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君毅先生《青年与学问》摘记_唐君毅青年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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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唐君毅先生《青年与学问》摘记
张建新 笔记
青年之德性，如春风拂弱柳，细雨润新苗，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这是造物者给予青年的恩惠，是天之德也。但青年不应在此骄傲。人之尊贵，在以人力夺天工。青年的责任在依自觉的努力，继天德以立人德。只有这样，壮年才能花繁叶茂，成就事业；老年才能煦暖如冬日，护念提携下一代。
学问之道，本不限于读书。人类最初只有自然宇宙人生社会一部大书。书籍虽是后于人类文化而有，然而却是整个人类文化之镜子。只有读书才可以增加我们思想之深度。只有对一个思想再加思想，才能使思想深。所以不多读人所著的书，而以直接读大书自许，这只是学人的懒惰，必将误人误己。
听讲与阅读，不能偏废。善听讲之谓耳聪，善阅读之谓目明。读书是以古人及远处人为师，听讲则是以眼前接近的人为师。学问之第一步在有师。现代青年多忽此，不屑读书听讲与求师，乃终于自误，最要不得。
理想中的善讲者，他在讲学时，不只是报告他所已知之知识，而是生活于他所讲的知识之中。许多道理、许多话，虽然他早已知道，或曾说过无数次，但他再次讲时，也好似初次发现此道理，第一次开口说此话一般。这便是讲者之全副精神，生活于其所讲者中之证明。这样，则讲者与听者皆可永不感厌倦。
善听者对讲者所讲，纵已先知，也当如第一次听，即闻如未尝闻。善听者须就讲者所举之例证，以凑泊一道理之本身，并寄寓于无数其他例证中，即闻一以知十。讲者不善讲，善听者仍能听出道理而得益，则是最理想的听讲者。善讲可补足听者之缺点，善听可补足讲者之缺点，二者合作，就是真正的教学相长。
书易读，也难读。浅尝易，深入难。将一切文字之意义，综合融化为我自己之思想，而不复见有书，因而不觉是我读书，而似是书曾读我，难。读文字简之好书有所得，难。临终之际，对平生所著书所从事之事业，皆视如人间之公物，于我皆若浮云过太虚，只还父母生我之本来面目之身心于天地，难。
学问有六个阶段：一是相信他人的话。人心之大，首先表现于其能信与愿信之量。二是疑惑。这阶段乃是人之自己的思想的开始。三是开悟。四是形成思想体系。五是知言，即知根究底，以致能教人，能答人之疑问，能随机说法与自由讲学。六是无知，即孔子与苏格拉底之所以说他自己之无知。
一切个人的人生与人生之共同的事业，同有一内在的根本矛盾或危机。人在现实上之凭借俞少而感飘荡无根时，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还须落在现实上生根，而现实也同时可窒息理想之种子的生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点危机意识才真是人生、事业与爱情的长久之道。
人对学问，最初皆只是远望，由此而会觉任何学问，皆“不过如此”。但我们对任何学问，从“不过”的眼光去想时，则我之学问立刻死。此是死在学问之门外。此时必须相信一切“不过”之中，大有事在，大有我所不能过者，而后学问乃得生，人乃得入于学问之内。
如尚不知学问之艰难，不知求学问之深高远大，便只知求平易浅近，则学问必朝生暮死。所以，我主张青年朋友们治学问，用思想，都要向难处去，深处去，高处去，远处去，大处去。先看分量重而不大看得懂的书，先想不易想得通的问题，以及先求把握不能全把握的义理。
学问之始点，在人所立之志愿。志愿开拓人之精神的空间，使学问之进行成为可能。精神的空间，即中国古人所谓度量胸襟。我们不能希望在狭小之度量胸襟之中，能有伟大的精神生活与精深广博的学问知识。人之志愿，又如天风，风之所以为不同的风，只在其方向；人之所以为不同之人，只在其志愿。
我们尽可先爱护、敬重、寄希望于一个人，后忽了解他之不可爱护、不堪敬重与寄望，乃撤回我们对之之爱护敬重与寄望。真正的专家，也须以一通识作底子。专家必须有阔大的精神空间，去涵盖其所接之事物与世界，而于其中选择专门学问的材料。如当大会场的主席，固然须有全副精神；而专到大会场中找一个朋友的，也须目光遍照满堂人。
人立远大的志愿，当然不必即能实现其志愿。如果人误以志愿为欲望，则人立志将徒苦恼他自己，最好不要有远大的志愿。一切圣贤豪杰与学者之实际所能实现之志愿，也只能是有限的。但是人生的庄严，事业的庄严，学问的庄严，却尽在人之志愿之无限，与其实际实现者之有限之中。
一生之计在于青年。
人与禽兽，真只有几希之异。试想：饥思食，渴思饮，保暖思淫欲，怒则斗，惧则逃。这些人与禽兽都一样。人与禽兽一定有几希之差异。人之深信皆以同于禽兽为耻，而自信其必有在价值上高于禽兽之处，并自爱其高于禽兽之处，自尊其高于禽兽之处。然而人所苦的，却正是不真自觉其价值高于禽兽者在何处。
如果你之造学问，努力读书，而你之目的只在谋一个职业，解决你之生活问题，找出一点小名，找一些恭维你拥护你的人，你的志愿便仍与禽兽差不多。只为职业谋生而读书，与蜘蛛为捕虫而辛勤结网，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呢？猴王不是也会要小猴拥护他吗？
人总不免有与禽兽相同之处。但是除此同处之外，人总要真真实实自觉与禽兽之异处，而依之以立志，才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人与禽兽之异处，真是只有几希，即一点点，就是人有一涵具悱恻之意的客观心情，也即一客观的好真善美，好有价值的人格与历史文化，而恶彼伤害之者的不忍之心。我希望青年朋友们，要立志依此类悱恻之意，依此不忍之心以造学问，不要只依求职业地位之心以造学问。
学问之最直接的门径，即在好学与好问之中下手。你从哪里发生兴趣，即从哪里开始好学好问。大学者大思想家之所以为大，并不在其先有什么秘密的方法，可以触处成金；而只是他对学问之兴趣浓，关切的问题多，能顺着问题继续地想。心爱真理，真理自会来到其心灵中。如主人好客，客自然来。
火传来传去，仍是各传各的。燃烧的仍是自己。
中国的文化精神，在根本上一言以蔽之，即重人的精神。只是要以人之精神上通于天而下达于地，使人能顶天立地于宇宙间。
我必须自觉我总有一点异于他人处，我才真是我；人也必须自觉人之异于禽兽，异于一般动物处，人才是真人。听以人禽之辨，是中国先哲数千年来一直念兹在兹之教。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在其有仁义礼智。仁义礼智，见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心既见至理又见至情。
仁即无私的普遍的恻隐不忍之心。人有仁所以能爱家人，爱国人，爱天下一切人；以至对于禽兽、草木、山川，都可有情。人之仁极于赞天地之化育，故人可补天地自然之所不足，而与自然之天地参。
义是本于人格尊严之自觉，以公平正直之心对人接物皆为义。人有义，而求使人我皆得其所，求人与人之平等，家与家之平等，国与国之平等。人也可以为了正义，而宁死不屈，表现惊天地泣鬼神之气节。人之义极于牺牲生命以见气节，则见人自然之生存之上，有一超自然生存之精神价值精神生命。
礼见于自己谦让与对他人之尊重。人有礼，所以能尊敬父母、师长、圣贤豪杰，尊敬一切对人类文化有贡献的人；以至尊敬一切我以外之人，我以前之古人，我以后之后生、来者。人之礼，极于尊敬一切人伦世界人文世界中之人。尊敬之即推而上之。
智见于明辨是与非。人有智，所以能辨是非，明善恶，而追求真理，有对自己之过失之反省与忏悔及改过之努力，对他人之过失之批评与督察。人之智极于使人我皆不违真理，同得改过迁善，则所以使人类社会日进无疆，使人伦世界人文世界悠久长存。
人之为一存在，与其他之物之为一存在，大不相同。自觉与否，是人与其他动物之大界限，也是人与其他一切存在之大界限。“自觉”使人生之在世，与其他一切存在之在世，截然不同，而使人在自然的世界之上，开辟一心灵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与文化的世界。人类能自觉的证明，是人人都能说我。
每一人存在于一切与他发生关系的人之中，一切与他发生关系之人存在此人中。我为往圣继绝学，则往圣在我中；我为万世开太平，则我也在后人中。我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之交光互映，而有人伦之世界。古往今来无数圣贤之千言万语，也都不外是要人自觉此真我只存在。
白茫茫的大海，不在走到海边的人之视线之外。
人都求生，而又都自觉他之会死。
人之怕死，很少全是为自己。人之怕死，常是想着我死了我的父母怎么悲伤？我的妻子何所依恃？我的朋友将如何难过？我未尽的责任，谁能代尽？我的事业，谁来继续？除了绝对自私的独生者，很少人全是真为他自己而怕死。
人的生命在根本上即一向老向死而迫近的历程。人生的一切活动，无不本于自然生命力的耗费。因而一切自觉的求有所创造的活动，都是人之自觉的在牺牲其生命力之一部分，也即可说是对生命有所牺牲，而自觉的向死的活动。试问诗人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写诗？„„
更重要的事，是青年们要有一积极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真觉其可爱，使之习于心，而存于梦寐。世间也只有由此真工夫，而有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有血性之青年人所能有，而中年人老年人可更能有者。青年们如全无此真工夫，则不管你在青年时能如何慷慨激昂，置死生于度外，到了中年与老年，血气既衰，同免不了堕落为只求苟且偷生的官僚政客。这个道理，是中国以前儒者都了解的。
世间上有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主观心灵中真存在的好东西，必然要求客观化。在心灵中已成为整个的好东西，他就要整个的客观化出去。
我自己是生活在尘俗世间，而在自己生活上德性上，自知有无数缺点的人。我只想自勉于希慕儒家的贤者，而非任何的宗教徒。但对于虔诚的宗教徒，我实深心喜欢，这中间常使我生无限的人生感触，人生体悟。我总与宗教徒，一直有缘。然而我也总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欧阳竟无先生于是大怒，但在大怒中，忽然声带悲恻，说：“我七十年来，黄泉道上，独来独往，只是想路上多有几个路上同行的人„„”我听了黄泉道上，独来独往几字，便不觉深心感动俯身下拜。欧阳先生也下拜。
真正有宗教精神者之胸怀中，实有一不可测之宽平深广。宗教徒之认真，这绝非时间一般学者所能及。
但是实际上各种宗教徒之彼此间，及他们与我们之间，是不同的。如要谈道理，一直追溯上去，是总有不能相喻之处，而说不下去的地方的。则大家虽相聚于一堂，而同时是天渊悬隔。这当是一永远的悲哀。
但是我知道在真正虔诚的佛教徒心中，他会相信我最后会成佛，因为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在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心中，亦会祈祷我与他同上天堂的。而我则相信一切: 上了天堂成佛的人，亦还要化身为儒者，而出现于世。
但在现在世界最急迫的事，我想还是一明儒的话说得最好，即“莫勘三教异同，先辨人禽两路”。人道不立，什么都不能说了。
我们常讲的中国文化精神，人生理想，教育理想，亦只如是虚悬在口中纸上，而随风飘荡的。但是正因为我常有此流浪的无根之感，所以我个人之心境，在当时反是更能向上的。正因我常觉一切精神理想的虚悬在口中纸上，而随风飘荡，所以更想在内心去执定它。
流浪飘荡的生活，总要求有一安定休息之处。人只在内心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还不够，人必需在现实世间有一开步走的立脚点并逐步实现其理想，此立脚点不能永是流浪飘荡的。
人必须在现实上之凭藉愈少而感飘荡无根时，然后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还须落在现实上生根。然而我们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现实上生根时，理想之自身即可暂不向上生发，而现实的泥土，亦即同时可窒息理想之种子的生机。这是一切个人的人生与人生之共同的事业，同有一内在的根本矛盾与危机。
毕业同学一离校以后，命运各人不同，或升或沉，或顺或逆，五年十年之后，或相视如路人矣。从此处想，实有无尽之悲哀。但人生无不散之筵席，任何好的师长，至多只能尽他的教导之责。但是对于尽责后之结果，则全不知下文如何。而此悲哀，亦成古今中外从事教育者无法自拔的命运。
诸同学离校后要了解一个真理:即人生所遭遇的命运，其价值要由自己去赋与。同学毕业之后所遭遇之命运或处境，可以千万不同。但大别言之，总是非顺即逆，不是比较得意，便是比较失意，不一定学问好德性好的就会遇顺境而比较得意。人之处境之顺逆，有一半是偶然的。但同时我亦要郑重说明，实际上一切顺逆之境，都同样可是对我们好﹔亦同样可是对我们坏的。此好坏之价值，全由我们自己作主宰去赋与。
我们须要认定，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世俗上的幸运，都是使人精神理想向外下坠的，而世俗上的不幸，都是鞭策人之精神理想向内上升的。„„千万不要忘了一切顺适的环境，都同时是宴安酖毒。
我常想人生有一件事，是要永远要自己去勉励自己的。即人在获得了甚么时，要觉自己并无所得。人在觉自己是甚么时，要觉自己并无所是。„„一切人所得所有的东西，原都是可失可无的。一切人今天是如此，明天都可不是的。
什么都觉无所有之解脱感，我亦不能常有。但而我虽不能常有，我却深信一个人要真成一个人，必须从忘掉自己之所是所有，而空无依傍上下工夫。而此亦是一切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理解﹑与真正的感情所自生之根源。
我总觉到人类的人性是同一的„„但是在未达天下一家以前，一个人只有求真实地生活存在于其自己的国家民族与歷史文化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中，才真能安身立命。
人在天地间所贵在自立，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亦然。能自立的人，亦需要人帮助，亦可以向人借贷。在物质上精神上我们同可借贷于人。但是我们必须在借贷时即决心要还。
我并时常想到，人生在根本上亦就不外是在求还人对其精神理想所负之债。人之精神理解愈高，则责任感愈重，而债务感亦愈深。人对照其精神理想来看自己之现实存在，不仅自己一切所有所是，都算不得甚么，同于无所有无所是而且此自己之现实存在中，归根到底，只有负面的债务，如永远还不完。我想人亦或须常如此想，然后人才能真正的自强不息，然后任何现实的泥土，都不能窒息其精神理想的种子之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