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影评_教父经典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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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获1972年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奥斯卡金像奖，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编剧、最佳配乐五项金球奖，全美影评家联合会最佳男演员奖，纽约影评协会最佳男配角奖

《教父》全片可分为“康妮的婚礼”、“洛杉矶之行”、“教父被枪击”、“迈克尔救父”、“刺杀警长和索洛佐”、“逃亡西西里”、“桑尼被杀”、“迈克尔归来”、“父权交接”、“教父之死”、“复仇大行动”等十一场大戏。在这十一场大戏中，导演科波拉通过匠心独运的镜头语言、视听组合，不仅精妙绝伦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勾画出扑朔迷离的多重人物关系，亦通过丰富的视听细节，在暗示人物命运以及烘托叙事气氛、推动叙事情节等方面，达到了“于无形中显波澜”、“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绝佳效果。《教父》的成功，不仅是美国好莱坞“黑帮片”的成功，更是其镜语体系自“经典好莱坞”、“《公民凯恩》”以来的又一次飞跃。十一场大戏，十一场迥异不同的镜头运用，不仅构建起“新好莱坞”的镜语新系，亦显示出导演科波拉非凡而卓绝的影像天赋。

通过对全片十几个大段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科波拉在处理全片上，有一个基本的核心思想，这就是“对比蒙太奇”的使用。“对比蒙太奇”的思想，不仅存在于主题性的揭示和挖掘上，也存在于结构性的对比和碰撞中；不仅存在于人物的塑造和刻画上，也存在于色彩和视觉效果的追求上；不仅存在于镜头的运用上，也存在于画面和声音的处理上。总之，“对比蒙太奇”的思想构成了《教父》的全部，也是解读《教父》这部影片的关键之关键，而其所有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因此，“对比蒙太奇”亦可视为全片最为重要的艺术手法。

很显然，科波拉的“对比蒙太奇”思想受到了爱森斯坦蒙太奇理论的影响，非常注重在“对比与反差的冲突”中，寻求新的意义与内涵。但又与爱森斯坦所特别强调的“镜头之间的冲突”理论不同，科波拉并无意于追求镜头与镜头之间所引发的新变化，反而更多强调了自经典好莱坞以来所一直延续下来的“缝合理论”。也就是说，科波拉并非追求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断裂和碰撞，而是仍时时着眼于叙事，着眼于叙事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所以，科波拉对爱森斯坦蒙太奇理论的吸收，是将它更多引入到了影调、色彩、空间、人物、叙事结构、叙事主题等等的追求之中。在前面的段落分析中，我们看到，内层和外层的建构，是首先基于色彩、影调等的视觉效果的分别，进而建立起了叙事结构的两个层次。而内层与外层的冲突，又引发了情感伦理、教义信仰等等的挖掘和探讨；再比如，教父科里昂与毒枭索洛佐的性格冲突，是通过一种“后续提前”和“延后回答”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个提前和一个延后，并非完全来自于镜头的安排，而是在叙事序列的“冲突”中显现出来的。

因此，科波拉无疑是在追求一种有意识的控制，他把蒙太奇理论和经典好莱坞的缝合理论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在叙事和主题层次，他更多强调“冲突”；而在镜语和接受层次，他更多强调“连贯”。因此，在两人或多人对话场景，我们就会经常看到“正反打镜头”的使用。尽管有时一些正反打镜头更像是“正反

切”手法的使用，但科波拉显然无意破坏他对经典好莱坞的传承和延续，总是在微调的基础上对它加以运用和发挥。当然，如果说科波拉完全遵循了经典好莱坞的镜语体系又是不完全的。正如在第一大段的分析中我们所看到的，科波拉打破了经典好莱坞所经常使用的“全—中—近—中—全”的景别顺序序列，而是经常有意“破”之。在全片开篇的第一个段落中，画面景别的使用，则是以博纳塞拉的近特写镜头开始，慢慢拉至一个全景的景别，而就在博拉塞纳走上前，我们满以为会切换时，镜头竟仍保持不变。科波拉这种有意为之的镜语体系的创新，在后面的好多场景中，都被经常性使用，譬如汤姆从洛杉矶回来后，直接以教父的近特写开始，由此再进入一个全景系列。当然，科波拉的吸收是全面的，在对经典好莱坞“破中有收”的同时，他还自觉地对以《公民凯恩》为首的景深镜头的语系进行了合理的吸纳。譬如汤姆被索洛佐劫持后，被安排在了一个极其狭长的封闭空间里，光影的暗色调处理，增强了悬疑感和真实感，同时，画面前景的保卫和后景处的汤姆和索洛佐之间，被“景深化”了，由此无形当中增强了对汤姆的压迫感。尽管科波拉这样运用，多少带有“戏剧性”的追求，但完全保持景深现实感的统一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来自景深镜语体系的。所以，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波拉在《教父》一片中的基本特色：在镜语系统，他有意识打破经典好莱坞所惯常使用的景别顺序系统，而自觉吸纳了其“正反打”的缝合系统和自《公民凯恩》以来被巴赞所极力推崇的“景深”镜语体系；而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主题开掘等方面，则又自觉吸收和运用了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

此外，科波拉另一独到的魅力，在于他运用镜头的暗示能力。在前面的段落分析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自觉运用。譬如，在第一段中对迈克尔和凯的镜头暗示，干净利索的正反切，无形中将两人隔开了，而中间唯一的一次正反打镜头，也是对他们分而又合的一次短暂提示，但最终的分离，却是在镜头的暗示中被“注定”了的。当然，“上帝视点”、“教父视点”以及“假想视点”的使用，也是科波拉在《教父》中所呈现给我们的独特魅力之一。正是因了这些视点，我们对剧中人物的情感认同以及道德评判，也就在“观众与上帝”、“观众与教父”或“观众与假想中的剧中人”的重合中，陡地升高了一个层次，顿生另一番感慨。所以，我们很难设想，如果不是这些“视点镜头”的存在，我们的情感投入和情感体验以及对主题性的感受，将会变得多么苍白，多么空乏！

总而言之，科波拉在《教父》中所使用的艺术手法是丰富的，是多重的。由于科波拉并不像奥逊·威尔斯等人那样直观鲜明，因此，对《教父》的读解则必须是反复的，耐心的，只有在细细体会中，才能真正感受到科波拉作为新一代“电影教父”的艺术魅力和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