.59亿网民中美国占1.1亿；信息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日本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国家信息化模式，通过国家制定相应的中长期指导性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对信息产业进行干预，调控其规模和发展方向，使其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腾飞。韩国实行出口导向型信息化模式，以世界信息市场对信息技术和产品的需求为导向，通过扩大信息出口促进本国信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方针，到2000年，韩国拥有IT企业16774家，IT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8.6%增加到12.9%。印度实行“民族经济型”信息化发展模式，主要通过发展本国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和经济发展促进信息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的信息产业迅速发展，1997年信息产业年产值增幅接近45%，其中软件产业增幅近60%，其信息产业产值在1996年达到1000亿卢比，其软件占全球按客户需求设计软件开发市场的16.7%。

中国作为正处于迅速崛起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正式启动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自力更生的国家信息化进程。1993年底，国家召开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开始研究并部署信息化建设。1994年开始实施“金桥”、“金卡”、“金关”、“金税”的“四金工程”。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审议通过了《十五计划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2005年，制订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在全球一体化和世界信息化进程中，中国近年来信息化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到2007年底，信息化指数达到0.63，在参与比较研究的33个国家中名列第24位，尽管信息化整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发展迅速。中国信息化指数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4.63%左右，是世界平均速度8.4%的1.8倍。信息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强劲动力。

在国家信息化工作的推动和世界各国城市信息化的影响下，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借助信息化建设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实现城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北京市提出到

2010年建成“数字北京”，政府率先实现信息化，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信息化达到现代国际城市的水平；上海市提出到“十一五”末，把上海建设成为亚太地区信息枢纽城市；深圳规划到2010年基本建成“数字深圳”，奠定率先进入信息社会的基础。广州提出到2010年基本形成电子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主义先进网络文化体系、有核心竞争力的信息产业体系和信息化发展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信息化城市。郑州在2008年提出“把郑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和生态型、创新型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简称“三化两型”城市）。目前，信息技术以及由此引发的高新技术产业革命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源泉。城市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城市和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城市经济、政治和是城市居民文化价值观念上。

二、信息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城市信息化的推进，促使信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渗透性要素和先导性要素，成为推动人类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泉。这种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促进经济发展观的转变

人类经济发展观是随时代不断变化的。在工业化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中，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利用为基础来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在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突飞猛进之后走到了穷途末路，成为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和人类自身危机的根源，这种发展是一种“初级发展”。如何超越这种发展观，实现人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代诸多社会学家密切关注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吉登斯提出的“晚期现代性”都是对这种旧式现代性的清算和对一种与此不同的现代性观念的展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发展代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这种经济发展观的转变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信息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起步较晚的晚生、外发型现代化国家。在这种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发展成就，到2009年GDP跻身世界第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资源消耗量是西方国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正如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扁平化，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极。信息化发展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升级传统产业结构、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发展观的转变必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革新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到2007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1.3%、48.6%和40.1%。这种产业结构表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型地位，中国已经总体上处于工业化时期。与此相应的问题是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西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中国凸现出来，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这就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体现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人们一般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那些所谓“夕阳产业”，积极发展“朝阳产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稍有不慎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倒退，可能出现全盘皆输的被动局面。比较现实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对现有产业进行升级和改造，即通过增加企业的技术性投入，对企业生产流程和生产技术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减少单位产量的能耗；对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废物回收利用率，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通过技术改造和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使原来的产业实现优化组合、升级改造，从而达到经济发展的集约化目标。

其次是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是改变第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以及各产业内部配置关系，本质上就是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步实现三次产业比重的根本性逆转。就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接近一半。为此，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目前，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建国以来，中国信息电子产业产值以几何级数增加，到2008年产值达到63000亿元，占当年GDP的20.95%，比2005年翻了一番，是1952年的233333倍，是1976年的829倍。2010年，仅北京中关村的企业收入就有望达到1.45万亿元。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目前来看，尽管总体上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占全年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还比较低，但发展速度很快，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更为重要的是，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对环境的污染较小，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单位劳动力投入的产值高，完全符合目前人类对于产业低碳环保的要求，发展前景非常乐观。通过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及相关产业，完全可以走出经济发展的高污染、高能耗、高产出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信息化对城市治理的影响

城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处于国家政治结构体系特定结构节点上的政府机构通过调动各方资源、促进国家政策贯彻落实和地方发展的政治活动过程。城市信息化的广泛深入推进对城市社区发展和城市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变化，不仅促进了城市社会治理理念的革新，也带来城市治理方式的转变。

（一）信息化促进城市治理理念的转变

“治理”（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内涵发生变化，主要作为一种“阐释现代生活、政治秩序和结构变化，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阐述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体系”，从而与传统的统治（governing）和政府控制（government）区别开来。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法之总和。这是一个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调和并且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包括有权强迫人们遵守的正式的制度和政体，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今，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已经成为各国政治生活的趋势。

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政府管理体制中，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政府的权力空前扩张，社会权力萎缩；政府与社会的权力格局明显以“强政府、弱社会”为特征，并逐渐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和政府职能趋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为治理理念的推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伴随着城市信息化的推进，电子政务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手段受到广泛重视。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和相应的专属领域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甚至一些村委会或居委会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一些信息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和地区，广泛实行无纸化办公。同时，计算机网络和现代无线电通讯技术使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必然促使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转变。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传统的全能主义政府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强烈要求，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空前增强，强烈要求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所以，信息化的发展促使政府的执政理念转变，政府不可能、也没必要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管理式和命令式思维方式实现社会的治理。

（二）信息化促进城市治理方式的革新

如果说信息化促使政府执政理念转变是一种“拉力”作用的话，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技术所引起的信息传递方式变革则是一种“推力”，促进政府的治理转型。这种推力集中体现在信息化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群众监督手段。2008年7月以来，江西60多位县级官员实名开博，多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要议题，一时引起广泛关注。可前不久，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博客实际上是“空壳博客”，没有实质内容，通篇都是会议讲稿致辞等，既不回应网友反映的问题，也没有原创博文。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民众普遍质疑。2008年12月28日，因网友曝光，江宁区委因周久耕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产生不良影响以及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开除其党籍公职并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河南省政府门户网站“大河网”一则“副局长大人：你替谁说话？”，披露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雷人语录“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国各地网民对政府职能和政府官员素质问题的广泛讨论。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因在网上公示了2010年1月份的公务费开支，详细地记录了每分钱公务花费而被称为中国首个“全裸政府”，引起全国关于政府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的大讨论。尽管褒贬不

一、担忧甚多，但毕竟唤起了公众对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反思和讨论。由此看来，网络等新的媒介形式正在成为民众监督政府、表达民意的重要渠道。信息化所引起的这种沟通方式的变化不仅为政府执政方式转变和行政管理效率提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为群众监督政府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为基层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和政府自身形象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四、城市信息化对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生活方式作为人们在一定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影响下形成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系列的生活习惯、生活意识和及其制度性结构的总称，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样式”。生活方式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任何科技进步都可能引起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电灯的发明把世界照得通明、无线电技术穿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电视的发明更是把千里之外的活动场景变成瞬时同步影像，互联网使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技术进步对人们社会沟通方式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变革，从而引起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

（一）信息化促进城市居民沟通方式的革新

信息传播是人类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媒介。在传统社会里，信息传播的方式比较简单，主要依靠纸质媒介和口头言说来传递信息。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传播的媒介和方法逐渐革新，从收音机、传呼机到电视、固定电话，再到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络，都表明了人类信息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底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06107万户，比上年末增加7947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79.9部/百人；互联网上网人数3.8亿人，其中宽带上网人数3.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第一大国。互联网络和无线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日常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如今，足不出户可以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也可以购物、工作和娱乐。虚拟的“网络社区”、网络空间中各种不同功能的“吧”、“群”和“讨论组”为不同兴趣和目标的社会群体提供了沟通的平台。这种沟通方式的变化是信息化发展的直接后果，也引来了城市居民生活观念的变迁，从而引起社会秩序基础的变迁。

（二）信息化促使城市居民职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多样化

技术革命必然伴随着社会职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的职业类型的诞生。在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将我国职业归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IT产业的发展，新的职业类型不断涌现出来，传统职业类型逐渐式微。如今，SOHO（Small Office，Home Office）一族、各种自由职业者和IT行业工作者应运而生，IT行业作为中国收入最高的行业之一而受到青年一代的青睐。

职业结构的转变必然引起工资收入和消费结构的转变，物质匮乏时代以食物为中心的物质消费需求的重

要性逐渐下降，各种精神性消费需求却大幅提升。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从1978的58.7％下降到2006年下降到30.8％。中国社科院2010《社会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37%和43%左右。如果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至59％为温饱，40％至50％为小康，30％至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中国已进入总体小康阶段，北京则迈入富裕社会行列。这种居民支出结构的变化既是信息化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提，也是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信息化促进城市社会秩序基础的转型

秩序问题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不同社会里，由于其文化结构和地方性知识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非正式制度。这种非正式制度深深根植于特定区域的地方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构成了一定地域居民生活方式的基础。一般来说，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生活的秩序基础就越依靠正式制度和国家法。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居民沟通方式的变迁，也带来了城市居民居住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多样化趋势。这种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使传统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不再是基于血缘、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而是基于职业、兴趣、阶层等之间的相似性，并且日益超越地域和血缘限制。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种虚拟社区、网上论坛、群和群组、以及具有共同目标的人形成超空间的虚拟共同体。这种虚拟共同体的形成彰显了信息化带来的人际关系疏离化趋势，也为新形势下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提出了新的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