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业_作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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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最重要的交流思想的媒介。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游离于世界之外，可以不与外界接触。但世界上约有230个国家和地区，近两千个民族，三四千种语言。世界上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使用近100种语言，其中，有13种语言使用人数超过5500万。说汉语的人数最多，达12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其次是英语，使用人数约3亿。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和法语。这么多国家和民族，说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要进行交往谈何容易？当然，有些国家和民族的语言相同。如：世界上约有60来个国家和地区讲英语，40多个国家讲法语。语言相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直接进行交流。但语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要进交往、交流，就需借助于翻译。所以，翻译是国际交往的桥梁。

二、翻译工作是外事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技、体育、艺术等各行各业，在科技迅速发展和各国互相依赖程序日益加深的今天，越来越需要进行交流和交往，越来越需要了解他国的情况，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技术。但这些行业毕竟还可以在本国内部独立存在，自行发展。对这些行业来说，翻译只在对外交往中起辅助作用。然而，翻译在外交工作方面则不仅仅是起辅助作用。周恩来总理说：“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外交是通过会谈、会议、谈判等方式处理国家关系、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与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口头或书面对话，是外交的主要手段。如果两国官员语言相通，就可以直接对话。但如果语言不通，则必须经过翻译。所以，翻译在外交工作中起着双向转换语言、消除语言障碍、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是外交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说，译员是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的“嘴巴”和“耳朵”。没有嘴巴，说不通；没有耳朵，听不懂。没有翻译，两国领导人无法交谈。用手比划，可以表达简单意向，但不能交换看法、想法。所以，对于不懂外语的领导人来说，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少了，就办不了外交。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的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作为斯大林的特使抵达中国，苏联汉学家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很生气，对柯说：“我真想捶你一顿。”幸好，有中国译员在场，给译了下来。否则，即使有再重要的信息，也不能互相通报。有再重要的问题，双方也无法讨论。

翻译水平的高低、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外事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外交对话的效果。在我国外交翻译史上，曾经发生过因翻译不出或翻译失误而影响外事的情况。如50年代初，某国国王逝世，该国外长照会我驻该国大使：“我悲痛地通知阁下……”我译员错译为：“我荣幸地通知阁下……”而在我方复照时，又将“我沉痛地接到您的通知”，译为“我荣幸得接到通知……”为此，该国向我提出意见。又如1957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中东某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从北京某大学临时借来一位阿拉伯文教授当译员。译员因一时紧张，听不懂外宾的讲话。外宾改用英文，他也听不懂，翻译不出来，出现冷场。礼宾司同志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语翻译上场。如果外宾不懂英语，或现场没有英语翻译，周总理就无法与外宾进行交谈。还比如，几年前我国申办奥运会期间曾接待过一个奥委会代表团。我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向对方详细通报了我方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准备工作后说：“现在，有戏没戏就看你们了。”有同志把“戏”译为“show”，这句话就成了：Whether there is a show or not is up to you.显然把“戏”直译了。“戏”在这里的实际含义是，“申办是否成功，取决于奥委会了”。可见，翻译水平的高低确实直接影响到外交工作的效果。

在外交谈判等正式外交活动中，国家领导人使用本国语言讲话，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和沟通，是国际社会公认和普遍的做法。即使有些外语讲得很好的国家领导人，在私下交谈时可能使用外语，但在会谈、会见或在宴会、招待会等正式场合上发表讲话时，一般使用本国语言。这首先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尊严和体面。例如，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联合蒋介石政权搞“美蒋共同防守”台湾等，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8月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美国侵略台湾案”，而美国则提出了“中共侵略朝鲜案”的反提案。11月，伍修权大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作了长篇演说。随后，台湾代表用英语作了发言。他的话音刚落，伍修就举手要求发言，对他的论点一一进行了批驳，然后提出：“诸位先生，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用。”这使得那位代表非常尴尬。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台湾代表不用汉语用英语，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一例子从反面说明外交场合用本国语言的重要性。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母语好于外语。用本国语言讲话，不仅容易准确表达，1翻译史教学的必要性：

翻译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学习翻译史可以了解翻译活动起初的必要性和成因；2了解翻译在我国的发展史和译学流派的演变史，有助于梳理译学理论的框架和思辨思路；3了解我国译介学的目的：文化交流或经济交流。

4翻译史成为译学建设的一门课程，翻译只有实践，理论被语言学左右，所以 独立为一门科学就要追踪溯源。

5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是现代翻译学的3大支柱。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汉代--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

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符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An Shigao prince)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二、隋-唐-宋时代

从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23部100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辨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作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1）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1）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2）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3）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4）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5）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6）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7）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8）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9）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10）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11）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

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 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三、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清代的林纾（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严复（1954.1.18-1921.10.27）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1911）这三十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

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瓶，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在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投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四、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

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资。”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二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林语堂1932年写的《论翻译》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该文提出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这样一个三种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正相比符。

矛盾先生于1954年8月18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这是鲁迅的精神，但是为了译文的提高，却应当发挥鲁迅所说的“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这一方面。

矛盾在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1954）中指出“”也就是说，翻译要兼顾忠实和通顺。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

（二）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

（三）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

（四）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者外译汉的任务；

（五）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严复的翻译理论

收稿日期:200518 作者简介:冯立新(19700202(2005)0204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1866 年,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 年被

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留学期间,他广泛涉猎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孟德斯鸠、达尔文、赫

胥黎等人的经济、法律理论、进化论和逻辑学等新学说新思想,参观过英国议会、法院等制度设施, 深入地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严复所处时代正是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时期,启蒙与救

亡是中国近代两大主题。为挽救危亡的中国,他大量翻译了西方著作。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

影响,被人誉为“译界泰斗”[1 ]和“能熔中西为一冶”的第一人[2 ]1561。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信、达、雅”之翻译标准,对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1895 年,严复开始翻译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取名《天演论》。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他引用孔子的话“, 修辞立诚”“, 辞达而已”“, 言之无文,行

之不远”,并指出,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2 ]1322。此翻

译思想一出,即备受推崇,甚至被奉作翻译的“金科玉律”。

首先,信是翻译之前提和基础。

所谓“信”是指要忠实于原文。翻译的过程是正确理解原文和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 文的过程,而译者正是沟通原作与译作之间的桥梁。基于对原作忠实的原则,翻译有从属性的一

面,即在翻译时译文无论是思想内容、感情色彩,还是风格韵味都必须忠实于原作,这是翻译的前

提和基础。如果译作在思想内容、表达方式、感情色彩与原作相去甚远,那就是不“信”了。正如钱

钟书说的那样,翻译者无权改变原作的内容,也只能运用翻译的技巧,以稍稍自由的手法,来彻底

表达原意,而构成正确的翻译。译者只能在原作作者通过原作所给定的范围内进行再创造,包括

原作的内容、风格、文体等。只有翻译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忠实于原文,才能达到翻译的“与原文

最接近的功能等值”的效果。作为译者首先要有较强的理论素养,能正确理解原作。只有理解原

作,才能再现原作,这是“信”的基础。能做到这一点,严复认为“求其信已大难矣”。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2 期(第4 卷)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2 2005(Vol.4)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两种语言符号系统之间寻求相同的意义,将其中一种语言符号所表 达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出来。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在寻求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同义和等值,这是最基本的“信”。任何原作不仅存在表面的意思,还有用文字所表达出来的隐

藏于文本之中的深层内涵,作为译者也要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读者,对读者做到诚实不欺,这是更深

一个层次的“信”。这是严复所说的“,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2 ]1321。如果仅仅是

忠实于文本表面意思,但不能流畅地表达原作深层意思“,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2 ]1321。其次“, 达”是翻译之目的。

严复所说的“达”,不是指我们在翻译中的表达清楚,语言通畅,是“达旨”(达意)的“达”,也就

是表达原文的宗旨,即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有学者曾对严复的“达”作过中肯的评价,严氏所谓

“达旨”,所谓“发挥”,一般理解为意译,实际上是编纂,完全超出了翻译的范围[3 ]。从理论上讲,翻译是一个信息转换和传递的过程,目的在于用译入语以最接近、最自然的方式 从意义和风格两方面再现原文信息。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其语言文字表达必然不同,一个

良好的译作必然是在本土中寻求最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原作意思。严复认为,中西语言文化有较大

差别“,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

二三字,多者数百十言”[2 ]1321。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则要对原文形式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否则就会出

现一些令人费解的词语。“故词句之间,时有所亻真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2 ]1321。只有对一些

词句进行“删削取径”,才能做到语言通顺。

通过对句法调整,使语言通顺是做到“达”的基础。“达”的更高层面是要表达原作的深层蕴

意,这需要译者能对原作“取明深义”。所以这要求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

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2 ]1321。也就是说译者要对原作宗旨

有深刻的领会,再以另一种符号表达出来。这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对翻译目的与手段关系之间的论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是将翻译作为交际结果进行研究的。翻译首先是人类的交际行

为。在自然的交际活动中,语言主要是起工具的作用。因此我们强调,翻译的对象应该是信息内

容,是意义,而不是语言。我觉得译者或译员都是画家,而不是摄影师。绘画是借助画家的看法, 从要表现的现实中提炼与现实相当的意义和信息,翻译亦然,是要透过语言层次,深入到言语层

面,理解文本或篇章的意义,以恰当的形式加以表达。”[4 ] 最后“, 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

“雅”就是要注意修辞,富有文采。雅本于《论语·述而》“, 子所雅言《, 诗》《、书》执礼,皆雅言

也”。雅言就是诸夏的话,也就是当时的官方语。《尔雅·序》题下疏曰:“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

而取正也”。严复认为“,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如果用方言而不用雅言,由于其受地域制约,则会

“行之不远”。他认为要做到“雅”,对语体选择是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

不仅期以行远耳。实则精理微言, 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 则求达 难”[2 ]1322。严复认为“, 雅”是在信和达的基础上尽可能追求译文语言本身的古朴典雅,以求传达原

文的“精理微言”。

翻译首要的是叙述清楚、读来流畅、遣词造句有文采,使读者阅读后能得到极大的享受,这是 翻译的最大成功。为达到“雅”,严复对翻译中的文体十分注意,他总是喜爱用中国古文表达出来。

严复为何选择以前的语体呢,这与他对中西语言文字的理解有关系。严复认为,西方国家“文白合一”,是“语言合之文字”[5 ]。西方国家近世文章和以前相比,在思想和学术方面有所进步,但在感

情表达上并没多大进步。中国古今文体差异较大,在古文学中,词汇丰富,表现手法多样,而且符 合优美的标准。“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_______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32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2 期

理想,状写美丽奇异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 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如沈隐候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他认

为,在对“情”和“状”的表达上,古文远非白话文可比,“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

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

本。”[5 ]同时,严复对中国古文的推崇与他受到晚清桐城派的影响有关,他对桐城派的古文家吴汝

纶十分尊重,认为他“既湛旧学,又乐闻新知”“, 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所以他的译作

多有桐城遗风[2 ]1550。用古文译出来的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韵味,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

严译《天演论》:“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

想二千年前⋯⋯”鲁迅先生认为,在严译名著中,“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幌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

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6 ]。鲁迅先生也觉得写得很好,竟一口气就将它 读完。

二

严复提出“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距今已经100 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

半,莫衷一是。傅斯年认为“, 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 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

曾对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7 ]胡适则认为严复“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8 ]。周笃宝则

认为,如果说严氏的翻译思想有不妥之处,皆失之于“雅”[9 ]。而郭延礼则认为严复所译著作中,于

信、达、雅的标准未能全部实现[10 ]。

作为近代会通中西的第一人,严复在其翻译实践中确实并没有完全做到“信、达、雅”,这与他的翻译动机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从翻译动机来看,严复的翻译西方著作是围绕

“开民智”来进行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势日弱,出现了“千古未有之变局”,渐受西方列强凌辱

而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危亡之中国,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学习

西方首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在战后出现了翻译西方军事技术的热潮。甲午一役的失败,使严复认识到治国之本,不在科学技术“,则是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其

中则“又以民智为最急也”[11 ]。只有大量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对国民进行启蒙,开启民智才能

做到自强保种。所以严复在翻译时一边是原作,另一边则是自己所加的按语。他翻译时,也不完

全是根据忠实原作的“信”的标准来进行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 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

挥,实非正法”[2 ]1321。也就是说严复采用意译加按语的方式,为超越西学文本进行现实文化阐释打

开了空间。严复的翻译不是一个纯粹的翻译,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为我所用的文化阐释,导致了严

复对西学原著解读的合理偏差。西学文本的中国式解读很快就引起国人的关注,使“自强保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达到了严复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目的。

从社会现实来看,尽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但中国守旧势力不可小视。要不要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学习哪些东西,新旧思想观念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学习西方问题上,顽

固守旧派人士强烈反对,理学大师倭仁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

在技艺。尽管后来洋务派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由于传统守旧势力的强大,他们也不得不将

学习西学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2 ]。如何使国人

尤其是中国的士大夫能接受来自西洋的思想,则必须对原有文本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本土

形式。“如果翻译在特定多元系统中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寻求能够使译作为接受文化所接纳,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