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之理性思考[优秀]_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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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之理性思考（草稿）

詹志华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然成为一种共识。“统筹”是手段，“一体化”是目标。不过，时下人们对“城乡一体化”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有悖于中央的精神，这势必会引起“统筹”的片面性。而“统筹城乡发展”贵为“五统”（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和统筹国内和国外发展）之首，一旦有失偏颇，又势必引起其它“统筹”的不良反应。可见，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有着重大的意义。

城乡一体化之辨析

“城乡一体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还是一种现代的经济理论。而在当今的中国它则是一项的重要的战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现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城乡一体化”的观点和思想进行认真的辨析和梳理，排除误解，确保其作为战略的地位不受干扰。

1、作为发展规律的城乡一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认为，城乡关系由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再有城乡分离到融合，这种融合与分离的矛盾运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全部的社会经济史”。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城乡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可言，城乡关系处于自然的一体化状态。商品经济出现以后，以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城市比仅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城乡关系开始出现对立和分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指出：“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因此，这种分离并不是对历史的否定，而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因而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当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城乡的分离和差异过分悬殊，又会产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从而使城乡两大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这时人类社会要继续发展前进，就会要求城乡相互吸收对方的先进因素，消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壁垒与障碍，使城乡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的基础上重新融合，从而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

2、作为发展理论的城乡一体化。作为经济理论的城乡一体化是有关学者针对当今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二元结构”提出来的。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点，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部门，二是现代部门，从而构成一种“二元经济结构”。他并以此提出要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化导向战略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式。但经过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不可能正确解决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问题，导致了城市问题突出，农村萧条。与刘易斯相反，斯多尔和泰勒等则提出，为使发展公平，必须推动城市工业化和乡村工业化相结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这种模式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最终也不能合理地解决城乡的发展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兴起的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在实践中的运用，但这种模式仍然存在城乡争夺资源、市场、资金等多方面的矛盾，形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在此之后，对城乡一体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许多不同理论，如麦基提出了农业和非农业高度混合的交通走廊地带概念、佛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为代表的不平衡发展理论、源于费农的梯度转移理论、缪尔达尔累积因果论等等。这些理论尽管有其偏颇，但是这些理论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总是一个从不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又从平衡增长到非平衡增长的过程，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但

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最终导致城乡和区域间差距的扩大。并且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加大国家的干预。这种见解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我国，各界人士对“城乡一体化”的看法也是大异其趣。如我国学者费孝通教授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出发，在人文生态层次上研究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他认为，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业和农村小城镇，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网络，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规划接提出的城乡一体化更多注重从物质规划和具体操作的角度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3、作为发展战略的城乡一体化。在中国，城乡一体化作为一种战略是胡锦涛总书记于200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但它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各个时期的国家领导人都十分注重城乡的协调发展。早在建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精辟的指出：“中国农村有五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毛泽东所预言的实际上成了邓小平所倡导的“小城镇、大战略”的先声。邓小平同志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有过更为全面的论述。他1975年8月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曾指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更是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根本理论依据。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结合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则是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胡锦涛总书记对“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更是作了深刻的论述。在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论断标志着“城乡一体化”战略地位的确立。在党的十六界四中全会上，他又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普遍性的趋向。”在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并且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上，党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断，这又是“城乡一体化”战略思想的一次重大发展。[1]

当然，“城乡一体化”战略思想是伴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逐步确立起来的，也是我们党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批判借鉴各种发展理论的产物。

城乡一体化战略之本质内涵

作为一种战略，城乡一体化有着丰富的内涵，这要求我们必须从不同地角度出发，进行深刻的理解。但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抓住这一战略的核心与重点，也就是说必须抓住这一战略的本质内涵。

1、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核心。发展问题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问题。过去，城乡矛盾问题的实质是个发展问题，是因为城乡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遭到破坏，以致形成了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机制。归根到底的说，是发展的取向和模式出了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城乡一体化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就不能不把发展当作其核心的问题。城乡一体化的出发点在于城与乡两方面都发展，并非只强调乡村向城市靠拢，也强调城市向乡村靠拢。因此城乡一体化不仅仅

是“农村为城市服务”或“工业支援农业”的代名词。城与乡是“城乡一体化”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以城带乡或以乡补城都是必需的，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双管齐下，以乡带城的同时又以乡补城，双方合作，形成互补，共同发展。这种发展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涵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强调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把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形成城乡的协调发展。这种发展注重把城市发展与农村各类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利用与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不是要实现城乡的同等或同步的发展，也未必等同于要在城乡实行相同的制度，因为这将有悖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2]

2、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点。在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并且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为我们指明了实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工作重心。当今，“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乡矛盾的主要方面。尽管我们为此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三农”问题的解决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如我们虽然缓解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相当低；虽然全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在稳步提高，但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虽然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好转。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城乡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从体制性矛盾上看，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从结构性矛盾上看，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市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造成了现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困境以及农民在户籍、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劣势。“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城乡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城与乡作为“城乡一体化”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任何一方发展上的缺失和滞后都是不允许的。所以，“三农”问题是实行城乡一体化战略所必须克服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为此，我们要通过发展战略转换、体制创新和制度政策调整，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撤除城乡分割的樊篱，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以平等的发展权利，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进共促、共同发展繁荣的景象。[3]

三、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策略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城乡一体化，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关键在于统筹好城乡发展。在和谐社会的思想的指引下，探索一条切合我国实际的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已成了当务之急。我们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从全局的角度综合考虑。

（一）转换思维模式，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观念。首先，要摆脱束缚我们的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的思维模式，正确认识到城与乡是都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牢固树立农村发展同样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观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我国农业和农村的长远发展,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各级党委政府都应从城市单中心中跳出来,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件

[4]大事,真正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其次，要认真学习和领会胡锦涛总书记的“两个

趋向”的论断，转变“重城轻乡”的思想。胡锦涛总书记曾不止一次地提及“两个趋向”的论断，如党的十六界四中全会上，他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普遍性的趋向。”在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并且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为我们指明了实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工作重心。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要把它当作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重心来对待和解决。

（二）实行政策扶持，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当今，“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乡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虽然缓解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相当低；虽然全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在稳步提高，但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虽然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上做了大

[5]量工作，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好转。因此，要统筹

城乡发展，国家必须在政策上不断地向农村倾斜。2004年、2005年我国连续两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来公布对农村工作的政策，表明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但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仍需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的政策，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税收支持、投资支持和保险支持的力度，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进行体制创新，彻底破除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当前的亲农政策对于逐步化解“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具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是治标之策。因为，我国“三农”问题乃至城乡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只有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彻底破除城乡发展的二元体制，从根本上理顺城乡社会关系，才是治本之策。根据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逐步进行以下诸项改革和创新:

第一，是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通过给予农民工准市民待遇到市民待遇的逐渐过渡,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第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机制,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机制,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展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允许农民对其所承包的土地可以转包、出租、继承和有偿转让,并可作为资本入股取

[6]得其应有的股权和红利,促进土地从转移出去的农民手中置换出来,实现土地的适度集中。

第三，建立现代公共服务制度, 使农民和城市居民能够大体平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此, 要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 包括教育文化设施、公共交通、消防、绿化等方面, 使得农民逐步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第四，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国家应该打破传统是城乡分离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要着眼于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统筹兼顾,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平等地享受国家提供的[7] 社会保障。国家应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参考文献：

[1][2]王良仟 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13-23；

[3][5] 杨雍哲 段应碧 论城乡统筹发展与政策调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3：69（重复）

[4][6]孙旭玉 论城乡协调发展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06（7）：156

[7]马宝成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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