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文化资源的社会功用_方志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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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文化资源的社会功用

司继强

地方志编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颇具特色和历史意义的事业。20世纪80年代起至目前为止，第一轮新编志书已经基本完成，第二轮新志编修正在全国范围内紧锣密鼓地进行，首轮新编的省、市、县三级志书，以及部门志、专门志、名山大川志、乡镇村志等，成为前所未有的文化工程，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是，地方志仍然未能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党中央、国务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性国家”决策的提出，如何研究发掘志书文化资源的产业属性、服务经济社会，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地方志与文化的历史渊源

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广义的文化从整体上包容了人类从浅到深的全部进化活动，这种进化活动既是不断推进的、日新月异的，又是具有稳定性的、根深蒂固的，它的根来自于传统、民族和时代，这就决定了文化是具有地域性的。全社会全人类的文化就是由各个地方文化的总和所构成的。地方文化包括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属于地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同等的关系，而是依存、从属、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进步和发展，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必须建设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方志文化。

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内容涉及疆域、沿革、山川、水利、赋役、军事、职官、学校、选举、科第、人物、艺文、金石、建筑、古迹、风俗、灾异等名目，被历史学家、方志学家称为“博物之书”“一方之全史”，是我国历史文化资源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所说：“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中国的地方志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典籍自从产生以来从未中断过，作为反映特定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以及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其内容涵盖范围极广，它不仅记录了地方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也记载民俗、艺术、文教事业等地方文化的方方面面，与地方文化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不是单一的历史、文学、社会伦理、哲学著作和文化艺术等载体所能替代的。

“文化资源是实现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吕庆华：《近20年中国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理论研究述评》，《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而文化需要历史的沉淀，人工自然、制度、习俗等等都不是突然显现的，这些都有其发生发展过程，都有时间上演变的历史，因而文化资源都具有历史的特性。历史文化资源是文化资源的主干，历史文化资源包括了文化资源的绝大多数形态和类型。地方志具有极其丰富的资料和广博的信息资源，所以地方志完全具备当做一项产业来发展的内在属性。如何发掘利用地方志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属性，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来实现它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不仅能丰富方志学的研究，对方志学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而且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二、新时期方志功能的演变与拓展

“资治、存史、教化”是当今学者对地方志功能的精要的概括，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各有所侧重。中国古代地方志明显带有典型的“官方化”的色彩，是在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提

倡、发动与组织下进行的，因而志书的体例、体裁、内容和时限等均受制于官方。因而地方志一经产生，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其重要职能。地方志开始记地，后亦记人，到两汉时期，记地与记人并存，再后，方志便逐渐记人多于记地。到宋代则记地与记人合而为一，方志用大量的篇幅以真人真事做材料，褒奖并劝导人们遵守伦理道德规范。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封建君主的统治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方志的发展。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惊醒了封建士大夫中的开明人物，他们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强国之策，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至此以往那种视“科技”为末流的思想得到转变，对科技、实业重视的思想应运而生。这种思想在民国时期所修方志中有所体现。民国时期，方志注重国计民生，加大经济内容比重，同时也注意反映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变革，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概言之，中国古代对方志功能的认识，都注重在“资治、存史、教化”三个方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方志功能的认识，开始了新一轮的讨论。1984年7月，召开了全国北片13省（市自治区）县志稿评议会，会后发表的会议《记略》提出：编修新县志“一定要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能够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志言：《全国北片县志稿评议会记略》，《中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这是方志史上首次直接把“六字”三大功能并提，是对历史上诸种方志功能说的高度概括，从此，方志界的一些文件著述便相继沿用，几成定论。方志学家仓修良先生认为，“‘六字功能’是千百年来无数方志学家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虽然仅六字，而包含的内涵却非常丰富。”仓修良：《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但主张把对传统“六字”的理解一定要结合当前社会实际，比如对“资治”的理解，并非仅指“资政”，它既包含着资政，又包含经济、文化诸方面；又比如“教化”，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关键是看你对这六字如何理解。方志学家巴兆祥赞成此一说，“尽管学术界对方志的价值和功用的阐释不尽相同，但从各种观点的内涵看，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资治、存史、教化’的范围，因此仍用‘资治、存史、教化’来概括方志的价值和功能还是比较妥当的。”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今天我们谈方志的功能，一定不能离开对我国宝贵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大背景，在此基础上谈方志的功能才有意义，方志的功能才能在现今开发利用祖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资治”、“存史”、“教化”的六字功能是千百年来无数方志学家经历大量的修志、用志的实践得出来的真知灼见，且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许多修志工作者、方志专家和学者在修志会议上作报告，或在刊物上登载文章，都沿用此三种概念来概括方志的社会功能，不必在此之上再增加新的功能说，但同时我们必须对“六字”功能做出符合我们时代要求的解释。“资治”、“教化”、“存史”三个概念的内涵，在我国各个不同性质的社会里，就有不同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有其不同的含义，但作为概念的外延，“资治”、“教化”、“存史”三个概念都适用于旧方志和新方志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根据地方志是一种地情资料性质的著述的特点，把“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看做是方志的原生功能，其他诸如“兴利”等功用，都可以看做是这三大功能派生出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方志的功能应主要集中体现在为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体现在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促进现代化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有些事例不好用“六字”功能来牵强解释的，要采用发展的观点，把地方志从一种文化资源的角度来进行理解。方志学家陈桥驿在国外做学术访问时指出：“在交流之中，不少外国汉学家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方志称为‘资源’，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修纂而成的大量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是外国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工具。”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2期。用文化资源的相关理论来研究地方志的开发利用则会对方志的实际开发利用有很

多重要的启示。

三、方志文化资源的价值

地方志不仅具有极其丰富的资料资源，而且具有广博的信息资源，可以满足人们参考利弊得失，采取正确的决策、措施，推动科研进步，提高公民素质等多方面的需要，这种社会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就是方志资源的价值所在。由于方志资源的价值是由社会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来实现的，而主体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人群中差异较大，因此地方志资源的价值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升。

（一）方志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中华文化长廊里，方志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载体。方志从萌芽发展至今，经历了体裁、体例上的一系列变化，经历了从旧志书到新志书的发展。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体例和记载内容，反映的都是当时社会风气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而且具有鲜明的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等特征，尤其是有资料性，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正史和其他史籍所没有的宝贵资料，被称为“一方之总览”，“地方百科全书”。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发展中华民族方志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历代都曾出过许多富有地方性、时代性特色的方志文献，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

地方志资源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的国情书，是极富中国传统特色的宝贵资源，它不仅仅属于中国，它也属于世界，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之一。中国地方志的普遍价值在于：方志的编纂，是对文化的积累过程，文化积累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同时是对文化的整合过程，通过整合实现文化判断和文化选择，完成文化控制；也是对文化的应用，保证了文化生产的连续性；也是对文化的传播，是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方志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变迁，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再者中国的地方志资源已经辗转、流传到世界各国，日本、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藏有为数不少且很多是方志资源中的珍本或是孤本的方志典籍，修纂于清代康乾时期的《越中杂识》手稿本和《山阴县志》孤本，则仅见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为国内所无。任桂全：方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见http://。世界大部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编制它们所收藏的中国方志目录，且学者用这些资源几乎都是免费的，这成为了外国汉学家研究汉学的一种重要工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柯慎思（James HGole），当年利用方志资源撰写提交的博士论文——《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就是其中一例。任桂全：方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见http://。

（二）方志是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体系

地方志都是以行政单位进行分门别类记录的，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域性。省、道、府、厅以及州、县、关、所、镇、屯等各编有志书，现代方志也是以各省市县为区划范围编辑成书；在古代一般都是地方官聘请当地知名人士编修的，有时下级官员担任主编，私修者为数有限。现在则是各地的方志办公室聘请有关专家，各部门通力合作完成编纂。各个行政区域的自然现象、自然地理、自然资源是不相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关于经济条件、机关团体、人物事迹、风景名胜、土特产、地方技艺、风俗、方言的记述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方志被称为“一地之全史”，其地域性是很突出的。

地方志资源是一种信息资源，其是基础性信息，是信息之源。地方志是“一方全史”，是“一地之百科全书”，是“一方古今之通览”。它通过对事物分门别类的介绍，全方位地反映一地一物的历史和现状，是基础性的、本源性的信息。古今方志，尤其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其来源主要是地方档案文献，包括公文档册、金石碑刻、谱牒家传、诗文集、信札、笔记等。由于地方志的“述而不作”的特点，使得方志对这些资料的记载仍具有原始性，因此一般说来，方志的可靠程度比其他文献要高。方志资料是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

财富，是有关部门或科研人员进行专项实验或学科研究的参考依据和宝贵资料。科研人员通过对这些相关资料的分门别类、分析总结和抽象概括，既可以为其专项的实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也可以丰富和发展有关具体学科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实例很多。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从成立初期开始收集、整理地方历史文献，编纂保护本省各市县三级志书、部门志、基层志等等大量志书，同时相继出版了《江苏省通志稿》、《江苏地区案卷目录选编》、《江苏当代方志论文选》等，为本省历代地方志文献资料整理、研究奠定了基础。孙文飚：《试论方志文化的社会功用》，《黑龙江史志》2005年第3期。另外，方志关于民风、民俗、民歌、民谣和姓氏、种族、家谱以及方言等的详尽记载，也为民俗学、谱牒学、方志学、方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珍贵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三）方志文化为经济发展服务

方志因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当地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当地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昭示了当地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这就为发挥资源优势，加快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新产品、新产业的资源开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提供可靠的背景资料。一地有一地的历史名优产品，一地有一地的地理环境，一地有一地特有的自然资源，正确合理地发挥自身优势，对经济的发展，必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江西省玉山县县志办通过查阅有关资料，发现该县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有的失传，有的产品数量连年下降，濒临绝境，他们进行了实地调查，将玉山传统的名产、特产及其产地、特色、种植方法、制作工艺等编撰成志。县领导根据这些史料和实际情况，恢复了传统产品的生产：玉山民间有饲养长毛兔的历史，就大力发展养兔业；三清山生产的云雾茶历史悠久，名闻遐迩，就恢复旧茶园；下镇乡有养鹅之乡的誉称，就发展养鹅业；临湖乡素有种大蒜的习惯，文成乡姜宅村西瓜生产颇有名气，就发展大蒜和西瓜的种植；玉山石灰石储量33亿吨，属全省之冠，就发展水泥生产。转引自诸葛计主编：《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第23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旅游业在我国已得到了很大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都竞相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本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来抓。当今旅游业的发展已走向文化、民俗、历史、风情，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特色吸进广大旅游爱好者。地方志资源因其蕴藏的历史与现实的翔实资料，汇集一个地域的全面信息特征，包括大量名胜古迹、遗址遗貌、出土文物和丰富的民间传说、逸事名人，以及秀山丽水、奇山异石、古树奇花、珍禽异兽等各类地情信息资料。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无疑会对各地发展旅游业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如四川青城山是旅游胜地，游客云集，但山上的天狮洞却游客稀少，介绍资料也准备得很少，但《青城山志》记载天狮洞附近有龙宫、宁丰洞、掷笔槽、轩皇台、石天地、试箭石、洗心泉、听寒亭等含有很丰富文化内涵的景点，文同、杨慎、赵熹、谢无量、冯玉样、张大千等历史名人都在此留下足迹和诗文，根据这些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人文和历史景观的记载，对天狮洞进行新包装，把这一新的旅游产品打出去，推动青城山的旅游业向纵深发展。曹鸿浙：《开发西部旅游资源，地方志大有可为》，《巴蜀史志》2001年第3期。

（四）方志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支持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所在。胡锦涛同志强调，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必须把深入理解国情、切实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立足点。方志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作为“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的作用。事实上，古今方志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方志，除了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传统以外，还记载了大量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对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引导人们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都将发挥出巨大的“教化”作用。为纪

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山东省垦利县县史志办与县武装部联合编写了《垦利民兵》一书，讲述了抗战时期垦利县作为清河区（渤海区）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英勇顽强反“扫荡”、反“蚕食”、抗击日寇、参军作战、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等革命斗争事迹。社会各界普遍反映该书不仅对广大民兵，而且对普通干部群众仍不失为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转引自诸葛计主编：《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第74页。中国方志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和完备的体例，系统展示了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治国安邦等各个方面的和谐状况，彰显了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规范和传统美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方志强调的是天、地、人的协调和谐，即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倡的是厚德载物、宽和处世、追求和谐的大同社会；在国家关系上，古今方志主张的是和睦共处、万邦团结、反对霸道。今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古今方志在记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所体现出的协调和谐发展的思想绝不是偶然巧合，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所以，方志文化不仅可以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还可以给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并且还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四、结束语

古时利用方志，从来都是官修官用，官府主持、聘人编修、修完人散，志书入库封存，待时而启：官员要看则打开，看过又封存。也就是说编修地方志只是作为档案资料供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地方的镜鉴，旧志的利用只限于官员、乡绅等少数人，普通老百姓是很难接触到的，此时的民众只是作为被动的受教化者。今天我们把地方志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是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把地方志作为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努力发掘其中能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有益的成分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我们今天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前所未有的，它本质上不同于历代对地方志的利用。

把地方志作为文化资源来看待，能改变过去那种仅把地方志看做一种档案资料作参考，而不把它当做商品。在今天信息时代，信息就是商品。地方志其实是地方信息最丰富、最直接、最全面、最实用的藏纳库，是一个信息富矿。我们要解放思想，把地方志资源由被动提供变为主动参与，改变地方志资源的静态存在为信息化的动态配合与服务，同时深化方志机制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修志机制和管理机制，发挥好方志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