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江（优秀）_宋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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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及形象
作为文学形象，宋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刻画颇为成功、复杂、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说他真心待人，他又时时显示虚伪做作；说他义薄云天，他又城府极深；说他处心积虑谋反，他又对朝廷肝脑涂地；说他为人宽厚，他又时时做下凶残之事。
宋江的性格是在说话人的描述中逐渐丰富起来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其“童艸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又结合杂剧戏曲的刻划，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全面“包装”。宋江是《水浒传》里边名号最多的一个，宋江的绰号有四个。一出场就介绍了宋江的四个绰号，这四个绰号实际上就是介绍了宋江的几个特点：一个是黑宋江，因为他长得面黑，身体比较矮，这是就他的形体来讲的，其貌不扬。第二个是孝义黑三郎，讲的是他对待父母，讲究孝道，他的孝道贯穿到了他的思想当中，成为他思想的一个部分，并且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第三个是及时雨，讲的是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在后面他陆续和弟兄们交往中能够看得出来。第四个是呼保义。这四个绰号实际上重点介绍了宋江平时的为人和喜好，而且都是正常工作之外的表现，比如“爱习枪棒”、“ 挥金似土”、“ 排难解纷”、“ 扶人之困”等等，这些好处多都具有一些江湖上的感觉，在民间宋江是一个喜欢做好事、愿意做好事的热心人，无论是在家庭伦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中他以自己的作为赢得了大家普遍的认可。还有从“浔阳楼宋江吟反诗”可以看出宋江有谋略，有志向，不满足于现状。
宋江的形象一直不能讨好。《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沙弥怀林述语有“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观者也。”金圣叹则认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诈”，他也认为“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所以“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在一百单八人中“定考下下”。但大多数人不喜欢宋江，是因为他一直是梁山好汉中的主降派，并最终导致了起义军和他自己的悲剧命运。
宋江自幼与同在郓城县东溪村人称“托塔天王”的晁盖相熟，是为好友，“生辰纲”事发后，宋江出于义气私传讯息，使晁盖等人脱险。晁盖等人上梁山后，为报宋江救命之恩，派刘唐携礼物夜走郓城县答谢。宋江推辞不成留下书信和黄金两条，不料被私通张文远的外室阎婆惜发现并以此要挟，宋江怒而杀阎婆惜逃回家隐藏且得好友朱仝私放，赴柴进庄避难并与武松相识结为兄弟，后走清风寨投靠花荣，并于清风山结识燕顺、王英、郑天寿等人。在清风寨观灯遭刘高之妻陷害，与花荣大闹清风寨，收得秦明、黄信等人后同上梁山，于对影山劝收吕方、郭盛两位少年将军，路遇石勇得家书回家奔丧被擒发配江州，路上结识李立、李俊、童威、童猛、穆弘、穆春、薛勇、张横等好汉，至江州经吴用书信与戴宗交后，得会李逵、张顺；酒醉浔阳楼题反诗发狂言被判死罪，得梁山众英雄法场相救，白龙庙聚会同上梁山。宋江
宋江绰号：及时雨宋江
宋江是整部《水浒传》中第一号人物，作为文学形象，也是最丰满、最立体、最复杂、最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
在《水浒传》中，宋江原为山东郓城县一刀笔小吏，字公明，绰号呼保义。面目黝黑，身材矮小，平素为人仗义，挥金如土，好结交朋友，以及时雨而天下闻名。因晁盖等黄泥冈劫生辰纲事发，宋江把官军追捕的消息告知晁盖。及晁盖等上梁山后，遣刘唐送来书信(招文袋)及五十两黄金酬谢。不料，此信落入其妾阎婆惜之手。无奈，宋江怒杀阎婆惜，发配江州，与李逵等相识。却又因在浔阳楼题反诗而被判成死罪。幸得梁山好汉搭救，在刑场把宋江救上梁山，坐了副头领。后在攻打曾头市时，晁盖眼中毒箭而亡，遂坐上头把交椅。日后，宋江率众为朝廷招安。在历次讨伐其他起义军的过程中，梁山好汉死伤甚众，宋江本人也被所赐御酒毒死。
宋江在一百单八将中排名第一，为三十六天罡星之首的天魁星。
历史上的宋江
与《水浒传》中的一些杜撰出来的人物不同，历史上确有其人。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里头都记录了关于宋江的一些零星记载。《宋史》上记载宋徽宗宣和三年（1122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今山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东都事略》中也提到一名为候蒙的官员，曾向皇帝上书建议“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
历史上也确有宋江起义，《宋史》中有明确的记载。通过宋《宋史》的记载可知，宋江起义的时间在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起义主要涉及的地域在太行山及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横行河朔，转略十郡”。起义的首领是宋江。起义具有流寇性质，不一定有固定的根据地。起义的结局是严重受挫后投降。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战斗力特别强，“官军数万不敢撄其锋”。起义的影 响不算小，起义的中心区域梁山泊，距东京汴梁仅百公里左右，严重威胁着京城的安全。起义所涉及的地区，在北宋江是比较发达的。梁山泊在宣和年间是广济河中部的个湖泊，而广济河上游就是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中流出，广济河又是京东重要的漕运通道，占据广济河中间的梁山泊，对于北宋朝廷的政治、经济、军事威肋可想而知。宋江起义的故事在宋史上能够记上一笔，在民间广为流传，足以说明它的影响。
水浒传中人物形像
宋江，人唤“及时雨”。早先为山东郓城县押司，整日舞文弄墨，书写文书，是一刀笔小吏。晁盖等七个好汉智取生辰纲事发，被官府缉拿，幸得宋江事先告知。晁盖派刘唐送金子和书信给宋江，宋江的老婆阎婆惜发现宋江私通梁山，趁机要胁，宋江怒杀阎婆惜，逃往沧州。被迫上梁山。后宋江做了梁山泊首领。受招安后，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毒酒害死。
历史上的宋江只是被一笔带过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宋江这个人物，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书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宋江的仗义疏财，好多人喜欢他，因为他主张招安，好多人厌恶他。那么怎么来看宋江呢？通过重读《水浒传》，想着通过书中关于宋江的描写来解读宋江这个人物。
一、宋江的初步印象
给晁盖等人报信，是宋江的第一次出场。刚出场对宋江有一番介绍：“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驰名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士！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急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这一段介绍在水浒传中是绝无仅有的，《水浒传》里边的每一个英雄好汉，基本上只有一个绰号。但宋江不一样，宋江是《水浒传》里边名号最多的一个，宋江的绰号有四个。一出场就介绍了宋江的三个绰号，这三个绰号实际上就是介绍了宋江的三个性格特点：一个是黑宋江，因为他长得面黑，身体比较矮，这是就他的形体来讲的，并不是如林冲、关胜等人英武挺拔，也不如吴用、公孙胜等人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他长的其貌不扬。第二个是孝义黑三郎，讲的是他对待父母，讲究孝道，他的孝道贯穿到了他的思想当中，成为他思想的一个部分，并且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第三个是及时雨，讲的是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在后面他陆续和弟兄们交往中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到位。这三个绰号实际上重点介绍了宋江平时的为人和喜好，而且都是正常工作之外的表现，比如“爱习枪棒”、“ 挥金似士”、“ 排难解纷”、“ 扶人之困”等等，这些好处多都具有一些江湖上的感觉，在民间宋江是一个喜欢做好事、愿意做好事的热心人，无论是在家庭伦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中他以自己的作为赢得了大家普遍的认可。
私放晁盖，实际上是他的工作了。智取生辰纲之后，事情败露，败露以后，首先宋江知道，宋江见到官府防范梁山晁盖贼寇公文，有一段心理描写：“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涛观察；又损害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这段心理活动中传递出两个信息：第一，宋江作为一个朝廷懂法的人，知道晁盖所犯的一串串事件，每一件事情都是灭九族的的罪，虽然前面是事非得已，可是到了现在已经是不能够回头了；第二，宋江担心晁盖等人，怕他们出了疏忽和闪失，心中有种隐隐的操心。这是一对矛盾，从理上讲，晁盖等人于法度上饶不得，从情上讲，却不愿他们出现闪失。这是宋江很真实的的心理，也是宋江复杂人格的外在表现。
那么对于这件事，按照常理来说呢，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个向上面汇报。说晁盖窃了生辰纲，现在事情败露了要把他抓住，这种做法会给他立功的机会，但是同样会损坏他在江湖和民间的声誉；第二种选择他可以听之任之，不向上面汇报，也不采取别的行动，无论是对官府来说还是对晁盖来说，这种中庸的处理都能够说得过去，不告诉官府是因为仗义，不告诉晁盖是因为公务；第三种选择就是通风报信，把晁盖给放走，可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明明知道晁盖窃了生辰纲以后，犯了弥天大罪，因为晁盖是他的心腹兄弟，虽然法度上不可能饶恕，但是他要放走
晁盖。这时，宋江是知法犯法，能够做到这样在别人可能容易，可是在宋江就很难，这件事证实他是一个仗义的英雄。为什么这样说？这需要从他的实际情况来说。他是农民出身，这样的家境出身，所受的文化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对他的性格都这样那样的影响。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因为他不是大官，他只一是个小吏，所以他对百姓的一些疾苦有一些体验，这给了他仗义疏财的基础，也有一定的有别于统治者的正义感；因为他在衙门里边管案牍文书，所以也培养了他遵守法度的习惯，这和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系。基于他的职业特点，他能够做出私放晁盖的事情来极为不易。这个选择很重要，也很能够说明问题，为了义气他主动承担了这些风险。这个选择用事实强有力的说明了他三个绰号所代表的他的为人和性格，私放晁盖的举动无疑让宋江的形象一开始就很高大的立在了人们的面前。
二、处事的初步印象
宋江听到晁盖犯事的情况后，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心内自慌，却答应道：“晁盖这厮奸顽役户，本县内上下人没一个不怪他。今番做出来了，好教他受！”拔涛道：“相烦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这事容易。“瓮中捉，手到拿来。”只是一件∶这实封文须是观察自己当厅投下，本官看了，便可施行发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开？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当轻泄于人。”拔涛道：“押司高见极明，相烦引进。”宋江道：“本官发放一早晨事务，倦怠了少歇。观察略待一时，少刻坐厅时，小吏来请。”拔涛道：“望押司千万作成。”宋江道：“理之当然，休这等说话。小吏略到寒舍分拨了些家务便到，观察少坐一坐。”
这段文字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一个一般的宋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他内心很紧张，可是并不表现出来，而且在应对之中，他处置得如此得体、周到，既准确的体现了自己公人的身份，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并没有让这些人产生怀疑，看得出宋江处事老辣，非寻常人。他通风报信之后临危更是不慌不忙。知县看了文书，“大惊，对宋江道：„这是太师府遣干办来立等要回话的勾当！这一干贼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来，那六人便有下落。‟”既给晁盖腾出了时间，也告诉知县要想得周到，是为了捉住这几个人。这种处置带有很强的职业特点，他是一个押司，管的是文书档案，所以养成他的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处事周全，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玩弄权术。
晁盖上了梁山之后，派刘唐文字送去百两黄灿灿的金子，以谢他的救命之恩。宋江只象征性地留下一块，其余全让刘唐悉数带回，并嘱咐道： “贤弟，你听我说。你们七个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银使用；宋江家中颇有些过活，且你在放山寨里，等宋江缺少盘缠时却来取。”这绝不是虚情假意，更不是怕日后受到牵连，因为在前报信救下晁盖七人，就是担着身家性命干系的。这个细节和前面的心理活动是一致的，希望晁盖他们不要出什么闪失。而且让刘唐连朱仝等人的都不用留下，从侧面又表现了宋江的处事周密细致，他考虑到惊动的人越多，事情越容易出现漏洞。
宋江怒杀阎婆惜，实际上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开始。其实，按照宋江的性格和其平时的为人，在阎婆惜红杏出墙后，他已经有所知觉，实际上在和阎婆惜的关系中，他本无太多的欲望，已经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或者如果当时阎婆惜把招文袋当时拿出来还给宋江，他也不会作出杀人的决定。阎婆惜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地要挟宋江，其实也正是她很了解宋江的日常的为人和性格。
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鲁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
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
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李逵、吴用、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踮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逵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眼，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山，亲如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分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什么投降派和革命派？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梁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脸。“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水浒传》中最值得争议的人物，就是宋江。
宋江有着不少值得表扬的优点，他对老太公很孝敬，对朋友很仁义，对国家很忠诚，等等，所有的这些，都符合我们所理解和信奉的人生美德。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梁山泊，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他，以至于当天王晁盖过世之后，他比较顺利地成为众好汉的头领。这既是历史给予他的机遇，也是他一直以来积德和努力的结果。说得好听一点，叫做“顺乎民意”。
但是宋江也有很多局限，从前对宋江的批判，曾经把问题归结到他的“投降”。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就政权关系来说，他的行为是一种“投降”。因为他属于农民军的阵营，而皇帝所代表的阵营，是属于贵族地主阶级的。特别是他率领众兄弟攻打方腊，以一个农民军的力量，剿灭另一个农民军的力量，这确实也涉及到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是，就宋江一贯的思想特点来说，他好象并没有把自己作为“农民阶级”，他始终关注“替天行道”，其中的“天”代表着一种“血统”的延续，说得具体一点，他关心的是“国家”而不是“政权”。按说，以他的军事实力，杀到开封“夺了鸟位”是有可能的，但是最终这个“血统”的观念约束着他，使他做出最后的决策。这里的这个“血统”，其实就是他眼中和心中的“国家”。
宋江的局限，其实很昭然。他接受招安，完全是主动的自觉的行为。他的出发点正象他一直念叨的那样，要给众兄弟找一个光明的出路。事实上，他的众兄弟有多少人“稀罕”这样的“光明的出路”呢？林冲吗？柴进吗？卢俊义吗？花荣吗？还有本来就生活在底层的阮氏兄弟、李逵等人吗？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稀罕着这所谓的“光明的出路”，而真
正需要这“光明的出路”的人，最典型的只有宋江一个人。可是他的结局怎样呢？从早年的一个押司，到后来的被封为州官，也就那么一回事儿，还不如他做梁山头领的地位高。而作为一个押司出身的宋江来说，从押司到州官，也许已经就是一个“光明的出路”啦。按说，宋江很心安理得啦。
宋江的感受，暂且不评。就说宋江为了这个所谓的“光明的出路”，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108将损失大半，害死了这么多的自家弟兄，这是其一；剿灭了阶级兄弟，偏离了作为“阶级”的感情，这是其二。也许还有其
三、其四。从综合绩效来看，宋江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亏本行为。也许，他这样做，维护了他内心深处的“国家”和“血统”，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是不是纯粹的高尚，或是纯粹的自私，在那个特定的故事中，还真的值得讨论。
宋江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他不好的一面。评价一个人，就是要全面地看。我也歌颂宋江的不少美德，但是，在歌颂和表扬他的同时，我说，他在一些事情上，其实也是自私的。而且，这种自私，是建立在损人的前提下的，这种行为，有点令人不齿。
一个幸福的人，结交了一帮有本事、讲义气的兄弟。一个可悲的人，至死都没洗净“黑社会”的名头。归根原因：：
骨子里的“奴”性在支配，内心始终想为封建帝王效力，始终想当官、封妻荫子。所以，他的“招安”是必然的。
与晁盖之争：：
在梁山，对他形成最大阻碍的，只有托塔天王晁盖一人。为使自己的实力得到巩固，他必须要有自己的势力。
对于当时天王身边的人，他知道这些都不是可靠的，他要另拉人入伙，于是每次下山都是收得一些…………比方说柴进，雷横，戴宗，张横，张顺，李逵，武松，鲁智深，孔明，孔亮，张青，孙二娘等等…………
后来把呼延灼弄上山，天王已看出了宋江的阴谋，他知道这个他千方百计请上来的人原就是他的克星杀手，特别是呼延灼的到来，那呼延灼跟别的并不全一样，他是朝纲中亲自点派下来的，宋江不杀呼延灼和别的也不同，等于是给朝廷一个面子，也是一句暗示，是对朝廷表示并不谋反，只是不满。
于是，天王站在自己亲设的聚义厅下环视了一翻，终于明白满目之下已没了自己的人了，除了阮氏三雄，除了刘唐，林冲。就连吴用也看清了形势，剩下一个入云龙公孙胜却又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只好狠下心肠决定从此落空宋江！好不容易得了个时机亲征曾头市，为何要亲征？？？就是要拿下宋江的兵权。由于心中有气，也不用吴用，只带上林冲，应该说从整体分析讲，身边的兄弟可信的也只有林冲，阮氏三雄，刘唐，特别看中林冲，而这，也决定了林冲从此在山上并不托以重任了。但天王毕竟心有余悸，于是把呼延灼也带在身边，这不是没有考虑的。可是，史文恭的一计长射却成全了宋江…………
托塔天王晁盖临死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也一下子切中了要害。这也是宋江没能想到的。晁盖说了，捉得史文恭的将会是今后梁山之主，想想看，宋江擒不得史文恭，他要去拿史文恭，那还不是白白送死！
应该说，在这时，宋江已恨死了晁盖了，但他自有办法，曾头市他不打了，先放了放，他在做什么？在找一个从武功方面能取替林冲的人，于是才想到了大名府上的卢俊义。
从卢俊义入伙来看，吴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怜一个响当当的卢员外，竟被人捻算珠一样捏在了手里了，飘扬了一生的富贵就这样葬送于宋江的阴谋之下。
后来卢俊义拿得史文恭，但可想而知的是梁山上的兄弟怎能受他的摆布？这布局到头来还不是宋江收场？接下来他把聚义厅变了，变成了忠义堂，都是义，但意义却完全不一样了，至于以后的事情就更离谱了，可以说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阴谋家。
宋江临死之前，野心知道已经再派不上用场了，但是小人的自私心肠还有待于升华，于是有了李逵陪葬，美其名曰是怕反了李逵，坏了他一世英名。
私下看并不是这样，既便是这样也还是因私心所起，更何况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藏在里边，所谓亏心不敢瞑目，因为宋江对一百单八人是公开的，也是这些人愚义下所认可的，可是晁盖却不同，他最难面对的就是这个威风凛凛的天王，可以说在他的心中，天王始终就是活着的，宋江怕他！于是找了最忠肠的伴仆去阴司和天王对阵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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