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后贺卫方辞别北大_13岁神童北大被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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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后，贺卫方辞别北大
贺卫方教授因政治压力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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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法学教授、政治改革的鼓吹者贺卫方，最近因政治压力而失去工作。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自上海报道说，中国著名的法学教授、政治改革的积极鼓吹者贺卫方，因政治压力待业在家。贺卫方几个月前辞去北大教职，拟依约定前往浙江大学主持光华法学院，但浙大校方忽然受到高层政治压力，表示无法接收贺卫方，他现已回到北京家中。
贺卫方告诉记者，理解浙江大学的难处。他说，目前还在和北京大学协调，还没有确定去处。此前的11月22日，他在博客上刊出启事，称自己已经回到北京，知会各界有人把邮件地址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改回到北京大学。
在北大任教13年的贺卫方，在学界，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曾有北大党员给北大党委写公开信，称，“必须对贺卫方的反党言论严肃处理”，“不处理贺卫方就是北大党委叛党。”
今年7月，《南方周末》上曾刊出报导，“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报导以贺卫方辞别北大接受浙大光华法学院新教职开始，当时的说法是，贺卫方将可能出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院长。
新的浙大法学院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捐资1亿元人民币建设，创新之处在于，它由10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除一位浙大副校长外，其他九人都是当海内外华裔法学家。
《南方周末》的报道说，这些学者的目标是“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遗憾的是，在贺已经办完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浙大校方居然通知他，浙江大学不能接受贺。贺卫方对记者证实，浙江大学校方受到了不便透露的压力。有传闻说，浙江大学此举是受到了浙江省委下达的命令，而浙江方面则接到了来自更高层级的压力。
在近日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华东政法大学一教授问贺卫方，“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不是说浙大法学院是教授治校吗？”贺苦笑着答道：“教授治校？这可能吗？”
13年后，贺卫方辞别北大 作者:字行指间 日期:2008-08-01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十年过去。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赵蕾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杨子云
重庆会议遇名教授贺卫方
2008-11-11 | 杨师群搜狐博客
十月底的重庆中法史年会上不期遇见贺卫方，记得七月份我写过一篇博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实验会成功吗？》谈到：7月17日《南方周末》上记者一篇报道：“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引起我很大兴趣。其报道的副标题很长，却相当醒目：“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报道以贺卫方辞别北大接受浙大光华法学院新教职，“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的致辞开始，介绍了其法学院于2007年4月成立，“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学院由10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除一位浙大副校长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海外华裔法律专家，包括哈佛、台湾诸名校名教授。……在当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一群学者想独立办学……这可能吗？或者说，当局会同意吗？
尽管对此事我还是有不少疑问，但博客最后还是抱有希望地说：“不管怎么讲，现政权能允许这样的试验，其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进步。要知道，如果在毛的时代，这种事情不但是天方夜谭，而且这群知识分子必将面临牢狱之灾，其后果肯定是极为悲惨的。如今能够出现这样一种尝试，尽管问题会很多，但仅其出现就已经颇令人欣慰了。这群学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令人敬佩。我们更有所期待：这所法学院如果能成功，那中国的教育还有所希望。如果失败……其实，中国教育什么时候成功过（除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外），真诚的希望这次能成功！”
所以见到贺卫方，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在浙大法学院的日子感觉如何？不料，听到的消息却是：在贺已经办了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浙大法学院居然通知贺，浙江大学不能接受贺，如今贺正处于无单位生存的尴尬境地。由是与贺谈话第一个问题便只得改为：“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不是说浙大法学院是教授治校吗？”贺苦笑着答道：“教授治校？这可能吗？”贺被捉弄到如此地步，可以想象其心中的苦涩。不过大会发言时，贺依旧谈笑风生，不乏语调之幽默和思想之深邃，让人由衷地敬佩这位教授中的战士。
许多人都在谈论：贺今后会去哪里？一些人估计贺应该依然回北大，也有一些人担心贺还能回北大吗？这些人既然已做出如此恶劣的举动，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据说最后这样做是浙江省委下达的命令，那么又是谁给浙江省委下的令呢？一个自以为是世界上的泱泱大国，且有着世界上“最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人的大国，却会对自己国家的名教授如此下药，令其难堪到这等地步，这恐怕也是世界上难得的风景。不知人们会对此会有何感想？对中国的教育还会抱有什么希望？
王利平：有感于贺卫方教授调动之难
2008年11月28日
作者：王利平（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要问当今中国最具个人魅力的法学家是谁？我想非贺卫方教授莫属。贺教授是中国法学界目前演讲次数最多的一位，近些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极具磁性的声音，充满激情的文字，富于洞察的思维，曾使无数听众为之倾倒。贺卫方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他正在用观念的力量在改变着历史的轨迹，正是由于他的演说，法治常识得以在社会中迅速普及，正是由于他的演说，使他成为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领军人物。在许多公共事件中，我们能听到贺教授的鼓与呼，从孙志刚案到邱兴华案到许霆案到聂树斌案再到周正龙案等等，贺教授以学者的良知维系着正义的底限，贺教授更像是一个满怀理想的“战士”。
今年7月初，贺教授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给学生们作了《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的告别演说，此时贺教授离开北大法学院前往浙大法学院似乎已成定局，7月17日贺教授再次在《南方周末》中以访谈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即将前往且要施行“教授治院”的浙大法学院的向往。令人不解的是，在贺教授已经办了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浙大法学院居然通知贺教授，浙江大学不能接受他。据说不让贺教授来浙大是浙江省委下达的命令。近日，贺教授在其博客中有一则小启，写到：“近来，一些寄给我的邮政邮件寄到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又转到北京，不仅误事，而且增添了收发人员的劳动。今后有寄送邮件者，烦请继续寄到下列地址：100871 北京市 北京大学法学院 贺卫方 2008年11月22日”。看来贺教授调不成已成事实了，目前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贺教授调动为何如此之难？
厦门大学谢泳教授认为：“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他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100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谢泳教授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写到：“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
正是因为在1949年前大学教授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所以过去之大学教授与今日之教授在精神状态方面相比较而言，前者要比后者强上百倍，可以说是今不如昔，以言论政批评政府是过去之教授的常态，如今之教授在政府面前唯唯诺诺者居多，做注释抬轿子的比比皆是，如贺卫方者却成了教授中的“异类”。已被视为“异类”的贺卫方教授，当局又怎么可能让其自由流动呢？因此，教授们要团结起来，为实现贺卫方教授自由流动的权利而呼吁，为实现所有教授们自由流动的权利而斗争！老贺在北大这13年本报记者张伟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7-02 13年后，贺卫方眼看就要了结和北京大学的一段“姻缘”。此时，当初的青年法律教师，已经变成学生口里的“老贺”，头发花白。几天前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他用诗意的句子透露了这个消息：“劳燕纷飞，天涯何处再相逢？”这意味着，北大将失去这位声名在外、在一部分人眼中或多或少代表着北大传统的法学教授。而贺卫方也终于不再背负北大这个内涵复杂的光环：既不用受其所累，也不再受其荫泽。分手的时候到了，贺卫方没有再批判，而选择感谢。像一个爱絮叨的怀旧者一样，他感谢了这所学校的宽容，感谢了由蔡元培、胡适等人开启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尽管他也应该知道，如今，这些精神更多地只存在于记忆之中。老贺在北大的这13年，是追寻这种精神的13年。一种精神，往往被回归于某个人，而他把这种追求，指向了胡适。许多学生已经习惯传播老贺的风采：“温和、儒雅、谦逊”。这些无疑都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胡适来。有人评价称，甚至他们脸上笑容的深浅，都有些相似。贺卫方显然不只如此浅显地追随他仰慕的先贤。事实上，为了找回这些精神，他也一直在努力。正是对这所学校“不自由”气氛的一次公开抗议，让他获得了最广泛的关注。2005年,他以公开信的方式，表示暂停招收研究生，抨击研究生入学考试存在严重缺陷，并认为“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何为大学的自由？胡适早已为他提供见解：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原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在今天，贺卫方选择站出来。他以知识分子而不是法学家的身份，四处抨击教育制度，建议进行改革。他习惯激起社会的震荡。有人欢呼，有人斥骂。不过，他矛头指向的地方，一片沉默。无论是北大还是教育系统，都以沉默回应了他的抗议。“我终于知道制度不会做任何改变。”他接受采访时说。于是，在北大的这13年，老贺变得越来越像个斗士。他以法学家的身份，频繁发表文章、进行演讲，并参与具体的法律实践。而他的话题中心永远都是那么几个：宪政、司法制度变革、法官职业化。在这个法律相对不普及的社会里，他希望自己扮演的角色，有点像一个启蒙者。他的一些话隐约表达了这样的意图：通过法治，使社会变得越来越有秩序。如下的举动使他的身份更像一个启蒙者而不是大学教授：编辑杂志、翻译法学经典，并通过短小精悍的文章，冲击着古老陈旧的法律体系。甚至，他偶尔会流露出这样的野心来：使自己的文章，可以成为像美国《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的著述。当初，正是这些并非学术化的文章，通过大众传媒把法治的理念传播开。身处学界，心怀政治，这像极了贺卫方对他的精神导师胡适的又一次仿效。那个拒绝担任官职，却毕生都没与政治脱离关系的大学校长，对现代中国政治、宪政乃至法治“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的论述，想必让他仰慕不已。在北大的13年，也许有助于贺卫方更好地体味胡适的魅力：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家国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人处世中体现的伟大人格。而“亦师亦友”的老贺，在许多北大学生中留下颇具传说色彩的故事。可以确定的是，他会通过许多人的记忆，被并入这所学校的传统中，延续下去。这不只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教师，在一所中国大学如鱼得水的经历，也是一种传统精神在时代困境中的尝试。如果一所大学有其精神传统，那么，这种精神将如何延续？在以前，它通过校长的谦逊和包容、通过教师的风骨和坚持来传递和散布。如今，某些珍贵的品行已经在机制的压缩下逐渐萎缩，我们是否要担心这种精神将无处可寻？也许不必如此悲观。在一个机械和胆怯的体系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另一股潮流，通过某些个体的努力和一大群人沉默的坚持，而使传统精神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股潮流中，许多看似已经式微的传统，却保持着萌发的种子，等待一次复兴。也许这就是老贺在北大这13年里，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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