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利益？_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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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利益？

——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有感

读罢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最大的感触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总是摇摆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间。我将其归结为两种类型：“一石二鸟”和“顾此失彼”。“一石二鸟”指的是对外政策有两个出发点，既从意识形态出发，又可以满足国家利益的考虑。“顾此失彼”则是指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即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二者不并存，且往往发生冲突。事实上，这两种类型也可以分为不同的情况，下面将详细论述。

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并重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派出志愿兵的做法最能体现这一情况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毛泽东的设想是“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①。但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也只好把设想作罢。这明显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中、苏、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站在同一战线，互相帮助，实现国家统一、民族解放。另一方面，中国援助朝鲜，也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的介入使得朝鲜战争没有预想中的顺利，甚至接近败兵的边缘，毛泽东此时最担心的是：一旦美国赢得战争，占领了整个朝鲜，“以后中国东北这一最主要的工业基地就再无宁日了”②。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果断出兵，力图帮助朝鲜扭转逆势，同时也是为保住中国东北的安宁。

显然，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派兵援助朝鲜这一对外政策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两方面出发而制定的。

二、以意识形态为主，兼顾国家利益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是这种情况的代表。一边倒，指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如周恩来所说，这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③。在此种认识下，毛泽东提出不急于与美国和英国建交，而希望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实，“一边倒”政策的提出，也兼顾了国家利益。当时，美国政府不承认共产党政府，试图利用民主人士抵抗共产党的执政，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美国队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反对和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帝国主义阴谋”④。因此，出于对新中国稳定的考虑，毛泽东决定实行“一边倒”政策。

①②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③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5页。④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三、以国家利益为主，兼顾意识形态

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事上，中国的对苏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出发为主的。苏联坚持租用旅顺港和继续管理中东铁路，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出于恢复我国主权，真正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毛泽东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最终经过多次周旋，中国全面收回了在东北的权益。在这一事件上，毛泽东显然更关注的是国家利益的问题，而非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对于苏联提出的补充协定，“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①的做法，则又兼顾了意识形态。

以上三种情况均属于“一石二鸟”类，区别在于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侧重程度不同。下面的两种情况，则属于“顾此失彼”类。

四、只重意识形态，忽视国家利益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乏只从意识形态出发，而忽视国家利益的。最典型的是毛泽东批判苏联是修正主义，声明要坚持经典马列主义，倡导世界革命主张，大力援助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如在援越抗法战争中，尽管中国当时面临着诸如国内回复经济、巩固政权、国外援助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但毛泽东依然给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枪炮、弹药和各种物资，还帮其训练部队。还有在1960—1969年间，由于中国的输出革命和激进宣传，大量国家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影响中国国家利益。

五、只重国家利益，淡化意识形态

在对待印度支那战争上，可以看出中国对外政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淡化意识形态。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的任务是解放印度支那。但中国更多的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划界停战的和平主张，这明显跟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要求相冲突。

还有，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对外政策有淡化意识形态的情况。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相对立，中国理应跟美国划清界限，坚决以反美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但事实上，中国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多次考虑到是否会影响中美关系，并一直抱有与美国建交的希望，这种考虑与希望显然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之上而做出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虽是摇摆不定，在总体上（除一种情况外）还是对国家利益有利的。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制定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道德困境：当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二者应如何取舍。

①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