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讲稿_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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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讲稿

上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重大挫折，但崩溃的不是社会主义，破产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中，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思潮开始泛滥。马克思主义被歪曲、攻击甚者被肢解。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仅要失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而且会改变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进而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光明的前途。因此，全面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发展唯物史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样，深刻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的头等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原因: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 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正因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很容易被先进的思想家接受。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 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 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 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 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形势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趋势,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而且只有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

5.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能够中国化的。

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完全切实可行的。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认识问题。

很多人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是政治学说、是政治指导思想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政治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大家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西方，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它不属于哪个国家独有，是世界无产阶级所共有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西方哲学，或者西方哲学的一种思潮，那么中国化就会成为一个从特殊到特殊的过程而丧失了普遍指导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这并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上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不变的教条，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质。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现实的发展认清哪些理论过时了，哪些理论是被歪曲了，哪些理论研究的不够而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地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也应是学术上的、是关系中华民族理论修养与民族智慧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什么意义上建设，是建设什么？是建设具有现代化的中国。最初我们学习西方，是因为我们在寻找中华民族自身未来发展道路的时候，在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中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在当时众多的思潮中，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获得现代化资格和身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是哲学，还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该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只有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关于中国化的问题，社会普遍认为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上中国化。

专家认为，传统教科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至今仍有深刻影响，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当前一些学者把对传统教科书批判得一无是处的现象称作“教科书批判情结”。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态度是非历史的，它粗暴地割裂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无视教科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不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传播中的尴尬境地，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产生于l9世纪40年代西欧和德国并作为当时一种社会思潮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经过别国人解说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成背景和作用功能与中国国情相距甚远，难以发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作用。坚持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的人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很表面和肤浅，经常导致生吞活剥和照抄照搬的“左”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已经是为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所一再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分析和比较，选择了用自己的悟性咀嚼和消化了的、并与国情相对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成果。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和政治的许多具体原理总是与一定的时空条件相联系，其适应性和指导性会受到国情的制约，而哲学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提供的是思想和智慧，是真正的普遍真理。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的遗迹，但其思想精髓特别是它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对一切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中国化的理解开始运思的。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不理解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们可能熟知恩格斯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一“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在实践中却总是习惯于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欧洲或俄国革命的原则出发，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把革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游行、罢工和城市的武装暴动上。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触发中国共产党内少数先进分子的觉醒，毛泽东作为他们的杰出代表彻底地反思了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脱离中国实际的对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首先就表现为尊重中国的具体国情，革命的出发点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中国的实际。毛泽东用中国已有的成语把唯物论的中国化概括为闪闪发光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就是他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

毛泽东不仅在唯物论上首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对于辩证法他也情有独钟。辩证法是唯物论的灵魂，是完整理解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像唯物论必须中国化一样，辩证法也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对辩证法中国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对辩证法做了与唯物论相一致的解说。对于唯物论他强调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于辩证法他在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同时，特别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和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凸显中国与西方和俄国国情的不同，最后也归结到从中国实际出发，按客观按规律办事。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思想，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了这个前提，中国革命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依靠的农民主力军、实行的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也就不难制定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胜利，更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中国化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创生过程。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中国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实践，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果，但与同时期的资本主义比较起来，没有发挥出更多的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经济也比较落后。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就没有搞清，脱离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去推行高度集权和一大二公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最后导致前苏联东欧的巨变和解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也陷入崩溃的边缘。要挽回社会主义的颓势就必须坚定地进行改革，从国情实际出发，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把社会主义放在中国的“一穷二白”的现实基础上是个关键，这就像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必须强调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照搬别人的社会主义模式。因此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也是从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起始，在承认中国是个东方落后国家的基础上来考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长时期的“左”的思想路线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已经使人头脑僵化，形成了一整套脱离中国实际的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只有大胆地解放思想，破除对传统观念的迷信，才可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此，邓小平在新时期唯物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不是一般地强调实事求是，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度。在邓小平看来，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而不是胡思乱想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这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承接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时期唯物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制高点。有了这个正确的思想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社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发展战略论和“一国两制”论等就十分自然地在邓小平理论中孕育生成了。

在唯物主义中国化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邓小平理论也蕴含了辩证法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传统的辩证法主要张扬了矛盾的斗争性，强调斗争是绝对的，而统一和一致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这种认识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再经过列宁的强调和革命斗争的体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时代的普遍共识。经过“阶级斗争为纲”的熏陶，我们甚至已经把一般的斗争上升为“斗争哲学”的高度，形成了对斗争、革命、批判、打倒的过度迷信和崇拜。邓小平不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没有从哲学理论上对这种“斗争哲学”进行批判。但他通过改革开放的决策和实践，坚决地否定了这种片面性的哲学，开启了对立面之间和谐合作的新思路。在邓小平看来，一切对立的东西，它们之间不仅有对立和斗争，而且也有和谐合作的一面，这一点过去被遮蔽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可能释放出来，成为事物发展的一个维度。比如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就可以合作互补，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可以恰当地结合，按劳分配与非按劳分配可以找到平衡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在香港和澳门与祖国大陆之间实施“一国两制”，在国际范围内，和平与发展可以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等等。所有这一切在邓小平理论中虽然是初步的，但我们从中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身影，从而为辩证法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迈出的第三大步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以中国化的姿态所做出的科学回答和自觉回应。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到了21世纪初，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任务是整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综合选择和设计，需要更全面地解放思想，建立更加系统和综合的发展模式、管理模式和利益制衡模式。这种形势与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所面临的主要是拨乱反正、回复到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来不一样，前两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对革命和建设失误的反思，是为了走出被动局面而向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回归，而现在第三次中国化是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的主动进取，是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理论的进一步探求，这是需要拿出大智慧、大手笔才能应对的新局面。面对这种新形势和新任务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决心，更需要有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走出新的路子，迈出新的步伐，更深刻地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实际。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宗旨一方面是为了宣传普及，赋予其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使之成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创新，融入时代精神，反映实践成果，回应现实需要。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三步历史进程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宗旨的要求，尤其是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更从科学的视角，主动积极地策应了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深入普及和巨大创新。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紧迫问题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变化，以及时从哲学高度作出理论分析和概括。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现状来说，专家指出，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理想性的统一、是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是首先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面临两个困境，主要是科学态度的缺乏和社会理想的失落，这正是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上出现了问题。哲学不是孤立的，哲学与外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走出书斋，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法制建设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