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小传_祝英台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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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敛之小传【人物简介】

英敛之(1867～1926)，中国近代报刊出版家原名英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赫舍里氏。1867年11月23日生。幼年家贫，自学成才。1898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开始评论国事,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戊戌维新变法的文章。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贵受到舆论界重视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 1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1911年辛亥革命后，名义上仍负责《大公报》工作,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 后又创办辅仁大学 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1926年1月10日逝世。著有《也是集》(正、续编)、《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其中《也是集》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汇编。

【个人履历】

1867年11月23日，英敛之出生于北京的旗人家庭。幼年家贫，未接受正规教育，自幼习武从军。

1888年，他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并自学法文。

1898年4月，撰写文章《论兴利必先除弊》，开始评论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恐被株连，潜往外地。

1899年8月，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党祸余言》，对变法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

1900年3月到云南，担任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馆员。由于当地常发生教案，同年7月随领事返回天津。

1901年4月，天津紫竹林天主堂总管柴天宠提议集资开办报馆，邀英敛之进行筹备。

1902年7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发刊，英敛之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提倡变法维新，抨击时弊，不避权贵，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他本人每日为《大公报》写一篇社论。

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天津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1912年，他和好友马相伯一起上书教廷，请求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

1916年，英敛之将《大公报》转手售予王郅隆，迁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1925年），1926年1月10日病逝。去世后的次年，辅仁大学在北京正式立案。

【英敛之与大公报】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从那时起，《大公报》饱览世事，历经沧桑，记下了一个世纪的国家兴亡。目前香港版的《大公报》仍在出版，并由此成为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曾被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称为“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

1902年(即《大公报》创办那年)他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题了这样一首诗：“献身甘作万失地，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他的妻子是皇族，姓爱新觉罗，名淑仲，文化程度很高，工于韵律。

英敛之是位有思想的人，敢于发表政治主张。办一份日报，是最理想的表达自己意志的方式，他决心“闯荡”报界。

据英敛之日记载，英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教友柴天宠。柴约请英开设报馆，并答应帮助“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英敛之很爽快地答应了。

柴天宠是《大公报》的大股东；《大公报》的另一个大股东是王郅隆。拿钱入股的还有张连璧、李敬宇、朱志尧等以及法国主教樊国梁，《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也入了一小股。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创刊之时，八国联军已占领天津两年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快一年了。这时候，八国联军组织的“都统衙门”统治着天津。那时的报界，“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这就是说，当时南方的思想比较活跃；天津地近京畿，在清廷直接钳制下，舆论界死气沉沉。此时，《大公报》应运而生，在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创刊了。

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曰：

“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办《大公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1905年4月13日，适值《大公报》出至1000号，英敛之撰写《千虑一得》一文，再次阐述了办报宗旨：“自从出报到而今，差不多三年的光景，作报的人一番苦心，无非是盼望中国强盛起来，并没有别的意思。故此每天苦苦的对着各等人，说长道短，讲今比古，凡是可以劝善惩恶之事，没有不按公理论断的，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

《大公报》初出一大张，成书版式，用中国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L’lm-pareial”，为“无私”之意。关于“大公报”三字的寓意，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英敛之自任该报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

《大公报》的创办，梁启超有这样的评论：“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报刊政论家张季鸾亦有这样评价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报，为大公报。盖英君敛之，目击庚子之祸，痛国亡之无日，纠资办报，名以大公”。

《大公报》一创办，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1902年6月2l口，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诌媚之小人”。

就是在这篇《论归政之利》的文章中，英敛之还揭露了慈禧1901年回銮以后搞的一套假变法及其腐败朝政，说：“盱衡时事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既未将旧日之熏染，一一痛加湔洗；又未将旧日之秕政，凡可以涣吾民心阻吾进步者，一一锄之务尽，咸与维新。亦不过稍涉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英敛之尖锐指出，酿成这种“偷情苟安”的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鉴于戊戌之变，政府压力过深，倘有指斥时政者，则目为奸佞，不难加之以罪。”英敛之明确表示，他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意存趋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在这篇文章中，英敛之敢于抗大官，骂酷吏，指斥不避权贵，请命不忘小民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1902年4月8日，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后，沙俄不肯履约，不肯撤兵。俄驻华公使雷萨尔提交清廷外务部总理庆亲王奕提出“密约七条”压迫清廷承认，其中有“中国不得将东三省之地让与他国或租贷与他国”等款项。进步人士沈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披露给日本报界，引起了日英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纷纷诘问清室。

慈禧得知“密约七条”被揭露，异常被动，立刻派人彻查消息走漏的原因，有人告发是沈荩所为。1903年7月17日，沈荩被捕。英敛之得知沈荩被捕的消息，于21日在《大公报》“时事要闻”栏中，披露此事。31日慈禧传旨将其“立毙杖下”，用刑极惨。8月2日，《大公报》全文刊录了沈荩“绝命词”四章，其末章云：“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4日又详细报道沈荩杖毙一事，写道：“拿交刑部之沈荩于初八被刑。„„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9月16日，又有报道说：“当杖毙时，先派壮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终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均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堂司无法，如其言，两绞而死。”这一报道，其惨状不忍于睹，引起读者的义愤。

1907年7月，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大公报》也曾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采用株连党祸的办法，大肆搜捕革命党，以致“风声鹤唳，举国骚然”。文章谴责对徐锡麟啖肉剜心，为见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邃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1894年，美国与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为期10年的、载明“两国政府愿合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1904年这份条约到期，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留“禁止华工”条约中的主要内容。消息传到中国，各地迅速形成一个控诉美国排华罪行、反对美国经济侵略的爱国运动。

英敛之和他主持的《大公报》积极响应风靡全国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运动，鼓动天津市民抵制美货，拒登美国广告。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英敛之领导的《大公报》，对各地抵制美货的行为，做了广泛的报道，并号召全国制铁业、洋布业、火油业、面粉业等方面的商界巨头联合起来，不用美货、不卖美货、不消费美货，由此形成了—股很强的舆论攻势。

《大公报》于1905年5月23日登载上海商会发起抵制美货通电，5月26日全文转载了上海的有关抵制美货的“传单”，连续刊登了《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6月11日登载《本报不登美商告白》的启事。正在天津的袁世凯，看到《大公报》的英敛之如此起劲的宣传抵制美货，勃然大怒。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8月17日，《大公报》刊登英敛之“启事”，说：“抵制美约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五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诚以此举关系中国前途者既远且大也。今不幸敝报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并指明这个当道“实为我最有权力之长官”，即指袁世凯。接连几天，英敛之撰写多篇抵制美货、反对“袁长官”的诋毁爱国运动劣迹的文章，报纸的零售量骤增。当时，《大公报》设在租界内，事实上袁世凯的禁邮禁读令只能在租界外执行。

面对袁世凯对新闻的扼杀，《大公报》奋起反击，直到11月22日，英敛之还是不肯罢手，继续撰写《论驻粤美国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严正表示“执笔人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英敛之有力地伸张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歧视、反对凌辱的决心和正气。英敛之的檄文，袁世凯无计可施。禁邮禁读不行，袁又采取拉拢的办法。袁曾几次以重金收买英敛之，均遭拒绝。一介报人，如此耿直、刚毅，实在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

1908年，英敛之在回顾禁报经历时写道：“犹忆乙巳之秋被禁时期，而售报转赠，其多数置之死地而后生，天下事大抵然欤。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宝石，虽万劫千魔、酷炎毒疬，而不能损害其丝毫者也。当飞沙昼冥，怒涛山立，正不知危险奚似，犹有风静潮平，安致今此之一日。”

英敛之在办报之余，博览群书，接触各种思想流派，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学说。1903年3月31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的专文，指出：“于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然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则社会主义是也。”该文对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了以下的介绍：“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成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其手段则欲变少数之国家为多数之国家，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同胞情谊之世界而扫荡刈除其侵略的帝国主义。”

英敛之偶尔听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内容，就借题发挥，大谈国家机关是社会公仆的论点，提出“官吏为国家公仆”，是“大家雇来办事的”。他说：“官吏的权位、势力、财产、名誉，都来自国民，没有国民也就无须官吏，所以说官吏应当自居为国家的公仆。”他反对官吏有无限的权力，不讲道理，凭个人喜怒办事；主张“在官场中，第一是不走门子，专凭才干；第二是绝不受请托，铁面无私；第三是不要不合理的钱，但守着俸禄。”

英敛之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是朦胧的，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思想流派，加以议论。

英敛之和《大公报》不仅有“敢言”之名，那时的《大公报》还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提倡开办工厂，振兴实业，设立学校，传播科学知识等等。所谓“牖民智”，就是使民众脱离愚昧，增长知识。英敛之说：“民智不开，万样事都作不到好处。”为了向民众灌输科学知识，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多篇通俗易懂的文章，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等许多方面。关于地理，他介绍过亚洲、欧洲、中国的地理大势；关于历史，他讲过普法战争，讲过埃及向英、法借债受害的经过，还讲过德国宰相俾斯麦的故事；关于自然科学，他讲过月球，谈到过虹霓、潮汐、地震等形成的原理，介绍过电灯、气球、雷电殛人等新知识。

1903年1月13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中国宜广设工艺厂说》，指出“居今日而言行新政，第一先从实业上作起，而其余一切皆后也。”这发展起来就是“实业救国论”。

英敛之在关于移风易俗方面的许多主张，不仅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到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他在《大公报》上主编的“附件”栏，从第一期就发表了《戒缠足说》，以后十余年如一日，一直宣传缠足的危害，称“中国有两件坏处，大坏处是缠足，小坏处是(男人)蓄辫”；又说：“应改掉三种毛病：缠足、早婚、吸食鸦片”；批评重男轻女思想，反对铺张浪费大办丧事等。

1911年4月29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说妖孽》的文章，对清廷覆亡前夕官场腐败进行无情的揭露。文章说：“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也。聚三五衰朽于一堂，旅而进焉，旅而退焉。聆彼口头禅，未尝不私忧窃叹云：大局之阽危，救国之不容稍缓，然而呈之于事实者，无一不颠倒错乱为图危图亡之谋，以言内政，则一面言预备立宪，一面仍拥护专制也；一面言严禁苛敛，一面仍搜刮民财也；一面言发扬民气，一面仍增益官权也。以言外交，则一面言自保主权，一面又曲徇要求也；一面虑外资充斥，一面又恣借洋债也；一面言慎重领土，一面又断送山河也。对于内，则为滑稽之政府；对于外，则为柔媚之政府。其变态之灵便，虽狐蛊不能喻其神。外此，则惟是揽权，罔上营私。声色宴游为平章军国重事，子女玉帛乃进退人才之权衡。„„仕宦之场，一妖孽荟萃之区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自卿相之尊，下逮一命之士，何尝有丝毫图治之心。其所以孳孳，漏尽钟鸣而不肯暂止者，无非为保利禄长子孙计耳。自破格用人之说起，而官吏之流品杂；自卖差鬻缺之风盛，而官吏之心理变。以奴颜婢膝为手段，以白璧黄金为代价。在上之权贵，更依托之以为招徕之术，且美其名曰运动。遂令热中者流，载宝而朝，辇辇而市，胥皇皇焉以为进身之媒。人才之长保以此也，卓异之荐荐以此也。有若金店，有若妓寮，有若饭庄，有若寺观，有若骨董鬼，有若婢媪仆妾，举万有不齐之人类，悉变为官吏投资之场。甚至公署堂皇，大庭广众。昌言评骘曰：某也，运动某大老而得之；某也，运动某贵人而得之。对于运动而已得者，则群羡其能；对于运动而无效者，则竞笑其拙。万其人一其心，百其途一其准。斜封墨敕，大开幸进之门：红粉朱提，尽是显扬之具。纷纷扰扰，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及其既得，乃不得不谋利市三倍之赢。于是害民贼出其中，卖国奴出其中。互相倾轧，互相朋比之事，无一不出其中。鬼耶、蜮耶、罗刹耶、灵狐耶，吾又何从而定之!此妖孽中蕃衍最盛之一种也。”英敛之从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立场出发，对清末黑暗吏治，揭发得真可谓淋漓尽致，鞭辟入里。

英敛之是天主教徒，他积极倡导“天主教革新运动”。1912年，他曾上书罗马教廷，指控洋教士不学无术，“专欲愚民”。那时，北京是法国传教区，教权、教务都由法国“神长”控制。英敛之对于他们排斥中国学问、欺压中国教徒的霸道作风，非常气愤。所以，他“极力运动天主教脱离法国羁绊”，提出今后传教应“不限定一国，不限定一会”，并主张“能养成中国籍传教士，俾得自传”。他在上书中说：“以北京而论，我教不独无大学、无中学，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之巨，只可招教外人来学。学成之后，只可依法国人谋生。„„一国之广场，以往例今，端恃本国之有神品者继承不绝。譬如一家之内，贵能

自食其力，万不能恃外债生存！”为了提高广大中国教民的爱国意识，英敛之发愤撰写了《劝学罪言》，大声疾呼不作洋人的“附属品”，不作“永世奴隶”。

英敛之经营的《大公报》实际上只有十年时间(1902一1912年)。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华民国成立了。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时的英敛之身体有病，“英君渐老，社务中衰”，加之他的仇敌袁世凯掌权，心灰意懒，不愿再抛头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这一“告白”，一连登了20天，报务委托樊子、唐梦幻等代为主持。从此，他携夫人来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潜心于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工作。

英敛之在香山创办静宜女子学校，又设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兼传授天主教教理。1916年9月，英敛之将《大公报》出兑给旧股东、皖系财阀王郅隆。1917年11月，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善后事宜，在北京设立慈幼局，收养灾民的儿女，诚邀英敛之任局长。1920年，慈幼局移香山，更名为香出慈幼院。英每年冬季募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民。1925年初，英敛之创办“公教大学”，后改称辅仁大学，英任首任校长。因英所居香山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天主教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纸上所写的论文，出版了一本《是也集》。英敛之因主持《大公报》而驰名，隐退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代言人”，当时有“南马(相伯)北英”之说。【英敛之的自由主义报刊思想】

英敛之虽然从未到过英国，但谈起英国的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和制度安排，以及英国朝野对待报刊的自由主义风度，却一一知晓。他不仅知道约翰•弥尔顿、厄斯金这些最早的英国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的基本思想，而且，他从《泰晤士报》的自由主义风格中，更受到了深深的启迪，并心向往之。英敛之认为，中国若要强盛，绝不能再造愚民；中国若要收政治维新之效，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多办新式学堂，二是多开报馆。《大公报》创刊不到一周，即刊出社评《原报》，开始列历数古今，比较中外，反复诉说报纸对国家文明进步的特殊意义。文章说：“以吾中国四万万人计算，若上比于英、法、德、日文明诸邦，必当一万余家方可相抵；若下列于澳大利亚、阿非利加野蛮之国，亦必有一千余家乃可抗衡。而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对此他感叹不已，因为“报馆之多寡，销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无不与“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开塞，风俗之美恶”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大公报》开办伊始的1902年到1908年这几年间。英敛之就办报有利于开民智、促维新、助宪政、强国家、救种族等等，撰写和发表了数十篇社评，其中最着名的有：《原报》、《说报》、《某报发刊祝词》、《论阅报之益》、《论新闻纸之势力》、《说国家思想》、《有权者请再看》、《拟仿英国泰晤士日报例各省遍设官报局以开风气说》、《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告天津各大报主笔》，以及《天津日日新闻三千号祝词》等。在这些煞费苦心的议论中，他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报纸的自由主义功能，即除了“开民智”外，还必须行使“政府监督”的权利。英敛之反复提醒读者，报纸绝不是一般的消遣性读物，它的责任主要有二点：一为国民之喉舌，二为监督政府之利器。“如何做国民之向导?国民的智识未开，报纸可以开智识；国民的见闻不广，报纸可以广见闻。如何做政府之监督?政府有不对的事，报纸可以同它驳论；政府有见不到的事，报纸可以向它提醒。”

英敛之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其—是对报纸性质的认识和界定；其二是对报纸舆论监督功能的认识和界定；其三是对报纸社会责任和使命的认识和界定。关于第一个方面，英敛之从悲悯普济的宗教视角和平民立场出发，指出：现代报纸不仅与中国传统的“史记百家”、“志怪之书”、“稗官小说”迥然大异，而且还与中国传统的所谓“报纸”大相径庭——既不同于“宫门辕门之抄”，又不同于京报、官报，现代“报纸则合朝野

而编摩，极体制之美善，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可不出户庭而识天下之事”；尤其可贵的是，这种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报纸“首列论说，务使博闻，虽供局外之闲谈，要在集思而广益，但使民间疾苦达诸长吏庭除”；报纸“明白易晓，真实不浮，事必简而能详，文亦质而不俚”；更厉害的是，“报纸则大而国家政令之因革，远而人情风土之异同，中外交涉之要务，商买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惊愕可喜之事，凡是新人听闻者，无不具于尺幅„„” 概而言之，报纸不是官衙权势者的私物，不是文人骚客的雅玩，而是能开愚蒙、通智能、广见识、扩胸怀、救灵魂、变世道，即促进社会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乃至道德进步的现代文明“公器”

关于第二个方面，可以说，这是英敛之报刊自由主义思想最重要的部分。这一思想从一开始，他就借《大公报出版弁言》宣示于天下。他写道：“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可以说，这番宣言正是日后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和张季鸾所谓的“随时准备失败”的殉道精神之最初源头。这当中的要害是“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所谓“折衷”其涵意相当深厚，它既是“大公”之宗教意义上的外显，又是对“大公”精神的理性发挥。折衷，既有客观、公正、理性的涵义，又同时有超阶级、超党派，不依傍和屈从于任何社会势力的气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反对暴力和激进的温和主义和渐进主义(甚至有后来所谓“中间道路”的涵义)之深刻内容。“我在(存在)固我思(言、思之载体为报纸)，乃不得不有‘折衷’的考虑，其实就是‘政治博弈学’„„”“折衷”只问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势力的脸色如何，因此与“小骂大帮忙”无涉。

关于第三个方面，英敛之亦有大量论述。他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自由主义办报思路，首先要解决对报纸社会责任的认识问题。“泰西人视报纸为人生要务，民智之开，报纸之多，国之所强也。”国家的强盛必须依仗多办民间报纸，开智通塞。他甚至将这一观点提升到“国家思想”的高度来强调。报纸具有的“国家思想”是什么?他说：其一为民众之向导，其二为政府之监督。报纸的此两种要义当然不是他的创见，但是他能将其提升到“国家思想”的超迈地位上来强调，确是有创见的。基于此，他还认为，中国的报纸应该向西方报纸靠齐，使之成为超党派的、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大众化“高级报纸”。这种报纸理应是思想启蒙意义和民主意义上的国民宣教的“大机关”，而不是分属什么政治派别的“机关报”。他理想中的这种“大机关”，其品格风貌应该是这样的：“吾辈为在大处着眼，不能畏忌权势，不能瞻徇私情，更不能逞其私愤，应如何力持公理，为国家谋治安，为人民谋幸福；应如何结一团体，扶正抑邪，兴利除弊，使社会隐受其益。此吾辈开宗明义第一章„„”

毫无疑问，英敛之的这一系列包含着自由主义的重要办报思想不仅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报刊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贡献了特殊的政治文化意义，而且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运动和现代化运动所做的阐释和推动，同样显示出了不同凡响历史文明意义。

【注释】

1、个人简介与个人履历内容来源于百度百科。经过其它参考资料的验证，内容属实无误。参考资料将一一列出。

2、其余板块内容有参考资料整理加工而成。

3、参考资料有：

1）、新闻研究资料第3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大公报的百年沧桑》，博览群书，2002年第5期，散木 3）、《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第6辑，马光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大公报百年史》，方汉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5）、《英氏家族--英敛之》，常华著，源于《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一书，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6）、《《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其人其事》，《人民政协报》2007年5月17日第5版，王鹏

1905年，天津《大公报》因宣传抵制美货，触怒了这个地方最高长官。袁通过天津巡警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英敛之半身照

消息传来，《大公报》随即刊出该报创办人兼总经理英敛之亲撰“启事”，文中称，“抵制美约一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今不幸敝报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并指明此“当道”即为袁世凯。此后数日，英敛之连续撰写多篇抵制美货、反对袁世凯的文章，报纸的零售量骤增。袁世凯不得已，曾数次欲以重金收买英氏，均遭拒绝，只得作罢。发生在上世纪初的这则轶事，仿佛是当年尚处于萌芽状态，生存艰难的中国报业的一个缩影。此时的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在清廷的直接钳制下，北方新闻界死气沉沉，内容多为阿谀奉承献媚之词，发行量仅为数百份至上千份。所以，也难怪，在这份新报纸创刊的第一天，发行量就超过了5000份，这并非一个小数字，它的创办人英敛之，高兴得“夜不能寐”。这份新报纸用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意为“无私”。关于“大公报”寓意，英敛之将其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英敛之自任该报总经理、撰述、编辑诸职，并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在创刊的第五期，这份报纸就刊出英敛之亲笔撰写的《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他直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将那些拥护慈禧归政的大臣称为“谄媚小人”。在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大公报》也刊出专文，谴责对徐锡麟的“啖肉剜心”，乃20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遂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万马齐喑之时，《大公报》的横空出世，靠的便是其创办人英敛之所理解的西方报业公例——“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这个报人最常与各级官员打交道，但一生从未涉足官场，并自言“一生最厌做官”。严复曾赠其一副对联，上书“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英敛之引以为傲，将对联裱好，挂于中堂。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民生。《大公报》是中国最早发表用地方土话写作，供市民阅读的新闻和评论的报纸。1907年，《大公报》发起募捐赈济江南水灾，得银11469两，此笔巨款全部用于灾区。以后十多年中，英敛之多次做过这类社会公益工作。家人回忆，曾有一乞丐突然闯入英家，气势汹汹，张嘴要钱。家人欲将其送交警局，但被英敛之制止，他从桌上拿了几个馒头，又从衣兜里掏几块大洋递给来人。乞丐大惊，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转身离去。他致力于“全盘西化”。见洋人都穿西装，便到处寻找做西装的店铺做了一套，穿上它上街晃了一圈。正当家人担心之时，他从外归来，抱怨道：“这西装还真是不如咱中国衣服舒服。”家人定睛一看，他把衣服架子也穿在了身上。从英氏起，《大公报》便奠定了“敢言”的文风。这份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至今已发行了一百多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如实地记录下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也为中国新闻界留下了一个个传奇般的名字——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彭子冈。离世前，英敛之在香山顶峰留下四个大字“水流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