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前苏联专家西林 帮助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_苏联撤走专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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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前苏联专家西林帮助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

苏联专家，你们在哪里？——追忆前苏联专家西林帮助我们修建武汉长江大桥。

中国桥梁网（作者滕久昕）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指出：“坚定不移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深厚友谊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习近平同志担任国家元首以来首次出访第一站就是俄罗斯。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中俄关系的亲密与互信。这种亲密关系从我们建国伊始就已存在。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隆重举行，这是一个中国人民不该忘记的日子。

长江上几千年以来没有桥，江水又深又阔，在技术不发达的年代，修桥好像是天方夜谭，不可想象。难怪民间流传这样的歌谣：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

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就正确预见到经济建设会飞速发展，指示前铁道部考虑修建长江大桥。1952年成立了大桥设计事务所，1953年做出了初步设计，同年前铁道部设立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现在看来：在那时敢于修建长江大桥，确实是一件敢想、敢做、破除迷信的壮举。

大桥的初步设计作出后，中央决定请前苏联政府帮助我们作技术鉴定，看看有什么漏洞。1953年7月，前铁道部派大桥局局长彭敏带着图纸文件率团赴苏。前苏联政府极为重视，由部长会议选拔通过一个由25位著名专家、教授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我们的资料进行了近两个月的细致研究审查后，作出了详细的鉴定结论。

根据这份鉴定结论，我方专家和技术人员又反复研讨，修正了初步设计，报请中央政府审核。1954年2月，政务院201次会议讨论了前铁道部部长滕代逺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审核了工程概算，任命了彭敏同志为局长，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同志为政治委员的大桥工程局，批准了1958年底铁路通车和1959年9月公路通车的竣工期限。至此，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在党和政府极端重视与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关怀下，作为全国人民的工程开始了。

早在1949年，前苏联政府就开始派遣专家来到中国，帮助铁路部门抢修铁路，重建受损的桥梁，车站和工厂，和我们铁路部门就结下深厚的友谊。1954年7月，参加修建大桥工作的前苏联专家组在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同志率领下，分几批抵达武汉。他们是成员：尼·尼·吉赫诺夫、恩·莫·戈洛托夫、米·谢·鲁登科、尼·依·波良科夫、德·格·柯斯金、阿·德·普罗赫洛夫、契尔科夫、维·依·卡尔宾斯基、阿·波·戈列佐夫、彼·伯·塔马洛夫、伊凡诺夫、茹科夫、巴耶夫、杜钦科、丘良耶夫、沙马林、格里申、阿达舍夫、索科洛夫、苏沃洛夫、西瓦乔夫、菲其索夫、托卡列夫、克里亚捷夫、肖敏。

前苏联专家到后，技术设计工作就有了显著的进展。最大的难题是桥梁基础施工在当今世界没有更好方法之前，是采用已有百年经验的“气压沉箱法”还是什么新方法。年仅41岁的专家组长西林同志是一个敢想的人，大胆提出“管柱钻孔法”的试验方案。这个想法在他脑中存在已久，他认为：气压沉箱法是个百岁老人，关于它有成百本书，管柱钻孔法是初生的婴儿，还没有一本书。前苏联国内没有像长江这样的河流，无法试验。这次，在长江面前有必要试用一下。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国六亿人口的显着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与专家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水换来成功，经过无数试验，试制，于1954年底将新方案上报前铁道部，请求改变已经两国政府批准了的施工设计方案中有关桥梁基础设计的气压沉箱法。前铁道部部长滕代逺对此非常重视，在认真听取新方案汇报并召集有关单位专家进行讨论后，予以同意，并速报国务院批准修改。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修改，指出“依靠群众，一切通过试验”。

要知道，修改设计方案后，按新方案施工就要设计和制造大型钻机、钻头，震动打桩机。没有图纸，没有样机。甚至还到北京苏联展览馆，在专家帮助联系下，将展品拆卸后拍照，制图，到工厂仿造。试验工作困难重重，不仅要陆上试验，还要在水上试验。大桥工程局党委提出“一切为了试验工作”，“面向困难，面向长江”，在思想上深入动员，发挥工人、技术人员积极性，号召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在试验进入最困难的关键时刻，局党委向铁道部党组的一份报告里写道：“试验工作是成败的关键”，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逺代表部党组严肃地指出：“只有成，没有败；只许成，不许败！”批示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更明确的认识到，前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创造实现新方法。在党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努力下，以只许成不许败的干劲，坚韧地克服一切困难，终于得到预期的结果，工人们热情高涨，又开始嗷嗷叫的投入到施工中去。前苏联专家们在西林同志说服下，统一了思想和意见，不怕苦和累，冒着严寒与酷暑，和中国铁路的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攻关，一起享受了成功的喜悦。西林同志说：“做这样的事，神经需要坚强些！”

时间到了1955年底，用新方法筑成的一、二号桥墩已耸立在江心水面上，这个成功的事实极大鼓舞了全体建桥工作者的信心。国内发生的事情还是传到了国外，前苏联政府也知道了，并且对新方法施工抱有疑问。为了调查事情的原因，1955年底，前苏联政府派出以运输工程部部长柯热仁尼哥夫为首的代表团来华，主要是参观长江大桥的施工，随团还来了桥梁专家葛洛葛洛夫、金果连柯、沙格洛夫等一大批工程界权威。西林知道后，内心也很紧张，强作笑脸对老朋友彭敏说：“我就准备接受审判吧。”

得知前苏联代表团要来，滕代逺立即报告总理，总理指示：热情接待好他们。滕代逺陪同前苏联客人一行赴武汉。途中，滕部长让彭敏给西林带话说：“方案是中国政府批准采用的，你不要紧张。”

长达十多天的“参观”，实际上是审查西林提出的方案。他们看文件、图纸资料，到现场看地形，看施工，听取西林的“答辩”。这期间，大桥局长彭敏感到事情很严重，惴惴不安，找到滕代逺说：“假如结果是不同意这个方案，把西林撤回国去怎么办？”父亲坚定地说：“还按西林的方案干！”，“假如„„。”滕代逺回答：“没有那么多假如！”。

一场**过去了，西林的方案经过严峻甚至苛刻的审查，终于被承认。12月，在铁道部副部长武竟天主持下召开的会议上，对此方案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会议纪录还要经过两国铁道部（运输工程部）部长签字后批准。纪录文件里有句话抄录如下：在所建长江大桥桥墩深基础方面所使用的新方法，是先进的。它保证缩短工期和降低造价，并且比沉箱法基础工程的劳动条件简单，这种方法在修建桥梁和水工建筑物工程上也应广泛采用。

可以这样认定：一个世界桥梁工程史上崭新的创造，出现在中国长江大桥工程之中了！

1957年第一季度，江心的八个桥墩全部出水，5月4日，大桥钢梁胜利合龙。在庆祝大会上，滕代逺部长对今后工作提出：不骄傲，不松劲，争取提前通车的要求。全体建设者开展了反对骄傲自满，反对麻痹松劲，以更大的干劲进行各项收尾工程：铁路、公路桥面铺设，钢梁油漆，桥台和引桥的装修粉刷，电气与管道的安装，栏杆与灯柱的安装及桥头的绿化等。

时间紧，任务重。在省委、市委的号召与动员之下，组织了全武汉市的党政军民的干部群众士兵十万人，参加了收尾工程、清理土地、绿化美化的义务劳动。人群中我们欣喜的看到前苏联专家和夫人、子女也在挥汗如雨的劳动着。大桥工程局彭敏局长动情回忆：（前）苏联专家的帮助，渗透在我们长江大桥工程的各个方面。（前）苏联专家精湛的技术，高度的政治修养，谦逊的态度和良好的工作方法都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在全体建设者的努力和前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下，于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人民在空白的长江上画了新的图画，结束了千年以来长江上无桥的历史。人民领袖毛泽东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来表达喜悦的心情。

滕代逺部长代表中国铁道部向西林同志为首的专家组授予感谢状的时候说：“苏联政府派来我国的专家们，在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们的参加和帮助下，我们成功地采用了“大型管柱钻孔法”，使我们在深水桥梁基础工程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帮助我们培养了一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从而使我们在修建大桥工程技术上有了相应的提高。”的确，我们今天的成功，不能忘记前苏联政府和人民，不能忘记前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支援。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主席同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对西林同志作出表扬：“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林是一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许多东西。”

今年是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同志诞辰100周年。5月31日的莫斯科，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在西林同志曾经工作过的俄罗斯交通建设科学研究院会议大厅里，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出席活动并致辞说：西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作出了巨大贡献。武汉长江大桥是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纪念碑。难怪西林同志去世后，在位于莫斯科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里的墓碑背面，隽刻着武汉长江大桥的雄伟图案，这座桥已经深入中俄两国人民的心中。

此文开头引用的习近平同志讲话意义很明确。我们将继续贯彻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基本原则，坚持“抓落实”，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大力推进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往，夯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使之为两国的发展繁荣、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算尺+算盘”设计武汉长江大桥

大师系列之李家咸

李鸿章家族后人、桥梁专家李家咸：

或许对于一般人来说，李家咸这个名字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提到他的“作品”恐怕是如雷贯耳：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枝城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在上世纪国内建成的大型桥梁的设计者名单上，几乎都有他的存在。

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著名桥梁专家李家咸依然精神矍铄，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报以微笑：“我的一生有什么好说的呢？就是造了几座桥„„这与其说是我的人生故事，不如说是过去那一个时代的故事。”

专题策划：赵洁

文/图：本报驻上海站记者李媛

李家咸，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曾孙，1926年出生，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枝城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济南黄河大桥等众多国内桥梁的设计建设，并到缅甸、罗马尼亚帮助造桥。

20世纪初，他们锐意进取、开风气之先，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不懈追求，成绩卓然„„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跨世纪的大师，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重温一个时代的精髓。

少年时期立志报国

离乡别井为建大桥

少年时期的李家咸，人生转折点总能与重大历史事件挂上关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11岁的李家咸与家人来到上海。“我十几岁的时候，还是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日子，国家破败不堪，我们很自然地想着要建设国家。当然，建设国家分很多方面，但最直接的应该就是土木工程，所以我当时认为，为国家的建设出力量就应该是在这个方面。”李家咸说。他的这个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两个哥哥的影响，“一个是学土木的，一个是学机械搞工程的。”

因此，1944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高中毕业的李家咸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家咸大学毕业，正当他为前途发愁的时候，恰好京（注：南京）沪铁路管理局（该局为上海铁路局前身）到学校招十个人，李家咸幸运地被录取了。

1950年七八月，有个要好的同学向李家咸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国家要建武汉长江大桥了，在北京成立设计组。“我一听，兴奋得不得了。虽然心里不愿意离开家，但我们一共四个同学还是决定报名去北京。”怀着这样单纯的愿望，他与同学丁饶、华有恒、周璞一起启程。当年11月，他们到达北京，找到设计组所在地一看，堂堂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组就在一间朝北的小房间里，像小学生教室一样放了三排办公桌，一排坐三个人，满满地挤坐着九个人。“我们一到，就坐不下了，怎么办？最后只能到别的科室借了两张办公桌，两个人用一张。”

“那时也说办公用品现代化，怎么个现代化法呢？就是‘算尺+算盘’。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我们有一种削铅笔的铅笔刀，是固定在墙上的，一边有个小圆孔可以把铅笔放进去，另一边有个摇柄，摇一摇就能削铅笔了，这也是办公用品‘现代化’。王序森（我国著名桥梁专家）当时是武汉长江大桥钢梁设计组组长，他是美国留洋回来的，对我说，有了这个东西真是好，不用拿小刀削铅笔了，节省了好多时间来画图纸。”即便已经过去了多年，李家咸回忆时仍然激动到泪盈于睫，“可以说，武汉长江大桥就是‘算尺+算盘’‘计算’出来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图纸，就是用这样‘摇’出来的铅笔画出来的。”

工程局最年轻总工程师

唐山地震率队抢修桥梁

1953年，设计组搬到了武汉；1955年，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中，李家咸先后参加和担任了大桥钢梁初步设计及施工设计工作、大桥正桥部分桥墩基础施工设计组组长，兼任大桥钢梁悬臂架设用的2×40T双动臂架桥机设计组组长。

武汉长江大桥建完，南京长江大桥又被提上日程。1959年，李家咸到达南京参与相关工作。与武汉长江大桥不同，南京长江大桥的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在南京长江大桥设计处工作期间，李家咸担任了ф3.6米预应力钢板桩围堰混凝土管柱的基础设计组组长、钢沉井围堰ф3.0米预应力混凝土管柱基础的设计组组长和深水浮运沉井基础设计组组长，这三项设计是国内首创。

此后，年仅34岁的李家咸被提升为副总工程师，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都保持着大桥工程局最年轻的总工程师的纪录。

没有等到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的那天，李家咸又马不停蹄赶去了新的工地。从湖北枝城长江大桥，到江西九江长江大桥，再到山东济南黄河大桥，他一路奔波忙碌。

1976年7月，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李家咸当时正在济南黄河大桥工地。他还记得，接到抢修任务命令的那天正好是在晚饭时间，他立刻组织人马：一部吉普车、一部卡车和十几个人。8月，李家咸一行到达蓟运河桥工地，数个不眠之夜的忙碌，终于按期完成抢修工作，成功通车，使得一车车救援物资能向北方输送，一车车伤病员被送往南方救治。

辗转国内外造桥无数

抱憾不能为双亲送终

“其实，工作再苦我也不觉得苦，最痛苦的是我对家庭亏欠得太多，夫妻长期分居，没有尽过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谈及家人，李家咸数度落泪。

1955年，李家咸娶了一位上海姑娘，婚后夫妻二人在武汉生活。1957年，儿子出生了；1958年，女儿也来到人世。“嫁给我，算我老伴倒霉。”李家咸说。1959年，全家人开始长期分居三地的日子。“1959年3月1日，正好是我儿子两周岁生日，这一天我出发到南京，女儿那时才半岁，怎么办？我抱着她坐船顺江而下，一直到上海，把女儿留在父母家就不管了。”言及至此，脸上一直带着淡定笑容的老人瞬间泪水夺眶而出，“此后，我和女儿再也没住在一起生活过„„” 1965年，妻子和儿子终于来到南京，但不久，李家咸就出发去了枝城长江大桥工地，继续他辗转各地的造桥生涯。上世纪80年代，李家咸又去缅甸帮助修桥，直到1993年才回国。“所以我才说，我心里最痛苦的是亏欠了家庭，我对不起家里人。不要说儿女我没能照顾，父母也没有照顾到。我是家里的小儿子，父母最喜欢的就是我啊，可是我都没能给他们送终。”这位86岁的老人微笑着擦去眼泪，问记者：“这种心情，你们能不能理解？”

对话李家咸：

人生要看综合分

广州日报：很多资料介绍您时，都提到您是“李鸿章家族后人”，您怎么看自己这个身份？

李家咸：我觉得所谓“名人家族之后”，与我的人生其实真的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一定要说对我的人生有影响的话，我认为就是“书香门第”这四个字。

广州日报：在老一代桥梁专家中，似乎很多人都跟您有相似的经历？

李家咸：这几天，我正好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对《知青》这部电视剧的评论，里面说其实主角不是知青，而是那个时代。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的人生有什么好说的？有价值的是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这段历史真是很了不起。我想这段历史应该被记录下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

广州日报：您对现在的年青一代有什么建议吗？

李家咸：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想象不出来以前我们的条件有多艰苦，但在那种条件下，我们也还是做出成绩来了。所以说，年轻人真的不要躺着睡大觉，要下工夫。还有一点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人的一生不能只有事业，家庭也非常重要，要把家庭摆在一定的位置上，人生要看综合分。这就是我的感悟。

开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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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长江大桥，为何是百年期盼

长江上第一座大桥在东汉

公元33年，东汉时期，公孙述攻占夷陵，为抵御汉朝军队进攻，在长江上建起一座浮桥(用巨缆绳捆绑巨木，再铺木板)。这是长江上第一座大桥。

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克汉阳，在汉阳与武昌的江面上建起两座浮桥。史书描绘为“人来马往，履如坦道”。

轮渡载着火车晃

民国时期，全国最主要的铁路大动脉平汉线和粤汉线在武汉被长江一分为二。1937年3月，江岸火车站江边和徐家棚火车站江边，两个轮渡码头建成，两条铁路实现对接。时人称之为“武汉一大怪，火车轮渡载”。

民国四次动议修桥

湖广总督张之洞最早提出在长江上修建大桥，1919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也曾提及。民国时期，4次动议建大桥，机构都开始办公了。终因时局动荡，无果而终。

建国前，李文骥、茅以升等联名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报《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建长江大桥议案。

珍档点击

56年前的那个秋天，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份从未有过的喜悦中，这份喜悦源自武汉长江之滨。那是1957年10月15日，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胜利竣工通车。

56年后，再访省档案馆、中铁大桥局集团档案馆，大量有关长江大桥建设的原始档案，仍散发着圆梦的自豪之光。

茅以升作了8个桥址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项目。

1950年3月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和设计组，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任专家组组长。专家组先后作了八个桥址线方案，所有方案都是利用长江两岸的山丘以缩短引桥和路堤的长度。

1953年4月1日，周恩来批准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今中铁大桥局集团前身)。1955年1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桥址选线技术会决定选龟山、蛇山一线。

10多万群众义务劳动

1955年9月1日，大桥工程开工。在中央“集全国优秀人才，建长江第一大桥”的动员令号召下，全国各地优秀桥梁专家、技术人员汇聚武汉。

建桥所需的钢材等，得到全国人民支援。沈阳桥梁厂等全国48家工厂保质保量完成了机器制造和各种零件加工任务。交通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航务局等单位提供了大量信息资料。我省10多万干部群众到工地义务劳动。

大桥建设得到了苏联专家的鼎力支持。其间，武汉大桥工程局培养和提拔了153名技术人员、90名工程师，真正达到了铁道部“建成、学会”的要求。

武汉长江大桥胜利竣工通车，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由此贯通，改称“京广线”，我国南北交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全桥无变位下沉

大桥设计有足够安全储备，当年的设计以极端环境为标准：假设两列双机牵引火车，以最快速度同向开到桥中央，同步紧急刹车；同一时刻，公路桥满载汽车，以最快速度行驶，也来个紧急刹车；同一时刻，长江刮起最大风暴、武汉发生地震、江中300吨水平冲力撞到桥墩上，武汉长江大桥仍具有足够的承受力。

长江大桥每隔10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检测结果显示，目前全桥无变位下沉，桥墩可承受6万吨压力，可抵御每秒10万立方米流量、5米流速洪水，可抗8级以下地震。

2013年5月，武汉长江大桥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成为武汉市目前最年轻的“国保”文物。

珍贵镜头

1953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五，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来汉，登上黄鹤楼视察大桥桥址。1956年6月，毛泽东游泳横渡长江，见大桥初显轮廓，即兴写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1957年9月6日，毛泽东第三次视察大桥，从汉阳桥头步行到武昌桥头。

大桥竣工通车，5万多武汉市民拿着鲜花涌向桥头(上图)。当时全市约100万人，也就是说，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参加了通车典礼。一些盲人也到桥上抚摸栏杆，感受万里长江第一桥的宏伟壮观。

旧案新说

桥之大腕

再述长江大桥故事，几代人的荣光与梦想，仍那么闪亮。大桥修建的“极端环境假设”，更留下深刻印象。

大约每4分钟通过一列火车，70多次碰撞事故，无数次洪水大风考验，大桥岿然不动。相比之下，“桥脆脆”们是不是该汗颜。

大桥的建设，并没有造成施工浪费。档案表明，大桥总投资相比预算节约了20%。

扎实的工作精神，高度的责任心，在任何时代，面对任何事都不过时。

本版撰文省档案局刘文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