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读书笔记_2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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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读书笔记
王寅晓 2011200052
书名：《八次危机》
副标题：中国的真实经验
作者：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等
简介：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
核心概念
1.制度路径依赖：一切的制度一经形成就会自然而然地不断照着其模子因袭下去。因为改变或改革都会造成成本或一个受损的群体。
2.经济软着陆，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基本指标是：经济增长率>7%，失业率：4.5—6%，通胀率：≤4.5。
3.经济硬着陆：经济增长不仅是短期向下波浪式的运动，而且在2-3年内，无法回到原来的高点。同时，向下调整往往是不能够计划的，是没有办法人为控制的。因此，向下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不是随机的简单波动，而是激烈的向下调整。用计量经济学的概念，硬着陆是经济增长长期向下移动的开始，因而出现明显的结构性断层。
4.成本转嫁论与发展陷阱：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与发展中国家转嫁。这个是西方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矛盾。而“解殖”成功的国家，因其普遍参照西方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却又不可能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大多数堕入“发展陷阱”。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多都归因于有条件向内转嫁成本。譬如中国，在改革以前的城市危机主要靠向集体化的农村转嫁从而实现在城市的软着陆。之后的危机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进而才引发了“改革”。
5.资本与政府：这个是人类在西方特色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制造出来的两个最为“异己的产品”——代价高昂且反制于人类自身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上层建筑是政府。而上层建筑往往是派生于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
正文：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我深深地感觉到现今世界上发生的多种危机与灾难，多是由于人们对于“术”的痴迷追随而致的。人们可以不断地创造金融衍生产品，可以不断地革新赚钱机器。然而终究这一切的终点是什么，是美丽愿景的实现还是毁灭的到来。我相信，后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人们需要明确地知道“道”是什么，这个道，不单是道理，还是铺陈开来的道路。人们发明了走路的各种方式，然而去往的方向才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通晓道，唯有读史，而且还得遵循一套认识历史的办法——“冷酷实证”。此就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价值主张。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对于世界的理解里大多都会掺杂自己的意识形态，甚至有先入为主的倾向。然而真正去明了一段历史，甚至可以说明了任何一件事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足够的“冷酷”，得以站在事情的外
面往里看，以期获得深刻的真知。
而这本书，就是一本对于历史的，不带意识形态的，纯粹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评论。
这本书，将农民的作用剖析得非常完善，更指出了中国避免“发展中陷阱”的“最佳”道路。可惜，他是一本“经世致用”的书，不是一般读者能够读懂、爱读的有用书。更何况，在许多读者眼中，“三农之学”于己的作用并不大。然而，果真如此吗？
农村和农业是中国经济危机最后的避风港，农民是稳压器。
经济发生波动乃至危机，在今天很普遍，不是认可不认可就能消失的。自1949年建国后，我国共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如果不承认这个词，您可以视为较剧烈的经济波动）。原因很简单，如下：
其一：1958-1960。建国后，由于照搬苏联，中苏关系变坏之后，经济波动自然出现。1957年前苏联中端经济援助，我们的对策是：下放权力给地方，地方政府开建集体企业。由于建国初倚重前苏联重视重工业的工业布局，地方政府仍然延续过去的经济思路，发动了“大炼钢铁”“大跃进”。与此同时，缺少货币的中央政府只能靠货币增发来宏观掌控经济。1958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仅为地方政府的四分之一，由此造成了货币通货膨胀。终至爆发了1960年的财政赤字。
然而，由于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虽然，中国举全国之力，上至最高领导层下到普通百姓，全都急上阵、勒紧裤腰带。但1961年、1962年财政收入则越来越坏。这时天灾爆发，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危害显露（共有1亿成年劳动力参加）。
这时，是农村和农业帮助了国家。全国农民以主动或被动的要求支援军队、支援城市。农民在这一时期付出的不仅仅是收入，更有健康和生命（新生儿死亡率高达14%，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由于财政困难，城市就业出现较大问题。1960年城市就业人员有1.3亿人，两年后陡然降到4537万人。为此，开始较大规模的上山下乡。
面对危机，1961年政府在“三农”上做出重大改变。改以“乡”为单位转以“生产队”为集体经济核算单位。同时，允许家庭经济出现。在财政上，收回了一些还没有能力的地方财政控制权力，中央财政重回占比50%以上。由此，农业开始增长，粮食供给加强。城市与农村交换开始频繁，经济逐步恢复。
其二：1968-1970国内经济稳定之时，国际形势却对我极为不利。蒋介石“反攻大陆”军机骚扰东南沿海、中印战争、抗美援越、美苏对中国核讹诈、中苏边境冲突等等，前仆后继。由此，中国开始了“战备经济模式”，自1964年起平均每年120多亿元的资金投入到“三线建设”中（1962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才313亿元），时间长达十五六年。因为，着眼点是国防安全不在经济、着眼点是重工业和军工业等原因，这部分资金基本属于白投入。这就造成了财政赤字、城市就业困难。为此，我们的对策是：大规模上山下乡。
其三：1974-1976。经过十多年的经验，苏联式工业道路，愈发与中国国情相悖。为此，中国领导层把目光放到了欧美国家。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以43亿美元购入西方设备的宏大计划，史称“四三方案”。美国此时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产业资本再次流向世界，由此，中国准备迎接。
然而，由于中国内部缺少资金，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由此，货币增发成为必然，同时财政赤字也较大规模出现，1974年缺口达100亿元。为此，对策是：大规模上山下乡。
其四：1979-1981。三大伟人接连故去，“十年*”也结束了，然而，苏联式工业化路径仍然没有摆脱。为此，1978年开始中国大规模引入美日设备，当年的合同金额就达到了78亿美元。当时的政府以希望扩大城市经济来解决经济问题，然而，由于我国缺乏扩大再生产资金、财政赤字、外债等因素，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
从1979年开始经济增长出现乏力，固定投资锐减。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福利方面欠账太多，1979年到1981年在增大固定投资的同时也加大了城市福利制度建设，两者相叠加更使得财政赤字问题越来越突出。而此时，在继续延续上三次解决方式：上山下乡已经不可能。一方面城市青年不愿意，一方面农村已经千疮百孔无法再次承接众多城市青年。1979年城市待业青年高达2000万以上，其中包括近700多万回城知青。
而这时，农村的自发改革出现，使中央领导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由小岗村开始的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制，本质上是左右难以兼顾的中央政府与农民签署的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下，农民的一切归属农民自主，政府不再插手。甚至包括农民的各项福利等应该由政府解决的问题。而当时三农的危机，已经使农民乐于接受这种契约。
由此，自1982年开始，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在谈农业，农民改革的热情被大幅度调动起来。促进了粮食、农产品等多方面的增长，由此，反哺给了城市，促进了城市各方的发展（如农村商业、轻工业的发展，既加大了财政收入使政府用此加强了城市工业的原始资本积累，又扩大了城市农村的产品交流），中央财政日渐好转。
其五：1988-1990。由于当时中国农村人口高达80%，农村稳定就代表了国家稳定。因此，1983年开始城市经济发展开始复苏。然而，在高度发展过程中，资本的“一窝蜂”以及过度投资问题再次显现。直接造成1988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增速由1987年11.6%下降到1989年的4.1%。通货膨胀严重，CPI（物价指数）高达18.6%（月度最高25.6%），大量城市“三角债”发生。与此同时，大量外债到达偿付时期，那时，我国每赚1美元外汇就需要偿还至少0.75美元，直接造成我国外汇储备为负，外债率高达77.1%。
为此，对策是一是号召乡镇企业加大加工制造业力度，加大外贸，把国内原材料和市场让给城市经济和企业（由此，造成乡镇企业发展减缓）；二是再进一步压缩对人口大多数——农民的各项福利并增加税收以增加财政收入（另外，农村基层政权的收入也主要有农民支付），转而支持城市经济和企业。
在如上举措下，中国挺过了危机。然而，由此也造成了国内消费严重不足，严重依赖出口的问题。与此同时，自1989年起农民收入改变了十年的高于城市收入增长的速度，开始了负增长以及缓慢增长直到今天。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发展，由此“农民工”大批登上历史舞台。
其六：1993-1194。1991年中国经济刚刚企稳，股票、期货、房地产市场便以促进发展的名义相继开放，由此造成，非理性投资再次出现。与此同时，“政企分开”也于1992年开始。但是，问题在于刚刚“分开”的企业领导者经验不成熟，非理性投资较为普遍。为此，货币增发转变为了货币超发。
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为此，各种条子、各种颜色的条子满天飞。最终造成由此，1993年中国出现了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时出现的局面，外界也开始爆炒“中国崩溃论”，年CPI指数高达24.1%。
中国经济出现了“四高”“四热”“四禁”“一乱”状况，整个经济在1994年呈现乱象。政府的对策便是于1993年6月开始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1994年人民币在各种压力下狂降57%；大规模发行国债。强行补缴税款，即使企业倒闭也要把欠税补齐后再倒闭。对普通百姓影响较大的便是大规模下岗、买断工龄等。自1995年以每年平均800万的速度让国企和集体企业职工离开企业。
这次危机的结局，是唯一一次，城市付出比农村付出更惨烈的一次。要知道，自农村改革之后，农民的生计问题得到了相对较强的保障。而城市由于各种福利建设问题，丢失工作后的生计问题面临很大考验。
其七：1997-1998。随着铁腕宏观政策的施行，中国经济逐步发展。随着与世界交往的频繁，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乃至危机也开始由之前的内生性向外生性发展。我国于1997年基本躲过了了上一次经济波动，然而由于针对1988-1990年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使我国开始逐渐
依赖出口倾向越来越明显。恰在此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第一次“输入型”经济危机爆发。从对第六次经济危机的阐述可以得知，解决之道是城乡百姓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由此，内需一蹶不振（1998年大洪水又造成了较大损失的同时，使粮食安全问题又呈现在国人面前）。拉动经济只能主要靠出口，而亚洲经济危机又使得问题难度大幅度增加。更要命的是，为了体现大国风采，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进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则宣布不贬值，为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使得我国对付经济波动的难度大幅度增加。
政府应对措施主要是金融领域改革、大规模增发国债（10万亿以上）、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产业化改革。全民购买国债的同时，政府又以加大投资开始向广大农村要地，兴建各类基础设施，如交通。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相关领域价格提升开始加速。在就业方面，由于城市经济发展问题，打工者开始回流。三农的作用在此时被评价为“蓄水池”。
其八：2008-2009。自2003年起至2013年连续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皆是关于三农问题。由此，三农问题似乎被提高到了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其本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为城市经济发展而注重三农问题。自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再次步入平稳发展时期。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则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劳动力过剩、一般制造品过剩、金融资本过剩，与内需不振、依赖出口和投资如影相随的情形发展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出现了问题。但所幸之处在于，自2003年起自中央一号文件带动下，我国连续六年在三农问题上发力，使此次经济危机的危害降到了最低处。
2009年我国东部沿海外向型企业有数万家企业倒闭，共有大约2500多万农民工失业。虽然地方政府因为“三农”对GDP发展的贡献不大，视为“鸡肋”。因此，将目光放到了各种投资、金融上。但中央政府的各项惠农措施，仍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2500多万农民工陆续归乡从事“三农”，使中国经济平稳过渡。
然而，在众多利益集团的引领下，房地产领域继续吞噬着三农的基础——土地、户籍政策继续隔离着农民与农民工与市民拥有同样的人的尊严。在目前大规模发展“城镇化”的背景下，三农在下一个经济波动来临时将如何发挥“最后防火墙”的作用？以及三农之于国家的命运终将如何？这都是未来我们需要去关注，甚至需要去尽力的地方。
笔者待思考和解决的一些疑问：
1.西方发展中的制度成本是从何而来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2.危机转嫁论是在制度依赖的模式下存在的一种处理方式，危机通过转嫁得以“解决”只是治标的手法，危机中产生的矛盾还是具体地积累了下来，而历经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过度积累最终会演化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3.在新的无依附的世界结构下，西方国家依旧没有舍弃其转嫁危机的路径依赖，然而在当今的世界，这种转嫁的具体形式是什么？
4.我国在改革前对于农村的危机转嫁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在未来我国对于农村的补助是否应该形成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