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摩高考作文的道德边界_高考作文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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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高考作文的道德边界、情感尺度
今年上海高考作文中，一篇描写自己从小生活在一个美满家庭，却在高考前父亲卷公款逃走，柔弱的母亲卖房卖车替父亲还债，在“坎”面前坚强非常，这位女生也汲取到成长的力量的“贪官作文”得到了63分的高分。这一新闻引发了热议，赞赏者认为，考生如此大义灭亲是英雄壮举；反对者认为，这是卖亲求荣之举违背伦理。也人认为这样的勇敢会给学生造成不良激励。在这种争论中，我们是否可以揣摩到人们可以容忍的道德边界在哪？大众的敏感点、兴奋点在何处？这对我们写作高考作文，对我们选材、立意有哪些启示？
大洋网 6月23日报道 今年上海的高考作文题是“必须跨过这道坎”，给阅卷老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篇选题特别的记叙文。这位考生写自己从小生活在一个美满、富裕的家庭中，不料，高考临考前，父亲卷起公款离家出走，一向柔弱的母亲不得不卖房卖车，替父亲偿还债务，在“坎”的面前，母亲表现得非常坚强，女儿也从中汲取到了成长的力量。
这篇作文情感真挚动人。但由于写的是“贪官”现象，对社会传统道德是个挑战，在判分时阅卷老师意见不一，后来经过中心组专家反复商讨，最终还是给了63分左右的高分。经媒体报道后，社会上赞赏有加者有之，严词痛斥者也有之。
学者：作文质量才是评分依据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戚世隽赞成这位女生的作文获高分。戚老师表示，这位女生的创作题材可以来自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或者来自亲友或者来自想象。戚教授表示，前些年的高考作文也曾出现过考生以陈述自己的苦难生活来博取高分的现象，如在高考作文中说双亲离异或双亲残疾，自己坚强生活等，当时也曾引起过强烈争论。
但她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高考的评卷中，最重要的评判指标在于文章陈述的事件是否合乎情理，符合逻辑；行文是否流畅，措词是否得当；是否恰当表达了作者的理性判断。考生陈述的事件是否真实，根本没有当场验证的可能和必要，“作文的质量才是评分的最根本依据。”
评分者：在广东也会得高分
广东仲元中学高三语文老师付春洁对该文大为赞赏，认为应该得高分。付春洁曾培养出高考语文状元，她第一反应便是“这个考生很真诚”。“文章题目是‘必须跨过这道坎’，这个‘坎’应该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考生跨过自己这道坎，说出自己父亲贪污的事情。一般的孩子都不会这样揭发父亲，所以这个考生是有勇气的，二是母亲跨过艰辛生活这道坎。考生写得非常应题，并且构思新颖、主题鲜明，很能打动人。”付春洁说。
付春洁参加过广东高考作文评卷，她认为，从广东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来看，该文在广东也应该可以拿高分：“高考作文主要从三方面进行评价：内容、表达和创新。从内容来看，该文非常有时代气息，思想阳光；从创新点上说，该考生所述故事令人眼前一亮。只要其表达流畅，按照广东的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也是可以拿高分的。”
媒体评论员：违背伦理不可取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亲都揭发，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著名媒体评论人魏无忌认为，揭发自己的父亲，从法律的角度的确可以获得更多的线索，但从伦理的角度却是对亲情的出卖，正因如此，我国古代的法律一直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即父亲犯了罪，儿子没有向国家举报的义务。
为了说明违背伦理无助于社会发展的观点，魏无忌举了春秋时期的一个例子：齐桓公身边有三个宠臣，一个叫竖貂，他为了当桓公的“男宠”，把自己给阉了；一个叫易牙，把自己儿子煮了给桓公吃；一个叫开方，父母去世也不奔丧。管仲临死前警告桓公：人情莫重于身，人情莫爱于子，人情莫亲于父母，如此违背伦理，无非是图桓公的宠幸，因此这三人危险，要除掉。桓公不听劝告，最后三人果然谋反，桓公身败名裂。
魏无忌认为，不管是否真实，这样的文章都不可取。如果是真的，这样的做法是违背伦理的。“作文并不反对创作，但可以创作的题材那么多，作者选择了这样的创作，说明她骨子里认为这样的做法可以博得评委的同情。”他还认为，网上曾经炒作过“女儿揭发父亲包二奶”的新闻，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不宜过度鼓励“大义灭亲”。
市民：“勇敢”会成为不良激励
但有些市民对这类作文得高分有不同意见。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钟达文认为：“作文考试主要考的是学生的文字表达水平，并不是考生的品德，也不是考生跟父亲的关系。把‘勇敢’揭露贪官父亲作为给高分的理由，显然是不恰当的。这会给学生造成一个不良的激励，认为只有敢于出位、敢于揭短，那才是好文章。” 考生描述的贪污父亲真实存在吗？目前，尚不能判断，高考评卷老师也不会对此进行调查。“只有法官才能判定一个人是否贪污。不能把作文跟新闻等同起来。”钟达文认为，“高考作文属于文学创作，允许编造故事。”
付春洁老师也认为：“文学高于生活。作文内容允许虚构，但必须是在现实的基础上。”付春洁举例说，某年高考作文题目是“我战胜了困难”，很多考生都写自己父母双亡或者残疾，这就体现了学生的社会认知面狭窄，只晓得在父母的身体状况上做文章。“上海这位考生能够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跟家庭生活联系起来，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确是好文章。” 先例：解剖灵魂的作文题
记者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名为《2006高考作文名师权威预测》高考作文辅导文章，其中海南省一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就以《忏悔话题昭显良知》为名专门评价过类似的高考作文题。他指出，2006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作文题就曾经以“贪官的检讨书”为题出过类似题目，“这些作文题的一个共性就是指向人的思想灵魂，关注伦理道德，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名老师还以多年的高考作文辅导经验解释，考生应该肯定“忏悔”的正面的积极意义，而不要一味求新求怪求奇，轻易否定。他认为，选什么材料，采用何种文体，要从自己最熟悉的着手，都要以“忏悔”贯穿全文。这道作文题，倾向于灵魂解剖。
让我们在争议中发现价值
下面选取有关“贪官作文”的种种争议，让我们在争议中发现价值——
“贪官作文”违背了什么伦理？
这两天有篇高考作文，引起舆论大哗，据金陵晚报报道，事情源于，一位女生在高考作文里，揭发了父亲卷公款外逃的事，因而赢得老师青睐，得了高分。恰巧，南京某知名新闻主持人，在读报节目中，对此事也特地作了评述，他的观点应该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女孩的做法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不应该拿父亲的隐私出来说，甚至他还觉得，女孩不惜出卖亲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拿高分。
“亲亲相隐”、“为尊者讳”如斯想法，自古有之，并不鲜见。不过，用这样的伦理标准来评价女孩的文章，我倒觉得很不合适。女孩的“贪官作文”，无非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是真实的记录，其二是想象的虚构。先从“真实的记录”说起，如何来写高考作文，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写出真情实感，而不是满口套话，言“假大空”，无病呻吟。既然诸君都提倡为文要真，那么何故一个女孩的真实记录却遭来一片斥责？难道我们只允许讲真实的“美好”，而不能触及真实的“丑恶”。
“家丑不可外扬”，并非是“家丑不值得外扬”，也不是“家丑不外扬就不存在了”。父亲贪污已成事实，再如何隐瞒，终有受惩一天，女孩用亲身经历，来警告世人，不要为财迷失，妻离子散，此社会价值、现实意义足以震撼人心。相较于中国传统伦理观中对“亲人、自我”恶的“隐”来说，西方人敢于自我反省的意识，就更加令人钦佩。人所共知的卢梭《忏悔录》能成为世界经典，就因为，他敢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所作的坏事，毫无隐讳的讲述自己怎么骗人、调戏妇女、偷窃东西等等恶行。反之，人们却并不因为卢梭做了这么多恶事，就否定他的品德和人格，甚至觉得他比一般人还要伟大。回到新闻中，再来看看女孩的行为，她能够有勇气揭丑，袒露心声，这样的文章不比其他一切虚伪的“赞美”更有意义吗？
诚然，不能排除女孩的文章是“想象的虚构”，但是这也没有违反社会伦理。既然是“虚构”，那么就属于一种艺术的“创作”。她讲述的只是文中“我”所经历的人生“坎”（上海高考作文题就是“跨过这道坎”），她能最终凭借此文赢得高分，证明女孩对人生的观察比较深刻，洞见独特，而不是仅仅因为她揭露了父丑，毕竟高考作文自有它严格的评分标准。
这样的“贪官作文”、涉及家庭伦理的文章，跳出高考，放眼望去真得很多。上世纪初曹禺先生的《雷雨》，所揭露的人性阴暗，颠覆的传统伦理，不比这篇小小高考作文透彻一百倍啊，怎么也没有见人觉得曹先生，这样写会有违伦常，引人以恶？
“揭贪”作文，不过是一种悲情写作
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是“必须跨过这道坎”，一篇描写自己从小生活在一个美满家庭，却在高考前父亲卷公款逃走，柔弱的母亲卖房卖车替父亲还债，在“坎”面前坚强非常，这位女生也汲取到成长的力量的“贪官作文”得到了63分的高分（满分70分）。由于写的是“贪官”，有评论人士称，此文从伦理角度是对亲情的出卖，正因如此，我国古代的法律一直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即父亲犯了罪，儿子没有向国家举报的义务。（6月23日 《广州日报》）这篇作文给出了一个更为让人深省的命题：以亲情伦理的违背来弘扬家国情怀的主旋律是否可行？在争议声中，考官们的解释似乎想把“揭贪”作文还原为一种基本的写作表达来评判。难道写作表达和思想表达可以被剥离？“揭贪”的勇气，其实正是我们追求思想宏大的语文教育所赋予的。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喜欢在作文里描绘悲惨身世？因为中学的语文学习中，除了悲情的文学和做作的文学，他们尚无法理解什么才是真性情的文学。“揭贪”的写作，无论写的是真实家世还是文学虚构，学生要追求这样的认识，也正表明她在迎合社会的主旋律吧？
如果我是这位学生，我自然不会如此决绝的揭贪。在亲情伦理和家国情怀乃至法律问题上，我会在艰难的选择中表达自己的无助感。可是这位学生毅然做出了正义的叛离，说明她的觉悟比我高；而如果她真的是虚构出来的，那我就只能说她尚未摆脱悲情作文的粗糙模式。考官们似乎不在乎该文立场的如何，也不在乎此文是否虚构。有了好的语言表达就行，也难怪有那么多学生无病呻吟。
“揭贪”里有一种大义灭亲的大气概。但是，经典的文学作品里，如此爽快的弘扬正义凛然的气概，好像也不多见。人性的曲折，年少时代的观念混乱，在此文以及更多的高分作文里都看不到，是他们的世界观早熟，还是我们的高考作文根本不追求自我的独到认知？决绝的“揭贪”里，已经看出文学的表达正被悲情的表达给架空。学生们生活简单，而高考作文所引导的写作又需要情感的洪流，没有悲情的身世，学生们便要脱离生活经验来制造。
以超越生活经验的体认来作悲情表达，是我们学生时代都在做的事。中学作文里追求宏大叙事，到了以后的自由写作时代又轻易被抛弃掉。因为有了价值的虚立，才有以后的价值解构。在被出题者和考官们包办的写作标准里，学生们的认知往往被早以确立的主旋律给框定了。“跨不过去的坎”也好，“行走在消逝中”、“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等等等等，这些成年人的哲理和诗意，需要学生们找到经验之外的题材来表达。写作的文字，就此成为修辞的技术。
如此，大家就都放弃真情而追求悲情，而“揭贪”作文自然就没有因父亲贪污而产生的爱恨交织，就自然没有父亲出走后对未来的忧虑。这样高姿态的叛离，如果没有复杂情感的阴影，单纯从人性角度来解读，是不可信乃至不可理喻的。我不反对作者的立场，只是悲情的写作，还是越少越好。
“贪官作文”所呈现的可贵的现实感
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中，有一篇这样描写道：高考前父亲卷公款逃走，柔弱的母亲卖房卖车替父亲还债，在“坎”面前非常坚强，这位女生也汲取到了成长的力量。最后，这篇“贪官作文”得到了63分的高分。这一新闻这两天来引发了网民热议，赞赏者认为，考生如此大义灭亲是英雄壮举；反对者认为，她违背了中国自古就有的“亲亲相隐”的规定，是有违伦理的卖亲求荣之举。也有网民认为假如她仅仅是为了取悦阅卷老师而编造了这个故事，那就是非常不诚实的行为了。
如果就像阅卷老师所认为的，这篇“贪官作文”文理俱佳，情感真挚动人，那么我很欣慰它得到了一个它应得的分数。是的，也正如阅卷老师不可能脱离具体的评分标准来打分一样，我们也只能从时代背景出发，从文本表达本身，来看待一篇高考作文的成败。
有人或许会怀疑其真实性，但我们知道，在考试规则中，并没有规定高考作文不可以虚构。无规定即为许可，那么真实性与否，实在不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也很想提醒的一点是，千万不要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这篇“贪官作文”是一封举报信。如果这样的话，美国著名杀妻案的主角辛普森不久前写的《如果我做了》，简直就是一个自供状了。
至于一些人所关注并争议的，大义灭亲也好，卖亲求荣也好，同样也是一篇作文所难以承受的。一篇高考作文，一开始只可能有特定的一个或少数几个读者，他们就是阅卷老师。如果是大义灭亲式的举报，那么是向阅卷老师举报吗？至于“卖亲求荣”，则让人一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公民时代、法治社会，竟然还有人公然谈论“亲亲相隐”，直让人悲从中来。
那么到底该怎么看待这样一篇高考作文？或者说，什么才是这篇“贪官作文”的文本表达本身？既然我们不能附会，那么就只能看到我们所看到的，这就是这一文本本身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呈现出的冲突与矛盾，反省与思考。因此一篇高考作文，其实就应当是一个时代场景的设置与描述，所以也正反映着时代的真实与现实的冲突。能做到即为上品，做不到则为下品。这是一个要求，也应是一个标准。
显然，就像“贪官作文”中所描写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贪官并不少见，因贪赃枉法所导致的各种家庭灾难，也自不待言。那些认为这篇作文虚构的人们，尽可以拿作文所呈现的情节去比对现实。同时仍然像作文所写到的，当一个做贪官的父亲成为一个家庭所有成员内心深处的“一道坎”时，本身也表明贪腐现象正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道坎”，因此我们也都必须从跨过这道坎中汲取成长与进步的力量。如果说“贪官作文”是一封什么信，那它也只是一封匿名信，借时代人之手，说出的是关于一个时代的真实。如果说它是一种虚构，“满纸荒唐言”，但那一把流淌在现实面颊上的辛酸泪水却是真实可触的。要说微言大义，文以载道，这才是我们应当看到的，而不是其它。
事实上，“贪官作文”所呈现的这样一种时代性及现实感，正是我们今天高考作文所稀缺的。因为今年各地高考作文命题呈现出一派诗意盎然的景象，所以曾经招致舆论批评，被质问到底是“诗意还是失意”。这正是对于高考作文应具有时代性、合时而作的一种要求，也正是有评论所说的“高考作文不能没有现实感”。这种现实感，以及文理俱佳的表达，才是评判一篇作文真正的标准，除此之外，只能是一些琐碎而不知所云的伪判断、伪标准。
从麦克阿瑟维护荣誉看“贪官作文”的可鄙
今年上海高考作文中，一篇描写自己从小生活在一个美满家庭，却在高考前父亲卷公款逃走，柔弱的母亲卖房卖车替父亲还债，在“坎”面前坚强非常，这位女生也汲取到成长的力量的“贪官作文”得到了63分的高分（满分70分）。由于写的是“贪官”，对传统道德是个挑战，不但判分时阅卷老师意见不一，经媒体报道后，社会上赞赏有加者有之，严词痛斥者也有之。（6月22日《广州日报》）
赞赏者认为，“作文的质量才是评分的最根本依据。”诚然，高考作文是以文本质量来体现的，但我国自古以来都提倡“文以载道”，也就是说文章是表达思想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文章。这位“勇敢”揭发父亲的女儿如果他父亲的贪污行为是真的，她违背了中国自古就有的“亲亲相隐”的规定；如果她仅仅是为了取悦阅卷老师而编造了这个故事，那就是非常不诚实的行为了。这样看来，这位考生的作文所载之道无论真假都是有违道德和虚假的道，果如此，她的贪官作文是不应该得高分的。
我是比较赞同著名媒体评论人魏无忌的看法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亲都揭发，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揭发自己的父亲，从法律的角度的确可以获得更多的线索，但从伦理的角度却是对亲情的出卖，正因如此，我国古代的法律一直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即父亲犯了罪，儿子没有向国家举报的义务。既然从古代的法律和民间的风俗都有“亲亲相隐”的原则，那么就形成了公序良俗。什么是公序良俗？它指的是国家社会都认可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是老百姓都约定俗成的一种秩序和道德规范。
“亲亲相隐”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提倡“亲亲”原则，孔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句话成为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正因此，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中国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对告密的行为一向是不齿的。不仅中国内地如此，我国的台湾地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韩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德国、法国的刑法中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近代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不谋而合，说明“亲亲相隐”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1889年，19岁的麦克阿瑟进入他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进校不久就在训练中遭高年级学生残忍作弄以至发生痉挛和昏厥。事后在接受法院对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做法的调查时，他道出了详情。但当法院要他讲出恶作剧的学生时，他犹豫了。如果拒绝服从命令，他可能被开除。这将意味着孩提时代全部梦想的破灭。这个时候，母亲送他的一首小诗帮助他下了决心。诗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人们会以子女来判断母亲的品行。如果阴影或羞耻抹黑了他的名字，母亲也将蒙受耻辱。有着良好家庭教养和高贵禀赋的麦克阿瑟具有维护个人和家庭荣誉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允许他告发同学。于是麦克阿瑟不顾可能发生的前途危机而选择了沉默。这个选择使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麦克阿瑟宁愿被开除也不告密是基于一种原则，对一个尊奉荣誉原则的人来说，相信告密是人类有过的劣行中最不名誉的一种。
一个反例是*时期，告密竟然成了中国人一种生活常态，所有的告密者都是身边最亲近乃至最亲密的人，包括夫妻、父子、师生、朋友、上下级等等。那时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是一个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社会，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社会。这种告密对人们心灵的伤害至今仍然存在。因此，人们宁愿“亲亲相隐”（即使这样可以使得一些违法者逃脱法律惩罚），也要反对鼓励告密的“制度设计”。因为，这种设计是违反亲情与人伦关系的。犯罪当然违反国家法律，但违反公序良俗的告密却有可能使得社会走向毁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贪官作文”，我只能为这位上海考生如此作文感到悲哀。她为了得高分而投机的功利行为实在是可鄙而可耻的。结合前段时间出现的女儿告父亲包二奶的新闻，我要说，我们的教育还存在很大问题，我们只有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我们没有培养学生成为合格公民的公民教育。一个合格的公民是不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告密的。我们的社会也不应该鼓励和提倡告密行为。在我看来，这位考生的作文只能判为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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