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七日谈110401_北京日报七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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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有降”展现了坚定决心和有力举措
观点提要：
房价控制成败，直接关乎民众对楼市调控的信心，关乎政府的公信力。北京率先作出房价“稳中有降”的郑重承诺，不但表明北京市政府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的态度和决心，更开了一个好头，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事实证明，北京完全具备控制房价的条件，只要多管齐下，敢于作为、善于作为，房价控制目标就可以实现。
“稳中有降”，这是3月29日晚北京市政府向社会公布的今年新建普通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这一目标的公布，使北京成为目前按照“新国八条”规定发布“限价令”的城市中，惟一一个对房价明确言“降”的城市。
从“暂停三套房贷款、二套房首付六成”，到“一家限新购一套商品房”，再到“外地人购房须提供五年社保或纳税证明”，两年来，北京的楼市调控步步推进，且京版调控细则往往较中央调控大纲更为严厉。这次，与其他城市普遍将房价涨幅与GDP或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不同，北京率先作出了年度房价“稳中有降”的郑重承诺。此举不但再次表明了北京市政府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的态度和决心，更开了一个好头，缓解了此前公众对“中央调控遭遇地方执行难”、“限价标准成涨价标准”的忧虑，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市场对房价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还将继续快速上涨的心理预期。毋庸讳言，在高房价依然没有出现明显松动、高流动性依然没有得到很好消化的大背景下，控制房价的任务对国内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很艰巨。特别是对北京这样城市化进程快、存量土地少、外来人口多、开发成本高，住房供需矛盾、住房投资特征突出的一线城市而言，想要实现房价实打实的“稳中有降”更为不易。但在充分认识到困难的同时，我们更应认识到，房价控制成败，直接关乎民众对楼市调控的信心，关乎政府的公信力，明确目标并兑现承诺是政府责任所系。
从近期市场情况看，随着一系列调控政策陆续出台，北京楼市已经出现了投资投机性购房降温、价格涨幅趋缓的积极变化。而从诸多政策工具的准备情况看，今年北京完全具有实现房价“稳中有降”，缩小房价与居民支付能力差距的条件和可能性。
其一是土地价格稳定。这得益于去年4月，北京市对住宅用地“招拍挂”制度的改革。变过去“价高者得”的挂牌出让方式为“综合评标”，试点“限房价、竞地价”及“限地价，竞政策性住房面积”，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北京很难再出现不断加价“肉搏”的卖地场景，也很难再出现令人瞠目的“地王”，从而防止了因“高价地”直接造成“高价房”。
其二是投机性购房需求进一步消弭。差别化信贷和税收政策，全国最严厉的限购政策，让北京楼市的热度降到新低，有说法称，现在投机购房在京已近归零。限购令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针对投资、投机行为过热，供求失衡，采取的一项特殊政策。市住建委负责人日前表示，只要投资、投机性
行为对北京楼市的稳定，特别是对价格的稳定还有消极影响，限购政策就要持续。
其三是普通住房放量供应。北京保障房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十一五”期间建了40多万套保障房。今年的目标是：通过新建、改建、购买、长期租赁等方式筹集保障房20万套以上；竣工保障房10万套；实现廉租房应保尽保，公租房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廉租房和公租房逐步覆盖各类保障家庭。可以说，这些举措，不仅是中低收入家庭的福音，更意味着政府将对租房市场乃至整个楼市供求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普通住房价格将不会再那么容易被商品房推高。
事实证明，只要政府心头装着民生冷暖，多管齐下，敢于作为、善于作为，“稳中有降”的房价控制目标就可以实现。
当然，控制房价只是楼市调控的阶段性目标，光控房价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解决住房难。要实现“住有所居”，实现房地产业相对健康地发展，还需要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作出更多制度性安排。从一定程度上说，迅速冻结购房需求、把房价上涨势头压下来，是在为普通住房回归居住性与保障性争取时间，是在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争取时间，也是在为改变土地财政和货币超发等痼疾争取时间。只有利用楼市调控各项措施出台的契机，抓紧建立梯级住房保障体系，同时倒逼投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住有所居”这一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结束公众对楼市“几年一调”、“越调越涨”的焦虑。
靠强化制度来严管地市“一把手”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干部管理工作。地市干部管理成为政治局议题，十分少见，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会议聚焦正职干部，也就是常说的“一把手”，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
不论是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来看，还是从当前的政权结构和运行机制上来说，地市一级承上启下，处于关键环节，而相应地，地市党政“一把手”虽然属于省管干部，但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中担负着重要责任、发挥着关键作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如果地市官员的权力缺乏足够的约束和监督，很容易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中央传递出从严管好地市“一把手”的强烈信号，可谓抓住了“吏治”的重要一环，体现了对新形势下政权建设、地方治理和干部管理的新思考。尤其是从今年开始，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将集中进行换届，地市一级干部调整更多地面临进退留转问题，在这一节点上，强化对这一级干部的规范和约束，出台更加精细、精准的管理措施，实有必要。
实事求是地说，不少市地州盟不仅在历史上行政地位就十分重要，对国家整体发展有着很大影响，而且时至今日，这种地位和作用并没有降低，甚至更显重要、更显关键了。在当前中国城市化、现代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这些二三线城市因其所拥有的人口、资源、地盘等优势，发展空间大，潜力也大，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辐射功能、带动推动价值更显突出。从现实情况看，地市一级也是发展矛盾较为尖锐、利益博弈十分激烈的肯綮之处，很多深层次问题显现在这一级，处理失当也往往出现
在这一级，容易对全局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当十分重视这一级党政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配备。如果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比较高，能够正确行使权力，不仅可以造福一方，使地方发展更为坚实、更有质量，而且很多矛盾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一些，不至于演变到影响全局的地步。
近几年，中央对地方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制度不断完善。比如对县一级官员，就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将管好“县官”作为战略重点工程来抓。此次专门针对地市“一把手”进行研究，反映了中央在地方领导干部管理上的战略延伸，同样也有必要出台一些相关的规范文件或举措，回应老百姓对强化这一层级官员管理的诉求。最近有报道称，广东省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在被检察机关刑拘后的一个月时间内，不但其“裸官”身份彻底暴露，而且还供出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为同伙。罗荫国并不是惟一个案，近些年，地市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贪腐犯案层出不穷，对当地发展造成恶劣影响不说，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和公信力，惨痛教训不少，老百姓意见很大，必须铁腕治理。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对此，我们不应只重视省部级领导配备，而忽视、弱化中层和基层领导干部管理。“十二五”开局，地市一级发展任务同样繁重艰巨，这一级领导干部肩上的担子不轻。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有必要强化制度约束，从严管好地市“一把手”，在选拔、考核和评价机制上完善细则。最近中央还强调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用权，地市一级同样是关键。
百度版权纠纷凸显立法短板
百度文库开始删除未授权的文学作品，版权合作平台也正式上线。但无论这些所谓的“最新进展”意味着什么，这次作家联名声讨百度的版权纠纷，一半会儿恐怕还很难画上句号。
因为版权问题遭遇联名抗议和侵权投诉，对百度来说不是第一次，但百度似乎每次都做到了岿然不动，让维权者无可奈何，不得不慨叹：维权是个长期的过程。这次作家集体声讨，尽管势头猛，影响大，但百度是否会就此一改前非目前还很难断言。谁敢保证雷声大、雨点小一定不会成为这次版权纠纷的结局？
声讨百度的作家指责百度偷走了他们的作品，侵害了他们的权益；百度文库是一个“贼赃市场”。百度则认为，自己只是为网民提供了信息储存空间、一个文档分享平台，完全适用所谓的避风港原则。言外之意，就是不承认侵权。不难看出，双方之争虽没有对簿公堂，但实质上已经是有关互联网上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之争。而互联网立法恰恰是一个软肋。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适用，难以厘清当事方的责任关系，是互联网上很多纠纷久拖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以百度文库版权纠纷为例。因为知名作家集体声讨，这一事件广受关注，甚至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但真实情况是，侵权行为在互联网上每天都在发生，早已成为常态。作家集体声讨百度影响
再大，充其量也只是互联网众多侵权案件中的一个个案。何以至此？原因就在于近10年来，互联网发展迅猛，但相关立法却没能跟上。法律规范滞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当下的一些“无法无天”的网上行为缺少法律约束。互联网上乱象频仍，各种纠纷不断，这应该是深层次的原因。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次或几次集体抗议、投诉，治标也许可以，治本则希望不大。
因此，此次作家与百度的版权纠纷，双方辩论、交锋，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最后会分出怎样的高低上下，而在于能不能在促进、甚至于加快完善互联网立法工作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催生作用。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虚拟的社会。与现实社会一样，在这个虚拟社会里，不仅有各种矛盾、纠纷，也充斥着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披露，仅在去年，就有45.8%的网民遭受过网络病毒的攻击；21.8%的网民被盗取过网络账号或密码。可以说，整治网络环境，杜绝“黑客”、肆意侵权等网络乱象，现在同样需要类似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民事诉讼法》、《公司法》、《著作权法》等有关互联网的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作家与百度的版权纠纷中，出版商代表曾表示，他们的根本目的，最终的诉求是要推动立法和司法，让立法和司法界能听到产业界的声音，而不是一帮法学专家坐在办公室里拍脑门子瞎写。这样的话，既是对当前互联网立法状态的一种不满，也表达了社会对完善互联网立法的期待。
低调高调都绕不开商业利益
这周，张朝阳先生及时且图文并茂的独家现场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纠葛，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抹娱乐亮色。
“大小恋”，这段美女明星与豪门公子间电光石火的爱情故事，从一开始就新闻不断，犹如一部关系复杂、情节曲折的偶像剧，抓人眼球。及至婚礼，一台好戏渐入佳境，岂能低调地戛然而止？果然，婚礼“意外”地闹出直播纠纷。说意外是因为有诸多疑问。首先是大S和汪小菲这边，高调宣布婚礼时间地点，又高调谢绝媒体；严格限制嘉宾人数，认真遴选名单，却又请了大门户网站的CEO当伴郎。其次是张朝阳，赫赫有名的IT精英，本来还是伴郎，为抢独家新闻，就真能置友情于不顾？第三，当时现场拍照、发微博的不独张一人，一对新人为何单单对他恼羞成怒？
其后的发展煞是好看，先是新人发出律师函，继而张朝阳硬气地拒绝认错和道歉，再到婆婆张兰出面圆场，可谓节奏紧凑、环环相扣、一波三折，低调婚礼藉此有了一系列抓人眼球的高调后续。难怪有人狐疑，这是不是双方为炒作而安排的互动？
这台好戏事先有无剧本实在不好臆断，当事双方即兴发挥、借力打力也未可知，但双赢的结果显而易见。这一边，搜狐微博点击量飙升。去年张朝阳曾表示，搜狐微博走名人战略是必须的，这回可以说是在实战中打了一个大胜仗。那一边，不仅新郎家族的产业“俏江南”、“兰会所”频频成为新
闻，省了大笔广告费，身为艺人的大S也长时间保持了超高曝光率。
在全民娱乐的今天，八卦成了许多人的生活所需，由此演变为推广宣传的热门载体。有八卦的借助八卦，没八卦的制造八卦。许多人或有专业团体策划，或自编自导自演。他们用心编排、卖力出演，这一出出真真假假、或悲或喜的八卦大戏，尽管披着娱乐外衣，但很多时候心里包的却都是商业利益。
“思想自由”不是放水流舟
近日，北京大学将对“思想偏激”等十类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消息引发广泛争议。面对批评，北大学工部负责人回应称，“会商”并不是管制学生，而是“学校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原本是要“会商”学生的制度，倒遭到社会舆论“会商”。那么，炒得如此热闹的“会商”究竟是什么？据报道，大部分北大学生其实压根没有听说过“会商”，他们自然无法给出感性说明。而按北大学工部负责人的说法，所谓“会商”就是“学院牵头组织教学、教务、心理咨询等各方老师甚至校外专家，对学生的学业情况进行分析评估，有针对性地实施帮扶”。“会商”对象主要是学业困难学生，也兼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网络成瘾、经济困难等类型。至于何为“思想偏激”，这位负责人还举了一例：有些学生常夸大学校工作的细微漏洞，“比如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话说到这里，我们已基本找到了“会商”制度在北大校内波澜不惊而在校外不受待见的原因。在师生眼里，“会商”不过是心理辅导、学业帮扶等传统学生工作的升级，最多算是小小的制度创新。但在不少媒体和公众眼里，北大承载着很多人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著名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传统更是令人神往，于是，原本并非重点内容的“思想偏激”成了媒体突出呈现、公众分外关心的对象，加之相关负责人“批评学校即思想偏激”的说法太过雷人，更让人坐实了北大打算“禁锢思想”的猜想。
可以说，是因为北大对“思想偏激”界定不清、解释不明，才让好端端的学业帮扶变了味儿，而社会舆论由此对北大的密集“会商”则更像是一场鸡同鸭讲的闹剧，显示出的是在大学精神日渐缺失的今天，公众对名校一举一动的高度敏感，以及其间夹杂的失望情绪。
背负“自由”盛名，北大现在似乎也有些讳谈“学生管理”。事实上，没有哪所世界名校不是校规严格、学业艰苦，“思想自由”绝不意味着放水流舟，不意味着学校放弃育人的职责。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大学失之于精神层面的东西提供得太少，而不是精神层面管得太多。当我们看到大批学生因常常挂科而被劝退，更多学生把大学单纯当成就业服务站，华丽的大学校园里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的时候，也许我们更该想想，到底是什么让大学与大学生渐渐流于世俗，这比盯住少数名校，抓住一星半点儿就上纲上线有意义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