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意义障碍在个别教育中的表现和预防_罪犯个别教育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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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省监狱学会心理矫治专业课题

罪犯“意义障碍”在个别教育中的表现和预防

赣西监狱 谢荣华

【内容提要】针对新时期下押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结合实际，针对民警在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谈话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特殊的心理问题——“意义障碍”进行分析，根据罪犯“意义障碍”的现实表现，提出预防措施。

【关健字】意义障碍，道德认知障碍，个别教育谈话，预防

罪犯是特殊的一个群体，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身份不同，他们的思想动态的变化比正常的社会公民更为复杂多变，罪犯从入监的第一天起，思想上就面临着复杂的变化，从失落到焦虑，从无奈到迷茫，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作为监狱人民警察对罪犯的教育贯穿罪犯入监到刑满释放的始终，确保监所的安全稳定，提升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任重道远。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碰到罪犯对民警的个别教育不以为然，有的甚至内心极度抵触，导致我们的个别教育谈话工作成效不高，从而至使监狱为个别教育质量不高而犯愁，多措并举，收效甚微，监狱民警也对个别教育谈话失去信心，个教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罪犯的教育跟不上，顽危犯、重点犯、落后犯数量必然增加，监管安全形势堪忧，这也是近期为什么狱内犯情复杂多变的成因之一。

分析民警个别教育谈话质量不高的原因，我们得从罪犯的个体和民警与罪犯的沟通进行探究。从罪犯的个体分析，由于罪犯在改造过程中思想较为活跃，情绪较为多变，在改造过程中或多或少对民警有抵触和不信任的情绪，或由于家庭、社会、受他犯影响等原因不愿意与民警沟通，从而导致个教效果较差，我们将民警在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时对罪犯沟通上的障碍称为“意义障碍”。民警在与罪犯沟通时只有把握“意义障碍”的成因，才能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有效地预防“意义障碍”在个别教育谈话过程中的出现。

“意义障碍”是教育心理学中的概念，它是指受教育者由于某些心理及社会原因而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障碍，主要有道德认知障碍与情感障碍两大类。罪犯心理的意义障碍将会直接影响到罪犯的思想动态，对罪犯的改造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罪犯受到挫折或家庭变故时，如果沟通不及时、到位，将会产生极端想法。

罪犯在服刑期间，对于罪犯本身来说，是他的人生拐点，无论从生理和心理上都会产生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罪重刑长的罪犯，显得尤为突出。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轻易相信他人，包括亲戚朋友，甚至身边所有的人，思想上会重塑亲戚朋友的定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及不相信公平正义的社会心态在短期内会迅速形成，普遍产生对社会的不满甚至报复心理，在这一时期，他们不再相信警察，相信法律，对监狱的制度产生反感和抵触心理，对监狱民警的管理有反抗和抵触，因此，在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谈话时，民警会明显感到，如果要从心理做通罪犯的思想教育工作很难，感到现在的犯人难管，不听话，罪犯对社会的不满心理转嫁到作为管理人员的民警身上，但与此同时，他们从内心渴望能在管理人员的民警身上产生共鸣，希望得到民警的关心，引起民警的注意，这种心态比较纠结复杂。

无论是内向型罪犯还是外向型的“意义障碍”罪犯，在个别教育谈话中的主要表现是对民警的教育都持对抗、抵触的心态。内向型的罪犯是隐性的抵触，在个别教育中不易发现，易产生潜在的监管隐患；外向型的罪犯表现地比较显性，在个别教育谈话中容易和民警发生言语上的冲突，造成不服管教，顶撞民警的恶性事件；内向型罪犯“意义障碍”在个别教育中突出表现为消极抵抗，不反驳，也不照办，我行我素。在民警对这一类罪犯进行常规教育谈话中，罪犯的防备心理较重，不愿跟民警作更多交流，基本上都是民警问一句，罪犯答一句，对民警询问关于罪犯自身的想法和他犯的情况时抱有敷衍的态度，在心理上对民警的教育抵触，又不愿因此而导致民警在日后的改造过程中“找麻烦”，寻求教育中的“应付”和“相安无事”；而对这类罪犯在违反监规纪律后的个别教育谈话时，则表现出“乖孩子“的姿态，民警怎么批评我都接受，怎么处理我都接受，自己低头，这时候的教育效果不大，罪犯的回答基本都是“嗯，是”等词，没有实质内容，罪犯内心则不以为然，但批评教育过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该犯的错还犯，不思悔改，搞阳奉阴违。

外向型的罪犯在民警对其进行个别教育时，无论是正常的个别教育谈话还是罪犯在违反监规纪律后的教育谈话，表现出在言语、行为上顶撞民警。这类罪犯在心理上对民警有较显性的对抗情绪，在个别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是是常规教育还是批评教育，罪犯均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客观因素，强调自我，对民警的批评或指出的错误不以为然，“我脾气就是这个样子”，“别人都知道我的性格”，“别人惹了我，我一定要搞他”，这些话在对这类罪犯进行教育谈话时出现频率最高，同时，罪犯在谈话时，试图从民警的话中找到问题，对问题加以扩大，找出民警中的语言毛病，并试图激怒民警。对外向型罪犯的个别教育如果没有很好把握谈话的技巧和把握罪犯的特点，很容易发生不服管理，顶撞民警的事件。

在监管工作中，我们也曾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罪犯李某，45岁，江西萍乡人，绑架、故意杀人罪，刑期18年，投入改造5年，未减刑，家境贫穷，基本没有收入来源，改造情况较差，常年自称腰痛，从事小烫工种，该犯在一次生产劳动过程中，因为速度慢，导致流水断货，他犯催货导致双方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他犯由于口头习惯将口头禅挂嘴边，该犯表示不可接受，动手殴打他犯。事后民警对其进行个别教育，在谈话过程中，该犯一直强调他犯漫骂在先，自己受到侮辱，忍无可忍，宁愿不减刑也要打他一顿，并且，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民警说话他也说话，声音比民警还大，此时罪犯只顾强调自己的理由，不理会民警说什么，强调自己身体有病但自己还坚持劳动，强调自己受到漫骂，强调对方的责任，但

民警一旦说话出现语病，他马上揪住不放，最后，民警个别教育谈话失败。

罪犯的“意义障碍”对民警的个别教育效果有极大的影响，罪犯个体的原因加上民警在个别教育谈话时没有很好把握沟通技巧，很容易导致个别教育谈话失败，甚至可能走向极端。因此, 我们在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过程中对罪犯出现的意义障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它不仅关系到罪犯的改造, 而且关系到教育改造的实效性。所以, 有必要对罪犯的这种意义障碍进行深入的分析, 以便寻求教育对策，在对罪犯进行个教时加以预防。

那么, 罪犯意义障碍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意义障碍的定义来说，它主要包括道德认知障碍和情感障碍。

罪犯道德认知我们特定为罪犯的认罪服法以及在监狱内服刑期间的身份意识。罪犯道德认知障碍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身份意识差，认识不到自身的错误。这也是导致民警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谈话时出现罪犯不服管理、顶撞民警的主要原因之一。意义障碍中的情感障碍主要以性质改变为主和以程度为主的变化。表现在罪犯中主要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反应过于强烈和过于冷漠。情感反应过于强烈主要指在谈话时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顾身份，不顾轻重恣意纵情的现象。由于罪犯在特定情绪时期产生的较大思想变化，在谈话过程中不看对象，过分热烈，会使民警产生“动机不纯”、“对抗民警”的想法。过于冷漠又会让民警产生“轻视、不尊重民警”的想法。

民警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时产生的意义障碍主要是由双方对沟通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的认识差异或不可控引起的。

在实际工作中，作为管理者的民警应该如何把握个别教育谈话才能更好预防谈话过程中“意义障碍”的出现呢？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首先，应该明确个别教育谈话的目的。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谈话就应该区别于对罪犯的集体教育，不同时段对同一罪犯的个教有不同的目的，同一时段不同的罪犯也有不同的目的，这就是个别教育谈话的目的的差异性。在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时，一定的明确谈话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如果是罪犯主动要求谈话，在谈话之前可以结合该犯的表现情况预测一下罪犯可能要求谈话的目的，对于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要有预测，如果出现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对谈话对象的个体要进行细致分析，包括心理状态分析，改造情况分析，个性特点等方面的分析，争取在谈话过程中能做到有的放矢，把个别教育谈话的基础工作做在前面。

其次，在个别教育谈话时应注意谈话内容的选择性。在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谈话时，由于对罪犯谈话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事先准备的一些内容较多，在谈话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根据罪犯的情况，对内容进行选择性的筛选，选择有利于谈话的内容进行沟通。因为谈话内容的选择与个人心理品质有关，在接收或转述一个信息时，符合自己需要的，与自己有切身利益的，则容易听进去，而对自己不利的，有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则不容易听进去。同样，罪犯对某个民警怀有好感，对他的指示、意见便爱听，乐意接受；反之，如果对某位民警有恶感，则接受程度很差，而且还会在执行他的指示、意见时打折扣。

工作实践中我们也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民警不注重谈话内容的选择性，在与罪犯进行教育谈话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海侃，从个人谈到社会，没有目的性，结果这次教育谈话下来，罪犯不明白民警找他谈话的目的是什么，要表达什么意思，谈话后想了几天也没有结果。

第三，在个别教育谈话时应注意谈话方式和谈话技巧。针对不同的罪犯，不同的谈话目的，在谈话中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民警要根据罪犯的文化、年龄、性格，进行不同的谈话教育。常言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话不投机三句多。”战国时期鬼谷子曾精辟地总结出与不同类型的人交谈的办法：“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智商发达的人说话，要凭哲理性很强的辩析能力，这就要求民警的文化知识既要全面又能要有专业特点。当罪犯或其家属遭受不幸时，罪犯就会产生悲伤的情绪，有经验的民警会用体言恤语去弥合罪犯的创伤，使他痛苦的心灵得到抚慰，让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罪犯在改造中遇到挫折时，不能数落他的不足，应该用激言励语鼓励他，去安慰他，让他重新振作起来，看到改造的前途和改造的希望。对老年犯应侧重他的身体健康，多谈一些他的家庭及儿女，让他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对青年犯应侧重他的前途，让他在改造中充满希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无论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谈话的方式和技巧怎么选择，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谈话过程中“意义障碍”的出现，要牢记对罪犯进行谈话的目的以及期望达到的效果。

第四，要做好对罪犯个别教育谈话的后续跟进工作。在个别教育谈话时，针对同一件事，不可能做到一次性的教育谈话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应该更注重后续的教育工作。有的民警将个别教育谈话后续教育工作形象的比拟成售后服务，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民警不能只充当售货员，只懂得出售商品，不懂得去做售后服务。因此，每次谈话教育后一定要做好跟进教育工作，跟进教育方法很多，我们一般采用两种：一是第二天直接找该犯，了解谈话的态度，对进步的地方要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做思想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在几周内进行连续教育。二是向罪犯所在组的其他罪犯如组长、“三互小组成员”了解情况，了解该犯谈话后的劳动表现，在监内的思想和行为动态，并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去帮助和开导，有时相当有效。通过跟进教育工作，可以防止罪犯的满腔热情被冷下来，同时也可使罪犯真诚地感到民警对他的关心和爱护。这样有效的防止了罪犯“意义障碍”的出现，也达到了教育谈话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潘菽 主编：《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

2、《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中国市场》2012年第5期《个别教育谈话教育方法之思考》

4、张伯源 主编：《变态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5、梅传强 主编：《犯罪心理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6、陈学军 主编：《管理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