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信矿业集体有限公司与榆林市榆阳区2_中信矿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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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榆林市榆阳区 常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合同纠纷中的《民事调解书》及最高法院相关法律文书是否具有可执行性问题的法律意见
本人曾东红，男，1962年生，广东省梅州市人，现为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主要学历：法学学士，1985年中山大学；法学硕士，1988年北京大学；法学博士，1999年北京大学。主要社会兼职：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原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专业仲裁员。在中山大学法学院从事涉外经济法、金融法教学、研究超过18年，曾任该院副院长。
事由
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一审原告，下称常乐工贸）与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下称中信矿业）、百浚天成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安哥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第三人）、榆林常乐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下称常乐堡矿业），因中外合资企业合同纠纷（下称本案），于2008年7月间诉诸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查明本案相关事实的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1.1． 原告常乐工贸与被告中信矿业于2004年12月间订立《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约定设立合资公司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常乐堡矿业）。该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均为7100万人民币。其中，常乐工贸出资2130万元，占30%，中信矿业出资4970万元，占70%。
1.2．中信矿业的出资4970万元以人民币现金投资，分三期注入，分别为：合资公司注册时注入第一期2000万元人民币；合资公司成立后1年内注入第二期2000万元人民币；合资公司成立2年内注入其余970万元人民币。1.3．上述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成立了合资公司常乐堡矿业，于2005年1月18日经工商管理部门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中信矿业当时仅履行了第一期出资义务，之后因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非法变更，故未能在合同约定的合资公司成立2年内完成第二、第三期出资。2005年5月19日，陕西省工商局为该公司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执照载明公司的注册资本71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4134.24万元人民币。1.4．2007年3月2日，经合资公司常乐堡矿业申请，榆林市商务局以（2007）31号文给常乐堡矿业作出了“关于中港合资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申请外方延期缴付注册资本金的批复”，同意中信矿业延期缴付注册资本。1.5．其后，百浚天成公司以中信矿业名义代为缴纳了第二期、第三期出资共356万美元，并且由银行遵循外汇管理规定解付入账。具体情节是：2008年2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榆林市长城支行给常乐堡矿业发出了贷记通知书，告知该公司于该银行设立的帐号为2609***28的帐户，收到汇款人为Clarigain Enterprises Limitedunit 的两笔美元汇款，汇款金额合计356万美元。同年3月5日，该银行又给常乐堡矿业发函称：“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陕）汇资字第O***号之规定，我行已经为贵公司开立了美元帐户2609***28，该帐户的累计流入限额为3560000美元。在此期间，我行已收到贵公司两笔美元汇款，累计金额4172590美元，超出限额部分为612590元，对于限额内的金额我行已经为贵公司解付入账，对超出部分将原路退回„„”
1.6．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验资已经依法完成。2008年2月18日，陕西宏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给常乐堡矿业出具了陕宏验字（2008）第00048号《验资报告》，确认合资公司常乐堡矿业已经收到中信矿业第二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35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9567600元人民币。该会计师事务所据此并结合先前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博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05年4月29日出具的对中信矿业第一期出资1900万元人民币，以及对中方（常乐工贸）出资的验资报告（榆博会验字（2005）第25号），进一步确认，截至2008年2月18日，常乐堡矿业已经收妥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7100万元。
1.7．陕西宏达会计师事务所在《验资报告》中对中信矿业第二次出资是由Clarigain Enterprises Limitedunit汇入的情况做了关于合法性的特别说明，并表示已经将该第二次出资情况专函征询国家外汇管理局榆林支局，得到该局确认。证实常乐堡矿业的外资外汇登记编号为：612700051601。1[1]
1[1]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30号）第二条第6项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者与其境外投资款缴款人不一致的，外汇局可为其办理验资询证和外资外汇登记，同时应该在外方出资情况询证函回函中注明‘缴款人与投资人不一致字样’”。这表明在外汇管理上是认可“投资人与缴款人”不一致的法律事实的。由于合资公司的中方即常乐工贸认为百浚天成公司以中信矿业名义代为缴纳的第二、第三其出资是虚假出资，其目的是达成中信矿业股东内部之间的股权转让，故诉诸一审法院，要求判决该出资无效，并由常乐工贸按照原合资企业合同约定优先购买中信矿业的股权份额。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中信矿业的第二次出资并无不妥，常乐工贸主张其出资虚假不能成立，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常乐工贸不服一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法院上诉。在上诉期间，经该院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根据该院（2009）陕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的内容如下：
1.1.为解决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争议，本调解书生效后，由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将百浚天成通过Clarigain账户代出资款退回，由中信矿业集团公司股东经协商后，以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依法重新向榆林市常乐堡矿业公司注资356万美元。
1.2.按照上述约定重新出资后，常乐工贸不追究中信矿业逾期出资违约责任。1.3.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及安哥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其他诉讼请求。
然《民事调解书》发出后，中信矿业提出对该调解完全不知情，该调解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己方代理诉讼的律师出卖，由该律师背着己方与对方签署的，并以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内容不合法等为由，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院）再审，请求撤销上述陕西高院调解书。最高法院以（2010）民申字第59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中信矿业再审申请。
尔后，最高法院又以“现当事人向本院反映，陕西高院（2009）陕民三终字第19号调解书所涉资金的汇入和退回的履行顺序存在争议，该调解书至今仍不能实际履行”为由，以《通知》的形式向本案各当事人通知如下：
在陕西高院（2009）陕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的履行过程中，应先由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汇入356万美元后，再由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将百浚天成有限公司通过Clarigain账户代出资款项356万美元退回。
现中信矿业有限公司就（2009）陕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以及最高法院《通知》是否违反外汇管理法规以及能否执行的问题，征询本人法律意见。
上述事由所涉及的有关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高院、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裁定、调解书、通知等法律文书，除调解书为复印件外，其它均由中信矿业向本人出示了原件，本人采信。关于一审法院确认的注资真实、合法、有效之事实，由于二审法院和最高法院均未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本人采信。
本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则，在知识及实践经验所达及的范围内，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案涉及的中国外汇管制的相关环境背景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基本法律架构是由199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下称《外汇管理条例》）所确立的。该条例经过1997年1月和2008年8月两次重大修订，施行至今。由于该条例授权外汇管理部门（专门的外汇管理国家机关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及原国家计划委员会都在职责范围内负责部分的外汇、外债管理职能）负责实施并制定有关实施办法，故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为应对实施该条例之需要制订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通常以规定、办法、规程、通知等行头发布。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梳理、汇总的《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截至2011年6月底），现行有效的主要外汇法规近360件。根据中国《立法法》相关规定，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属于国务院部委规章，均具有立法的法律效力。
在外汇管理事务的类分上，对“人”主要分境内机构、境外机构、境内个人、境外个人等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外商投资企业就属于境内机构的范围。对“事”主要根据外汇转移的类型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因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定相关规定的要求，首先将外汇转移的类型分为经常项目外汇（current account）和资本项目外汇（capital account, also capital and financial account），再在该分类下进一步分类，例如，资本项目下又分为资本转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贷款、衍生品等。直接投资类又包括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
对本案来说，关涉最深的是关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分类管理。所谓经常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涉及货物、服务、收益及经常转移的交易项目等；所谓资本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引起对外资产和负债水平发生变化的交易项目，包括资本转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衍生品及贷款等（《外汇管理条例》第52条）。大约从1997年起至2002年前后，中国通过数次外汇管理的改革和实施配套，基本实行了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也就是对经常项目外汇基本上已经消除了实质性的管制措施。但是，由于资本项目外汇转移涉及到一国资产负债水平的安全、应对大规模资本跨境转移以及本外币汇率急剧变化的实际能力，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质性放开的条件，故到目前为止，国内还继续实行较为严格的、以行政许可审批制度为基本形式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并在实施中形成了较为行之有效的措施。以中外合资企业（中港合资企业比照适用）为例，一个合资企业从举办到实际运营，至少在如下几个环节将受到外汇管制措施的约束：
第一个环节：临时专用外汇帐户的开户申请及审批。当中外双方谈判成功签订了中外合资企业合同、章程后，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法规，需要报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后才能生效。在报批之前，如果涉及到举办企业的前期费用需要投入外汇，或者一方要对外汇资本投入进行担保，或者中外双方举外债投资等需要履约保证金，则应当由当事方先向当地外汇管理局申请并得到批准，发给开户通知，当事方才能凭以开立临时的外汇专用账户，账户内资金专款专用，其划转须逐笔得到外汇管局审批。最高限额为10万美元或者保证履行项目价值的5%，开户事由消失后，该账户即停止使用。
第二个环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合资企业成立后，应当在规定时限内依法向注册所在地外汇管理局申请外汇登记，由后者发给《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开户通知》。外汇登记证是办理外汇业务、外汇行政审批等手续的资格凭证。
第三个环节：区分外汇用途性质开立不同的外汇帐户。合资企业凭外汇登记证和开户通知，可以开立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账户，如结汇、购汇的账户，资本项目下的专门帐户，如外汇信贷账户（如有举外债经营，则必须开立）。合资企业必须开立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资本金帐户。银行在为合资企业开立外汇帐户后，必须把账号、帐户性质、用途、币种、开户日期、帐户使用期限等重要信息记载在外汇登记证上并加盖银行印鉴，以备外汇管理局核查。
第四个环节：具体外汇业务（进出）的核准。当合资企业的股东将注册资本中的外汇资金注入合资企业时，必须汇入该企业的外汇资本金帐户。但在此之前，应当由合资企业事先向当地外汇管理局申报请求核准，外汇管理局审查外汇登记证等申请资料后，如果核准，则发给《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银行方可凭以将汇入资本金帐户的外汇资金解付入账。否则，所汇入资金将在5个工作日内被原路退回。由于外汇业务核准中核准了最高限额（对合资企业资本金账户来说就是外汇注册资本数额），故超出限额1万美元之外的汇款也会原路退回处理。已经解付入账的外汇资金如果需要结汇用于企业经营等，原本需要外汇管理局核准，但2003年后，外汇管理局已经授权外汇指定银行直接代为核准办理。
第五个环节：验资询证。即合资企业在有关资本金账户收到外方出资后，须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向相关开户银行查询核实出资情况，并对外方出资情况发函向外汇管理局进行真实性、合规性的询证。外汇管理局收到询证函后，对相关资本金账户开立是否经外汇管理局批准，相关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是否由外汇管理局签发等事项进行审查核对。所询事项核对无误后，回函给会计师事务所并告知“外资外汇登记编号”。其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确认注册资金出资到位的验资报告，是合资各方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合法证明。
第六个环节：涉及合资企业减资、增资、再投资的重新审批和核准。当合资企业因故减少注册资本、增加注册资本或者利用注册资本增值部分进行再投资，除了需要原审批该企业的商务部门批准外，还须凭商务部门批准文件等报当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批，重新焕发新的外汇登记证，并需要办理外汇业务核准手续。
从上述六个环节所涉及的外汇管理行为的性质看，应当属于实施外汇管理的行政许可行为的实施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的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主要包括：
（1）《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32号令）；
（2）《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号）；（3）《境内外汇帐户管理规定》（银发（1997）410号）；
（4）《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96】汇资函字第187号）；（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变动若干问题的通知》（【96】汇资函字第188号）；
（6）《境内外汇划转管理暂行规定》（【97】汇管函字第50号）；
（7）《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企业验资工作以及健全外汇外资登记工作的通知》（财会（2002）1017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2）42号）；
（9）《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问题的通知》（汇发（2002）59号）；
（10）《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30号）
（1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进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项目结合审核与外债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汇法（2004）42号）；
（12）《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通知》（汇法（2008）142号）等。
从法律位阶上看，上述行政法规、规章的位阶虽然相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为低，但在内地法律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国外汇管理、管制，特别是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所涉法益，是我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些外汇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在法律实践中是能够得到严肃认真执行的。例如，由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除依法豁免的外，我国外汇借贷合同、外汇担保合同都必须经过外汇管理部门审批或者确认。在司法实践中，未经审批或者确认的外汇借贷合同、外汇担保合同均属无效，这是国内法律界的常识性命题和判断。
二、关于本案所涉陕西高院《调解书》、最高院的《通知》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的具体意见
本人认为，上述陕西高院（2009）陕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第1项，最高法院《通知》中对相关当事人有关资金收、退顺序的要求，均不具备实际可执行性。因为，它们缺乏合法执行的操作条件。分述如下：
（一）中信矿业没有合法事由和途径将356万美元汇入合资企业并为后者持有
《民事调解书》第1项的内容是：“为解决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争议，本调解书生效后，由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将百浚天成通过Clarigain账户代出资款退回，由中信矿业集团公司股东经协商后，以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依法重新向榆林市常乐堡矿业公司注资356万美元。”最高法院《通知》的相关要求是：“在陕西高院（2009）陕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的履行过程中，应先由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汇入356万美元后，再由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将百浚天成有限公司通过Clarigain账户代出资款项356万美元退回。”前者要求“依法重新注资”，后者要求“汇入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据此，首先，中信矿业汇款的目标账户必须是合资公司即常乐堡矿业拥有并能控制的账户。其次，汇款的性质和用途必须是“重新注资”，即重新注入“注册资本”。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7条）有关外汇业务必须通过依法开立的外汇账户办理的规定，常乐堡矿业必须用外汇账户收受中信矿业的356万元美元汇款。就常乐堡矿业现有的外汇账户而言，由于有外汇管理局核定的最高限额的限制，且外汇结算账户（属于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账户）内不得汇入资本项目用途的的资金，故该公司无论是日常外汇结算账户（无论是否额满），还是资本金账户（属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账户，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该公司资本金账户已经额满），均无法供中信矿业合法有效地汇入。
那么可否申请新的资本金账户供汇入之用呢？如果需要重新开立资本项目的外汇账户，必须如实申报事由和相关资料，申请外汇管理局审批。在这种情况下，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就成为是唯一的申报事由。但是，履行民事调解书在外汇管理中没有相应的账户性质、类型，故申请资本金账户的理由最终必然要落实到“重新注资”上。然而，如果批准这种申请，则意味着外汇管理局必须撤销掉原来已经对该合资企业依法实施的外汇资本金汇入核准许可，违反自己公布的操作规程，重新换发该企业的外汇登记证并签署新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并暗含承认自己先前进行的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的行为违法。显然，如果当地外汇管理局依法行政，那么，对常乐堡矿业为了履行调解书而要求重新核定最高限额或者开立新的资本金账户的申请，都是不可能予以批准的。这样，常乐堡矿业必然是无合法账户供中信矿业汇入356万美元之用。
就中信矿业而言，汇入356万美元之前，同样必须申报汇入资金用途，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外汇登记。由于该公司已经履行了缴纳注册资本的义务并得到依法验资确认，重新注入注册资金在外汇管理上是违规的，故其重新注入资金的申请同样得不到批准。
（二）常乐堡矿业也无合法事由和途径将已经解付入账的356万美元资本金汇出
在外汇管理上，已经解付入账并经依法验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账户的资金，如果需要合法划出，无非有三类可能。一是因为依法结汇（即兑换成人民币）用于企业经营或者经批准用于偿还企业债务；二是经过股东协商一致，董事会批准，合资企业依法减资，即减少注册资本；三是合资企业注册资本在企业经营一定时间后发生增值，股东用其增值部分进行再投资或者汇出。后两种情形，需要设立该企业的原审批机构即商务部门重新审批，合资企业再凭商务部门的批文等资料报外汇管理局审批，换发外汇登记证，签署新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而且，这三类情况均无法满足履行民事调解书的目的和要求。
那么，能否纯粹以履行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为由申请外汇管理局批准划出注册资本金，可否得到批准和核准呢？本人在研究和实践生涯中目前未见闻有过，按照现行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原则，也不合法。
（三）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无法协助强制执行违背国家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原则的民事调解书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强制执行依法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或者民事判决，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强制执行中，人民法院可以命令或者要求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机构和个人履行协助义务，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民法院无权命令或者要求协助执行义务人违法协助执行，更无权在强制执行民事调解书、判决书时干预专属于行政特权的事务。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
本案调解书一旦强制执行，可能涉及到的协助执行义务人主要是合资企业常乐堡矿业的开户银行和外汇管理局。银行须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规定的范围以及外汇管理局签署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以及开户通知，才能为合资企业重新设定汇入资金最高限额，或者开立新的外汇资本金账户，否则，将可能受到外汇管理局的严厉处罚。2[2] 在外汇管理局为常乐堡矿业换发新的外汇登记证并签发新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之前，银行为该公司开户或者对限额外的汇入资金解付入账，都是违法的，法院不能强令银行那样做。
那么，人民法院是否可以以强制执行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为理由，命令外汇管理局专门为了执行上述调解协议而签发《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呢？本人认为，如果法院那样做，在法律上就一下子越过了两个行政机构的行政许可行为和程序：一是商务行政部门对合资企业增资和减资的审批行为（尽管增资和减资对本案来说都不是真实目的，并且调解书的目的最终是使到合资企业注册资本数额不变，但在法律程序上确实存在前前后后的增资、减资行为）；二是外汇管理部行政门许可行为，包括外汇登记的批准、对外汇资本金最高限额的许可、对外汇资本金的汇入汇出核准许可等行为。而上述这些行政审批、许可等行为，是我国有关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外汇管理法规赋予我国商务行政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的特别职权，法院无权以民事判决、裁定及其执行，直接或者间接取代、变更、终止该等行为。外汇管理局没有义务，也不应当违背自己的法定职责通过变更外汇登记审批、签发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等，去协助执行民事判决或者调解书。
正像最高法院在“香港绿谷投资公司诉加拿大绿谷（国际）投资公司等股权纠纷案”的 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四终字第14号）中指出的那样：“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直接或者间接地使有关的行政行为作出变更，但这些行政行为应理解为只是程序性或形式性的行为，如备案、登记等行为，而对实质性的行为，如本案所涉及的审批行为，则是我国法律赋予 2[2]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30号）第二条第8项的规定：“外汇局如发现外汇指定银行私自为企业开立账户、资本金超限额入账等违反账户管理规定的，应按照《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规定进行处罚。如企业伪造变造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外汇局或外汇指定银行回函的，应将有关资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特有权力，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作出民事判决予以变更。即使审批不当，也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予以纠正。”3[3] 同理，本案中如果有关法院、其他机构和个人认为外汇管理局当初的审批、许可行为不妥，或者认为现在有义务做违背其当初审批事项的行为，那么，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解决。在对其已经生效的行政审批、许可进行纠正之前，任何人无权命令、要求外汇管理局一改初衷。
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曾东红
2010年12月5日
3[3] 香港绿谷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绿谷公司”的合法股东之一，拥有55％股权；但原本不是该公司股东的加拿大绿谷公司却采取欺骗手段，通过合资企业股东变更程序取代了香港绿谷公司的股东地位，并获得了合资企业原审批机构的批准证书。后香港绿谷公司以加拿大绿谷公司等被告侵占其股权为由，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海高院判决确认了原告的股权，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限期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加拿大绿谷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该院以终审裁定撤销了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其主要理由是：（1）本案系确权之诉。一般的确权之诉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但本案的“确权”有其特殊之处，即本案涉及的是中外合资企业的股权变更问题。（2）对于中外合资企业的股权变更，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构成实质要件，而非程序或者形式上的要求，未经审批的变更行为当然归于无效。（3）本案加拿大绿谷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的55％股权业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香港绿谷公司主张该股权归其所有不当。（4）虽然香港绿谷公司以加拿大绿谷公司为被告以股权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但其实质是要否定审批机构的批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审批部门颁发的批准证书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5）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直接或者间接地使有关的行政行为作出变更，但这些行政行为应理解为只是程序性或形式性的行为，如备案、登记等行为，而对实质性的行为，如本案所涉及的审批行为，则是我国法律赋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特有权力，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作出民事判决予以变更。即使审批不当，也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予以纠正。据此，本案香港绿谷公司请求确认其在中外合资企业中的股权的主张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本案的民事诉讼解决。（该案案情及具体判决内容可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第238－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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