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述_知识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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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述

中共东昌府区委党史研究室

朴实无华ZYP（执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称下乡上山），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一场重大事件。初期，它是国家为解决城镇青年就业而试行的一项政策。在“*”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展成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聊城县（1958年至1963年称聊城市，1963年至1984年称聊城县，1984年至1998年称聊城市，1998年改称东昌府区）按照上级的部署，也开展了这项工作和这一运动。

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止于70年代末。其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至“*”爆发前。这一时期主要是精简城市人口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以缓解经济困难给城市带来的物资供应压力。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颁布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形成高潮。第二个时期是“*”期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聊城地、县两级革命委员会动员组织了聊城第一批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从而拉开了本地知识青年集体插队上山下乡的帷幕。1970年以接收安置济南市毕业生和疏散人口为主，未再动员本地知青上山下乡。1973年6月，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向全党公布，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等文件，聊城县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随即成为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重要的政治任务，形成了群众运动高潮。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1979年聊城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对城镇毕业生不再动员上山下乡，而是本着“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广开就业门路，缓解待业资源不断增多的压力。此期间，下乡知青大批回城就业，历年遗留问题得以解决。1981年1月，聊城县劳动服务公司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随之撤销。

聊城县是聊城地委、行署所在地，担负着地、县两级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任务。这项工作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触动了几乎所有有适龄青年的非农业居民家庭，对一代人的成长和整个劳动体制及社会制度的改革，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大跃进”中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臆断，造成了严重的物资供应不平衡，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农业近乎绝产，收购计划无法实现，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当时，聊城市也与全国形势一样，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市委为达到省委提出的“8个月的口粮9个月吃”的要求，于1960年10月、11月连续两次发出《压缩非农业人口用粮标准》的指示，表示“必须坚决将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口粮压缩到全国最低水平”，并动员职工家属、临时工、合同工还乡，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尽管这样，城镇居民的生活仍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况，严重的营养缺乏造成了人们体质下降和非正常死亡，也直接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随之，党中央采取八项措施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位于八项措施之首。聊城市根据中央、省、地委的指示精神，专门成立了安置委员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光君任主任，下设接待办公室，由副市长崔建英任办公室主任，市妇联、人事、青年、工会、工业、农业、粮食等单位各抽调一名干部具体负责接收安置工作。城镇工作委员会和各公社也分设安置机构，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1961年7月6日，聊城市委制定《关于精简非农业人口充实农业第一线的意见》，开始在全市工、基、交、文教、财贸等系统精简职工，并动员职工家属和城镇居民回乡、下乡大办农业，大办粮食。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随后又召开西楼会议和五月工作会议，提出了当时全党着重抓好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二是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切实加强农业。

1962年五六月间，聊城市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研究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问题。6月6日，聊城地委向全区转发《聊城市委关于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意见》。此期间，聊城市一方面逐级召开会议，动员全市职工、家属和青年学生响应上级号召，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为迎接大城市精简人口的到来，动员受灾较轻的公社、生产队做好安置接收工作。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合并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校，至1962年底，全市共接收安置回乡、下乡人员9957名，其中青年学生1110名、外省市回乡人员4500余名。

1963年3月，聊城市改称聊城县。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对安置工作的指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聊城县委根据地委要求，继续精简职工，动员城镇社会青年、居民和闲散人口下乡安家落户，并对已回乡、下乡人员的安置情况，普遍进行了检查。各接收单位党组织，在下乡人员中选拔830人担任大、小队干部，选派416人充实到纺织、饮食、榨油等副业和服务行业。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聊城地委于7月21日发出通知，要求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分配给聊城县动员600人、安置500人的任务，并确定由冠县负责安置聊城下乡人员100名。1964年下乡的人员于秋末冬初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在生产技术和生活安排上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和实际问题。1965年1月，聊城县委按照省委安置办公室要求，对下乡人员中的困难户进行了救济，对单身插队者进行了一次性补助，尽量体现上级的关怀。1965年初，聊城县委调整充实了安置工作机构，成立了“中共聊城县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任洪恩负责。各区建立了5至7人的领导小组，公社3至5人，生产大队2至3人，街道办事处由书记亲自挂帅。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县委根据“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的方针，开始了新年度的动员安置工作。1965年4月1日，聊城县委安置城市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安置办公室)新印章正式启用。随后根据省委安置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委安置工作意见，县委安置办公室会同县财政局、粮食局、供销合作社、农业银行、商业局等单位，研究制定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安置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对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的处理界限，经费、物资待遇的使用，口粮与食油的供应，自留地的划分，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住房的筹建等具体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成为这一时期此项工作主要的政策依据。围绕1965年全县动员安置600人的任务目标，县委总结前几年的工作经验，强调突出政治、训练骨干。在动员过程中，要求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召开全县下乡、回乡青年代表会议，让已下乡的各类典型人物回城讲感受，进行群众性的自我启发教育。提出坚持“自食其力，个人自愿，本人通、家庭通”的原则，不搞强迫命令。为打消动员对象的思想顾虑，街道办事处组织青年学生和家长到农村参观安置情况。党团组织还向知识青年赠送《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毛泽东著作。在动员安置过程中，安置办公室的人员定点包村，靠上去做工作，动员一批、安置一批、巩固一批，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有213户714人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据7月份统计，当年下乡、回乡的单身青年65名，已有20余名中学和高小毕业生分别担任大队会计、小队保管员和记工员、饲养员。下乡知识青年也反映：农村有发展前途，到生产队安家立业，自食其力参加劳动，总比呆在城里吃闲饭强。

1966年2月11日，聊城县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1966年动员城镇下乡、回乡人员安置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补充完善了有关政策规定。17日，县委发出《关于做好1966年下乡、回乡动员安置工作的意见》，将全县动员500人下乡的任务，分别布置到郁光、驴市口、北口、柳园、古楼、越河圈、闸口等7个街道办事处；责成斗虎屯、堂邑、张炉集、沙镇、闫寺、于集、城关等7个区，把下乡人员妥善安置到生产潜力大的丰收队、有余粮和经济作物多的生产队。同时，县委向下乡、回乡人员提出了“要在思想上一年安心，二年生根，三年红心；在劳动上一年会，二年精，三年创；在生活上一年自给，二年有余，三年丰衣足食”的要求。

1966年3月，山东省委批转了省委安置办公室《关于歧视、侮辱、迫害城市下乡青年的情况简报》。根据地委要求，聊城县安置办公室随即对全县下乡、回乡人员的安置情况展开了全面检查，对个别生产队把下乡户当成负担，迟迟不落实口粮问题和歧视下乡青年、侮辱女青年的行为进行查处。为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县人民委员会于9月9日批转县安置办公室《关于注意解决下乡、回乡人员工作中现存问题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区、社把建立下乡人员代表（包括青年代表）会议制度，与培养先进、树立标兵结合起来，及时发现问题，主动处理问题，切实做好下乡、回乡人员的安置巩固工作。

从1964年到1966年上半年，全县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1500余人，其中单身青年75人。

聊城县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总体上说，采取的政策比较稳妥，进展比较顺利。下乡、回乡的知识青年，能够做到顾大局、识大体，为了缓解国家经济困难，有的随父母一块下乡，有的兄妹、姐弟同行，也有的单身投亲靠友。他们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在当地党委的领导和农民群众的帮助带领下，为夺取农业丰收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堂邑刘庄党总支书记刘耀就是典型代表。

（二）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迅速转向全社会的*。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农民进城，各种群众组织自立山头，各行其是，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不能进行。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打乱了下乡、回乡人员的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在生产、生活和政治待遇等方面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他们中有的回城上访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有的在城内长期逗留等待问题的解决，还有的加入群众组织搞串联、请愿、上访，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

为了尽快解决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迅速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聊城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遵照中央和山东省委通知精神，于1967年7月和11月分别作出《对当前安置工作的意见》和《做好下乡人员安置巩固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社、队主动与县安置办公室配合，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快动员尚逗留在市镇的下乡上山人员返乡、归队“抓革命、促生产”。要求各级临时生产指挥部在下乡人员集中的区、社、队，吸收下乡人员代表加入领导班子。对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的下乡人员立即予以平反，不得歧视；对侮辱下乡妇女和女知青的案件要迅速查明，严肃处理；对下乡人员的生活问题，明确指出应“本着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解决。

1968年7月，聊城县革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精神，开始办理1966、1967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和招生工作，改革招生制度，中学学制由6年缩短为4年，中小学校陆续“复课闹革命”。随着“红卫兵”使命的基本完成，“老三届”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紧迫。8月，聊城地革委作出《对高初中毕业生分配安置工作的意见》，指出：对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四个面向”的原则，把分配重点放在农村。要求各县革命委员会（支左办公室）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具体工作由各级招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完成。随后印发了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宣传提纲，开始广造舆论，动员1966、1967年高中毕业生和1966年初中毕业生及社会知识青年，要求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成长。

10月21日，聊城县革委发出《关于做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下乡人员的安置巩固工作的通知》，督促各区、社、街道居委革命委员会，进一步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切实做好下乡人员的安置巩固工作，为下一步接收安置工作做好准备。11月2日，聊城县革委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又作出《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此期间，聊城县城区内，包括聊城地直机关和中央、省属企业驻聊单位，均已行动起来，共同去做学生及家长的思想工作。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的编者按中，刊登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27日，聊城县革委建立了“聊城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田书香、武乃希、杜金龙、黄志春、类维秋、康有信等6人组成，田书香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办公室。

12月25日，聊城地区暨聊城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会在聊城影剧院举行。会上，地、县、区、社有关领导和学校、工厂、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的代表讲话致辞，聊城二中高中毕业生白建华代表下乡知识青年发言。会后，聊城一中、二中、三中以及聊城民中（今四中）的43名高初中毕业生披红戴花，乘坐汽车，在街道居民夹道欢送下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这是一支完全由本地高初中毕业生、肄业生组成的知识青年下乡队伍，又是第一批到农村集体插队下乡的知识青年队伍，在这支参差不齐的队伍中，有不少青年的父母是地县级领导干部，在那特殊的年代身困“牛棚”失去自由，子女过早承担生活的重负。这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拉开了“文化大革命”中聊城地区及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这批知识青年到达侯营区五里屯公社（1971年2月撤区并社为西王公社）后，受到当地群众夹道欢迎。他们被分成6个小组，分别被安置在东王、西王、潘屯、翟楼、端庄、齐南等6个生产队。开始时他们没有住房，生产队便腾出农房或仓库，把女知识青年安排在经挑选的贫下中农家中，或为她们找来妇女干部做伴。1969年春季，知识青年在当地政府和贫下中农的帮助下，自己动手盖起新房。1969年12月4日，《大众日报》转载了从上海到黑龙江插队的知识青年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事迹。之后，各知青组开展学习金训华的活动。12月13日，《大众日报》通讯员以《学英雄见行动》为题，报道了聊城县五里屯公社部分知识青年学习金训华的故事。

为适应备战需要，迎接“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济南市大批知识青年、干部、医务人员和街道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1970年3月，聊城县成立了疏散城市人口安置办公室（又称“五•七”办公室），与县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办公室合属办公，准备接收安置济南市疏散人口9000人。下乡知识青年被分别安置在北杨集、蒋官屯、于集、侯营、沙镇、堂邑等区较富裕的公社，以知识青年小组的形式落户到生产队。7月初，为落实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26号文件精神，聊城县对全县知识青年下乡工作进行普遍检查，认为多数下乡知识青年在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思想安定表现较好，同时也认为一些问题应该引起注意。12月5日，聊城县革委生产指挥部发出108号文件，对下乡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分配的办法、口粮的分配和知青小组的再划分等问题作出规定，并着重指示各区、社革委要教育知识青年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从1971年开始，聊城县未再成批接受外地下乡的知识青年。1972年5月下旬，聊城县接受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战士的任务。经层层推荐、考察，选拔出209名（地直单位85名）知识青年，6月26日送到泰安驻地，超额完成了任务，此项工作暂时缓解了城镇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此期间，省地县革命委员会不断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各种类型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每次会议都有一定数量的知青工作者和知识青年代表参加，他们交流经验，迅速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竞赛活动。西王公社东王大队知青组由1968年12月下乡的6名女青年组成，她们研制了农作物刺激素“九二0”，使粮棉作物获得显著增产，1971年9月，该知青组被评为“山东省先进知识青年小组”。李海务公社李海务大队知青组有1970年6月下乡的9名济南知识青年，他们在接受再教育工作中走在前列，在地区知青会议上作了典型发言。侯营公社田庄大队知青组，由30名济南十五中毕业生组成，1970年4月来到农村集体插队，过去他们中大多数人不识五谷，经3年多的锻炼，不仅学会了农活，还闯过了大家庭的生活关，其勤俭持家的经验在全区知青组中进行了推广。

随着国家经济工作重点由“解决吃穿用”转向“备战”的需要，国家加大了对三线建设的投入，省内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国营企业迁入聊城建分厂，工业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从1971年起，聊城县陆续从下乡锻炼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还有一部分知识青年被招生、征兵。至1973年一季度末，全县仍有299名下乡知识青年留在农村。

（三）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毛泽东看了信后三天三夜没有睡好。1973年6月，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向全党公布：“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议定了六条统筹解决的措施和四种安置形式，形成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等文件，为安置陆续毕业离校的高初中毕业生，指出了就业之路。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山东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聊城县委于7月24日决定成立“中共聊城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杜传钧、陈玉魁、赵士贵、赵淑贞、张学勤、李钦增、裴维卿、杜存正、王启明、王长岭、刘长法、孙百川、李纯学、张新科、李士文等15人组成，杜传钧任组长，陈玉魁、赵士贵、赵淑贞、张学勤任副组长。随后，在原安置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办公地点由县民政局迁往县委大院。1974年1月，聊城县委任命乔辛未为县革委知青办副主任。5月1日，聊城县及各公社“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公章正式启用。之后，县委陆续任命赵淑贞、邱希凤、高旭东为县知青办副主任。

1974年1月11日，聊城地革委发出[1974]3号文件，指出：省委规定，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地革委决定，从现在起，任何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选派和招用17至25周岁的高初中毕业生和中途退学的学生以及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社会青年为家属工、临时工、合同工。1月1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1974]1号文件，内容即江青授意迟群、谢静宜组织北大、清华一些人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文中强调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要性。随后，中央4号、8号、12号、13号、14号文件均强调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人民日报》及《大众日报》等报刊连续报道邢燕子、侯隽、张铁生、柴春泽、林淑娘、白启娴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典型事迹。1月20日，团省委五届二次全委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知青工作的决议》。在批林批孔、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浓厚氛围中，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春节期间开始发动，很快便进入到全党动员、全民行动的状态。聊城县委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于2月10日、3月13日、3月21日、10月19日、10月24日多次召开常委会议，研究知青工作，听取知青办工作汇报，议定组织部抽调带队干部的方案。根据上级的要求，县委、县革委领导干部带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去，各科局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员也帮助自己的子女报名上山下乡。运动很快发动起来了，出现了兄弟三人争下乡，姐妹二人一块报名的场面，还有不少哥（姐）头批走，弟（妹）随后行的情况。在动员过程中，难度较大的是街道和社办企业的适龄青年，他们入厂早，有些已成为技术骨干。聊城地委责成县委对此进行调查，并转发了县委的请示报告，同意兼顾动员工作大局和企业生产的需要，对确因生产需要离不开的技术骨干，经群众评议、组织批准，可以缓下。

1974年是聊城县历史上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最多、任务最重的一年。2月22日，聊城地县两级党委和革委会在新华剧院召开万人大会，欢送540余名往届高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3月14日，第二批200余名知识青年下乡。6月1日，400余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集体下乡插队务农。10月28日，又有近800名知青下乡。按照计划全年应动员下乡对象是2200名，截止到12月25日动员工作扫尾，共有2124名知识青年下乡落户，其中有共青团员422名。下乡知识青年多数采用集中插队的方式，被安置在全县19个公社74个大队，编为134个知青小组，集中吃、住、学习，分散到各小队与农民一起劳动。单独回乡落户的占极少数。为便于知青集中劳动和管理，县知青办在堂邑公社许堤口大队试办青年队，开始时30余人，最多时八九十人，采取独立核算的经济形式，重点扶持创办刷纸、木工、喂猪等小型副业。聊城地县两级知青办则在闫寺公社任庄试办青年队，为以后统筹安排知识青年摸索经验。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得到了省地领导的重视与认可。地委、地革委多次在聊城县召开现场会议，省知青领导小组负责人殷华元多次在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上推广聊城县的做法，并对聊城县知青办财务工作给予肯定。《大众日报》、山东广播电台、电视台均有相关报道。1974年11月4日，《大众日报》登载了聊城县朱老庄公社徐集大队党支部做好下乡知青安置工作的报道。1975年2月下旬，省知青办副主任张敏丽带领出席省知青建房和规划会议的人员来聊，参观了当时建房工作搞得较好的许营公社许营大队和大石槽大队。3月8日，省革委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介绍了聊城县知青办“为1974年前三批下乡的知青盖好了新房，第四批下乡的安置大队也正抓紧备料积极筹建”的情况。3月中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洪杰率省慰问检查团来聊，参加了聊城县委在许营公社召开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许营大队和徐集大队党支部培养和使用知识青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挥生力军作用的经验。

1975年春，聊城县根据地革委知青办《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动员和暂缓动员对象的意见》，适当调整了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动员工作集中于4月、8月两次举行，平时根据各科局和街道办事处动员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安置社队接收条件，成熟一批安置一批，随时办理手续，全年共安置784人。当年第二批知青下乡后，全县在农村的下乡知青有2755人，知青小组和场队是106个，接收知青的生产大队是87个，达到历史最高峰。庞大的知青队伍涌入并不富裕的农村，给接收单位带来不少负担。社队党组织组成了专门班子，加强知识青年工作。在知青组，选派有经验的师傅手把手地教知识青年学做饭、料理生活；在田间，委派技术过硬的行家教知识青年干农活，掌握生产技术；农闲时节，为知识青年请“三老”（老党员、老贫农、老干部）、讲“三史”（村史、家史、阶级斗争史），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教育。聊城县委根据上级的要求选派带队干部，协助贫下中农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并制定定期轮换制度。1974年选派61名带队干部与知青一起下乡，其中有党员31名，团员4名，科级干部2名。1975年根据省地有关精神，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作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干部的选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带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并要求各公社都要选配一名专职带队干部，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做好知青和带队干部的管理教育工作。全县选派出105名带队干部，其中科级干部22名，党员67名，女干部24名，他们经过集中培训后，分别到各公社、知青组上任。

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县知青办遵照上级指示为每个知青小组订阅了《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红旗杂志》、《山东青年》和《学习与批判》等报刊，并不定期举办各种学习班，推荐选派知识青年参加学习班，学习理论、学习典型，引导知青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知青组与大队团支部、民兵连联合举办农民政治夜校和文艺宣传队，利用黑板报、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宣传上级的政策，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此时期，全县有知青理论组513个，有479人担任大队理论辅导员；建知青文艺宣传队54个，自创文艺节目208个；知青所在生产队粮食上“纲要”的47个；知青被评为先进个人或模范社员的有624人。许营大队由7名女知青组成的植棉组，在管理棉田方面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成为这一时期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范例。

1975年11月1日至7日，聊城地区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聊城县选派105名知青先进个人、8个知青先进集体与带队干部、知青家长、公社、大队、厂社挂钩先进单位等123名代表出席会议，许营公社许营大队知青植棉组赵国春、北杨集公社刘刚大队知青刘玉芹、蒋官屯公社后屯大队知青王爱平以及朱老庄公社党委、许营大队党支部在会上作典型发言。1976年1月20日，聊城县选派下乡知青孙毅、席玉龙、滕建喜、陈丽莎、胡玉峰、赵国春、邵建忠、黄元清分别代表知青组和个人出席聊城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代表会议。5月4日，李志红、王爱平、邵建忠、谢遵祥、王华、吴秀军、孔祥玉、田富国、赵国春、赵桂芝等10名知青和带队干部陈希堂出席了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在会上，许营大队知青组被省委、省革委授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标兵”的称号。12月21日，许营大队下乡知青高敬芝与全省其他7位代表一起，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76年聊城县有9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是在传达贯彻省知青代表会议和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完成的。县委通过召开党员干部群众大会，组织巡回报告团等形式宣传两会精神，动员应届高中毕业生下乡。6月1日下午，地县两级党委、革委会在聊城剧院隆重举行欢送会，一次完成了全年动员任务。

粉碎“四人帮”后，省地知青办和地县革委会逐级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落实任务。1977年春节刚过，聊城地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四项战斗任务誓师大会召开，聊城县许营大队知青组、任庄青年队，下乡知青王敏、刘玉梅出席会议并受到表彰。5月17日至19日，聊城地区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座谈会在闫寺公社任庄青年队召开，各县知青办负责人和知青代表参加会议。闫寺公社任庄青年队的知青开始住在村里，劳动地点是附近200余亩盐碱洼地，枯燥乏味的生活使一些青年一度产生情绪低沉、思想郁闷的情况，一女知青因家务纠纷服农药自杀。县委了解情况后责成知青办和公安局及时做工作，并将情况转发至县委常委、科局领导和公社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此后，地县知青办每年选派至少两名干部常驻青年队，并先后投资约20万元，建房50余间，增设水利、电力、机械设施，改善生产条件，创办副业，发展畜牧业。同时在全县各知青组提倡“三养一种”，不定期评选先进知青组和先进个人。此次座谈会的召开，对于稳定知识青年情绪和巩固提高青年队新模式，产生了一定作用，青年队粮食单产由百余斤上升为700余斤，农副业收入比生产队还高。1977年的动员安置工作于7月底完成，全年动员安置知识青年706人。

1977年1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知识青年就业政策要按照新“四个面向”，即面向学校、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和城镇招工的原则进行。为适应知青政策的调整，1978年4月1日，县委召开各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全体带队干部、部分大队干部和知青代表150余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任锡岭与聊城地区知青办副主任胡顺之主持，会上表彰了在1977年冬季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儿童的堂邑知青队知青陈宝元和连续三年夺得棉花高产的许营大队知青植棉组等一批典型。5月29日，国务院知青办电话通知山东省知青办：“今年的知青动员工作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可以适当扩大留城面。”随后，中央、省和济南市各单位，地县直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陆续从1976年底以前下乡的知青中招收员工。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还有一大批知青踊跃参加高考，他们身披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尘土迈入高等学府的大门，圆了自己继续深造、报效祖国的梦想。这一年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于9月中旬开始，至10月中旬完成任务，送走了聊城县最后一批下乡知识青年560余人，每个知青点按30人左右配备，充实老点，不再增设新点。

从1974年到1978年，全县共动员安置和接收外地下乡、回乡知识青年5100余人，常设知青点98个，国家累计拨安置经费260万元，其中建房费80.7296万元，建房1608间，折合25861平方米。

（四）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74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了“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城市广开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的意见。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调整随即展开。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知青政策的调整，聊城县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也进入调整状态。首先，遵照地委部署对全县知青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评比，综合情况向地委、行署回报；对“三集中一分散”的知青点清产核资、整顿合并。其次，遵照地委意见拟定继续动员一部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搞与生产队脱钩的集体所有制独立核算的农工商联合体；在基础较好的知青点扩大地盘发展为容纳两三千人的农牧副渔基地，安置留城、回城知青，逐步升级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地县两级党委领导支持下，地县知青办开始着手以具有经济实力的任庄青年队为基础，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实行城乡统筹安排。

1979年10月，省委发出[1979]61号文件，决定“县城非农业人口中学毕业生一般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此期间，不少下放户和已经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回城上访。随着全党拨乱反正各项政策的落实，为稳定安定团结大局，聊城县遵照上级文件精神，做过细的审查核实工作，确认1972年前下乡的168名老知青并优先安排就业，为女知青15周岁以下274名子女办理了户粮转移手续；为“文化大革命”中遣返、疏散人员、错划“右派”和下乡教师的随迁子女办理了知青手续。地直机关、各单位之间实行条块结合，由聊城县负责安排，至1980年底，全县除15名知青因特殊缘故尚留在农村外，其余全部回城安置。当年，聊城县委、政府在闲置知青点财产清查处理工作中，决定不再向社队收款，只办理财产移交手续。

由于城镇中学毕业生不再下乡，全县每年递增待业青年近2000人，每年招工、招生、征兵数量有限，加上往届留城未就业的青年，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聊城县一方面清理压缩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一方面对小集体企业进行整顿，以求补充安置待业青年。经聊城地区行署批准，1981年1月22日聊城县劳动服务公司成立，把待业青年的就业工作纳入正常管理轨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随之撤销。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与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城镇就业困难联系在一起的，当初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城镇中学毕业生别无选择地上山下乡，许多有志青年的更高理想化为泡影，造成了国家科学界人才的断层，偏离了倡导者的初衷。在政治挂帅、运动迭起的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尽管迷茫、无奈，却经历了由狂热到务实、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变，逐渐成熟起来。至1979年底，下乡知识青年被纳新入党80余人，入团2097人，230余人被提拔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更多的人以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地耕耘，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劳动成果。不少人后来经招生、招工、征兵等渠道走上新的岗位，他们倍加珍惜迟到的机遇，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做出优异成绩。

纵观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知青问题实质是一个劳动就业问题，它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经济发展与人口无节制的过快增长不成正比，解决温饱问题始终是全党很长一个时期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然而，长期单一的经济形式堵死了许多就业门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然而对社会各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随着大批知青回城，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所留下的后遗症日益显现出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制，有相当一部分老知青因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能单一，被纳入下岗、失业、再就业的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