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河湟地区社火的价值及其文化功能研究_河湟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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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师范大学
浅析河湟地区社火的价值及其文化功能研究
课 程 论 文
年级： 12级历史
学号：20121111518 姓名: 宋传浩
指导老师： 夏丽梅
课程名称：中国社会史
浅析河湟地区社火的价值及其文化功能研究
摘 要：社火是民间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游艺杂戏活动的总称，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意味和浓烈的文化色彩，在中国各地城乡、尤其是广大农村流行颇广。作为城乡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火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火表演过程中，人们除获得情感释放外，还实现了一系列的文化及社会功能。城市社火和乡村社火作为同一民俗事项，具有许多相同点，但由于表演语境等诸因素的不同，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差异。本文主要以乡村社火为主进行的研究。以河湟地区社火词曲为例，系统且详细探讨了社火曲艺的特点，并从社火曲艺的多元性与独特性，历史传承性，品类繁多性，独特的创作手法等方面入手，衍生出社火词曲诸如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心理补偿价值等学术研究价值。强调社火曲艺的融合、发展和演变等特点，以寻求本土曲艺文化在信息社会中的变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关键词:社火曲艺 青海社火 河湟地区 表现形态 文化功能
社火又叫扮社火或闹社火，是中国西北地区人民的民间舞蹈活动形式，以歌舞为主，与武术、杂技、杂戏、焰火、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群众性很强的“广场表演艺术”。关于社火的记载，最早可见于《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岛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1］604 这里显然把“社”与神话联系起来了。关于社火的兴起，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据《白虎通义·社稷》记 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2］上述这段话，其实也表达了我们的先民对土地、对自然的一种崇拜，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固有的以农牧为本的经济结构形态。在《风俗通义·祀典》中亦有相似的记载:“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3］以上对“社火”中的“社”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下面对“火”也做一下简短的叙述。在古代，除了“社祭”以外，还有“火祭”。火，即是传说中的火神，古代的先民们往往喜欢把社神和火神混为一谈，但火神崇拜起源已久，《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4］在《淮南子》《古周礼说》和《说文》中，我们仍可以搜寻到火神的踪影。《礼记·月令·孟夏之月》中说:“其帝炎帝，其神祝融”［5］185，这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一样，认为祝融为最早的火神。关于火神的考据，至今学术界仍然没有定论，有的学者还认为炎帝是最早的火神，或认为燧人氏为火神。当然，无论谁是火神，它只是古代先民形而上的一种崇拜观念，而我们由此可以印证的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之早以及延续时段之久远。在《风俗通义》中曾把“社”与“火”紧密地结合起来:“百日之劳，一日之乐，集社燃火，群歌群舞，祈于天，祷于地，以期吉也。”［6］我们老祖宗们喜欢把自己与土地、与自然的关系拉得异常的近，这同时也验证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而由此与之相形农耕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社火表演也就流传开了。“祈于天，祷于地，以期吉也”，很显然，社火就是一种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即表达美好愿望的方式，是一种人民情感的释放，因此社火常常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式的狂欢节”。一 乡村社火的文化功能
仪式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活动，在其狂欢的背后，总是体现着一些功能，这些功能又在影响人们的行为。社火展演过程中，人们除获得情感释放外，还实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功能。社火与古代的“社”是联系在一起的。社火在组织系统及组织过程中，行使“社”的职能，使不同社群参与其中，实现了凝聚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补足了国家行政职能。1 祭祀功能
表演村社组织民间信仰的乡村社火，“不仅是文艺，也是祭祀；它不仅让人笑，也让神笑”。［8］据了解，在河湟地区，社火首次演出的场所是作为“民俗圣地”的神庙，神庙周边的社火都来祭祀自己的“方神”。在耍社火期间，当社火队经历一座庙宇时都要进去表演。在没有社火的村社，人们多通过筹钱方式，聘请其他村社的社火，在本社庙里进行演出。血缘宗族意识在乡村显得更为浓烈，如果社火要到某家去，首要的意图是实现祭祀祖先。长期以来，由于对自然本能的恐惧，祈福禳灾成了人们挥之不去的情结。河湟地区的村落所有的祭祀仪式几乎都与村落一年的丰收和平安联系起来，而且在社火“出灯官”仪式上也常出现“风调雨顺”、“吉祥如意”、“国泰民安”等字样。在公众性的民俗仪式中，通过表演来实现一种本能的愿望，这是潜藏在仪式背后的一种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每年村里有一部分“社火头”往往是因为家人有病，或者觉得一年来事业不顺利，才主动承担社火的组织者。在当地人看来，社火的参与者特别是装扮过社火“身子”的人，在经受社火的“洗礼”后，一年中会更吉祥。在农历正月没有锣鼓声的宁静的村庄，会使人们觉得有所缺失。相信过年耍社火，从行头、色彩（红色）、声响等多方面可以起到驱邪祛灾的作用，这几乎成为一种“心理惯势”。2 维系功能
在一种公众性的仪式活动中，作为仪式活动参与者总是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意识，正因为参与者的这种主体意识，便产生了凝聚功能。对于组织社火表演的一个村落来说，社火又具有着较强的凝聚和规范作用，它能够增强村落内部的团结合作，规范群体成员的行为，强化村落成员的地域意识等。总的看来，它常常起着调整和加强村落友好关系的作用。在乡村，无论是筹集资金还是组织演出，人们对社火怀有很高的热情。从社火“出马”的那天起，男女老少原则上人人参与，而且在当地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参与社火成了每个村民应尽的义务。在社火内部有着明确的分工，人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各尽所能，自始至终地参与进去。当地村民认为，社火是一个村子的“窗口”，他们经常为自己村社的社火而感到自豪，在社火仪式中呈现了当地民间社会的和谐。在西宁的许多村落，不同年龄、性别、身份的人挤在一起充当观众，演出者即使是６０岁以上的老人，也经常扮演一些“胖婆娘”、“媒婆”之类的角色，插科打诨，惹得人们哄堂大笑，辈分不同的人也可以扮演兄弟夫妻的角色。在娱乐的过程中使得原本分散居住、难得一见的乡村民众得以聚集在一起，加深了相邻之间的感情交流和沟通。社火队的日常排练为乡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活力，那种属于乡村的欢乐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总之，社火犹如村落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调节着村庄内部和村庄之间人们的关系，与其他文化事象例如农业生产、贸易、交通、各种信仰等等一道，共同维系和促动着一个村落的有机运作。3 教化功能
“民俗的教化功能，指民俗在人类个体的社会化文化过程中所起的教育和模塑作用。［9］它具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的功能。这种教育功能不像学校教育那样系统、也没有社会政治教育那样单调、它是对民众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使乡村民众在娱乐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社火的表演内容既反映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又对现实生活中的反道德行为予以披露，从而警醒村民，是道德教育的一 种手法，既形象生动又意义深刻。因为在集体仪式背后，总是潜藏着所谓的“民间意识”。在民间社会的传统风俗活动中，也就渗透了传统的民间伦理教育。西宁地区民俗活动往往实现了传统儒家思想和 民间文化的契合，教化功能也成为村落社火的一个显著表征。乡村社火中演唱的“青海民间小调”是民间伦理的载体，无论是“青海民间小调”的唱词还是舞蹈表演，都反映了民间伦理的主题。有表现孝道观念的，如《十亲》；也有反映“忠义”思想的《二十八宿闹洞阳》、《菜籽花儿黄》；反映爱情生活的如《书生哥》、《送亲人》、《放风筝》、《卖水》、《盼郎归》、《五更的月儿》等；缅怀历史人物、纪念古人古事的有《十二月唱杨家》、《孟姜女》、《唱白蛇》、《弟兄五个人》等，反映社会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反映时代社会政治面貌的有《盼五更》、《乐家湾》等；涉及劳动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有《送早饭》、《十里亭》、《绣荷包》、《织手巾》、《打樱桃》、《放风筝》、《十道黑》等。［10］另外，社火词曲中关于节气、播种、劳作的科普知识，教育作用显而 易见。乡村社火使村民进行思考，对比善恶，树立楷模，实现了教化功能。历史悠久、古老淳朴的乡村社火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朵奇葩，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它犹如一块西宁文化的“三棱镜”，折射出生活在黄土地上人们传统的民间信仰和 生活方式，显示着西宁民俗文化的流脉，具有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桩社火是一座舞台，每座舞台上上演着一部戏文，一桩社火更是农人的一腔期望，歌颂传统美德，祈祷五谷丰登，抒发惩恶扬善的感情，色彩缤纷，红红火火。二 体现出高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由于河湟谷地是历史上多种民族生产生活的基地, 因而就必然留下了各民族的人文印记。河湟地区春节期间的民间灯会, 是汉民族文化的盛大景观。据传, 自称道君皇帝的宋徽宗在收复了河湟地区后,曾举办过几次大型庆祝活动, 其中就有在湟水河流域按道教教义结扣灯棚的庆祝活动, 这就是沿续到今天的乐都七里店的九曲黄河灯会。藏传佛教寺院的酥油花灯会 , 春节期间的羌姆表演, 牧区群众的锅庄、热巴等土风舞, 都是当地社火的重要内容。青海土族是世居的农耕民族, 土族地区的民间社火突出地表现出农耕文化的特征。可 见, 河湟地区民间社火的多姿多彩是由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做铺垫的, 如果没有多元民族文化的基础,就不会有各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社火。具有鲜明的高原地域特点，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但培育了高原民族豪放、粗犷、豁达的性格, 也使这里的各民族文化渗透着高原的地域色彩。与这里山川河流雄浑厚重的气势一样, 高原民族的民俗文化也处处显露出粗犷、浑厚的格调。这种现象在西宁地区的民间社火中有着直接的反映。较之南方社火那种典雅、细腻、精巧的格调, 西宁社火无论在人物的服装、化妆、造型, 还是在表演程式上, 都显得粗放不羁 , 这固然有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原因, 但特定的地域环境对民俗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三 文化价值
青海社火词曲内容包罗万象、浩瀚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记载了当地的文化、民俗、历史、宗教、地理、节气、生态、民族等各个领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民间的大百科全书，也可以说它 既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是一种地域文化象征。青海社火小调对当地的民族生活、人口迁徙、风俗习惯、婚姻嫁娶、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反映是真实的、也是多层面的，有着语言、民俗、宗教、音乐、地 理，历史等文化价值。随着人们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社火这个延 续了上千年的民间艺术形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致使社火词曲中的一些古代故事、典故逐渐被人们遗忘。近年来，社火的传统韵味不断流失，青海社火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仅仅靠一些农村民间艺人的传承已经远远不够。任何形式的文化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但社火词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活文物、活化石，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价值，不能轻易删改，发展创新必须以保持传统为基础。中国神话学会副会长高有鹏教授在他撰写的《保卫春节宣言》里曾经这样说:“面对西风盛行、西方文化的日益渗透，我们必须树立传统民族文化意识，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保卫春节，保卫传统文化遗产。”［11］因此，保护社火小调需要我们去亲身吟唱、切身体验、认真学习，继而更好地把它传承下去。注重保护和传承，要结合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娱乐追求，探索一条符合民族民间表演艺术形式的生存之道，并且充分利用新的传媒手段加强对社火词曲的传播。
综上所述，河湟地区城乡社火在文化功能上有许多不同点。首先，神圣内涵的世俗化。乡村社火是起着娱神的作用，这是它较早的主要功能之一。现代城市社火中，原来带有神圣性、宗教性的民俗所具有祭神悦神的功能大大减弱。现代城市社火则几乎完全变成了人们的自娱活动。作为一种以官方为主导、以民众为主体的节日庆典，其仪式的严肃性开始受到挑战，节日的喜庆气氛变得渐渐浓厚起来，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官民同庆的节日礼俗活动。其次，乡村社火具有维系和教化的传统功能，而城市社火则更侧重于文化交融和促进经济等社会职能。历史悠久、内涵深邃的西宁城乡社火既古老淳朴，又绚丽斑斓，它沉淀了河湟人民不少优秀的文化思想，已成为河湟人民重要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河湟地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河湟两岸的繁荣、西部边陲的安定、兄弟民族的团结，为丰富城乡群众文化生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它越来越得到城乡各族群众的喜爱和欢迎，“不点花灯月不圆，不耍社火难过年”的传统习俗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青海社火以它独有的魅力体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体现着河湟地区这块土地上人们自足、乐观、自信的精神气质。伴随着初民对丰埝的期盼，伴随着农人收获的喜悦，由单纯走向丰富，由稚嫩走向成熟。
注释：
［1］杨天宇． 《礼记译注:下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04． ［2］陈立，吴则虞． 《白虎通疏证: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4:83． ［3］王利器． 《风俗通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354． ［4］王守谦，金秀珍． 《左传全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389． ［5］杨天宇． 《礼记译注:下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04． ［6］王乐． 《庙会·社火·乡党》． 西部大开发，2007(6):60 － 61．
［7］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31． ［8］（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0］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1］高有鹏． 《保卫春节宣言(节选)》． 精神文明导刊，2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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