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才政策的历史考察_党的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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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为“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阶段；1984年到1991年为“逐步放开与分类管理”阶段；1992年到1999年为“市场取向与政策调整”阶段；2000年至今为“整合力量与全面推进”阶段。这一政策演变，大大促进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改革与进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才工作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 人才政策 历史演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人才政策迅速摆脱了“左”的错误倾向，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新时期党的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逐步放开与分类管理、市场取向与政策调整、整合力量与全面推进四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1978-198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但由于计划体制的束缚和屡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首先遭遇到人才瓶颈。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和干部队伍“四化”原则的指引下，党在人才政策上开始了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

平反冤假错案。十年“*”以及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受害者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工作已经从局部开展起来，但进展较慢。1977年12月，中组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到1985年，平反工作基本结束，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工作。他们倍加珍惜重新获得的工作机会，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或担任新的职务，精神振奋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推翻“两个估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 “两个估计”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它像枷锁紧箍在全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1977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此后，党中央撤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这一举措，为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开创人才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了条件。“两个估计”的推翻，等于否定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基于此，1978年4月5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

2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戴在许多知识分子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这项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了适当安排。

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10月10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1982年2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消除党内和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建国初的“团结、教育、改造”转变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上来。与此同时，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事情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将知识分子放在与工农兵同等的地位，为大批知识分子入党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543恢复高考等教育制度。1977年8月，邓小平在召开的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中断了十一年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终于恢复了。此后，党中央还在1978年4月至5月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会议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尊师重教”等方针，对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指导我国的人才培养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具有深远的意义。

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1983年10月，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本着“管少、管活、管好”的精神，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分部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下放干部管理权限。1984年4月，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提出，要实行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办法，把下管两级改为原则上下管一级、考察两级的制度，同时提出给企事业单位更多的用人自主权。这一改革，扩大了下级党委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管理权限，调动了下级用人的积极性，有效地解决了统得过死的问题，促进了管人与管事的合理结合。

二、逐步放开与分类管理(1984-1991)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起点，我国拉开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帷幕。各项改革事业的深入，必然要求对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才人事制度进行全盘改革。党的十三大后，党和政府以建立2 公务员制度为突破口，逐渐放开了在人才管理、培养、就业、流动等方面的管理制度，探索适合改革开放要求的分类管理体制。

以分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制度改革。我国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这种利用单一模式统一管理各类人才的人事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基于此，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在分析我国传统人事制度弊端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其基本思路是：“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为建立分类管理的人才人事管理制度，党中央选择的突破口是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庞杂的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十三大报告指出：“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规章，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同时，党中央还明确提出了“政企分开”的原则，强调行政力量不再干预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事实上给予企业在人才工作上的极大自主权，这就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开始独自探索人才人事的管理方式开辟了道路。

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人才培养体制改革。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的新阶段。《决定》指出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在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上，《决定》指出：“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这一举措，扩大了地方办理基础教育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夯实了我国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程。在高等教育方面，《决定》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因此，必须“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决定》提出要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

实行更加灵活的人才就业体制。我国传统人才就业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国家统包统配，这种体制容易造成人才的积压与浪费。为了从整体推进我国的人才就业体制改革，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86年先后制定颁发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四个文件，提出要普遍推行劳动合同制，废除“子女顶替”和“内招”职工子女的办法。文件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在改革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消除我国传11109

3 统就业制度中包得过多、统得过死、能进不能出的弊端，逐步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就业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人才就业体制的放开，改革大学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制度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和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不同办法。此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思路：“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毕业生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鼓励和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在统包统配的人才就业制度下，由于缺少人才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在户藉和档案管理等制度的约束下，人才很难在社会上流动。针对这种情况，1986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通知》在给予科技人员一定的择业自主权的同时，对人才流动中的争议也作了一些规定。1987年1月20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提出了“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的“双放”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科技人才的正常流动，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人才的自身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也提出：“党内党外，都要创造人员能合理流动、职业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条件，破除论资排辈等压抑进取心和创造性的陈腐观念。”此后，我国的人才流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人才市场也就在适应人才流动和人才就业体制的改革中呼之欲出了。

三、市场取向与政策调整(1992-1999)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使党的人才政策面临又一次新的调整，主要任务是把计划体制下的人才工作机制和体制调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体系。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才市场体系，让人才市场在人才资源合理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的人才市场是由政府人事部门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演变而来的，但这些人才服务机构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纯粹市场化的社会组织和完全的利益主体。1994年，党的十四届三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并把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列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之一。为培育和规范我国人才市场的发展，中组部、人事部于1994年8月联合下发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人才市场的意见》，《意见》提出我国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个人自主择业，单位自主择人，市场调节供求，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意见》还对人才个体、用人单位、人才市场和政府的地位与作用做了原则性的规定。1996年1月29日，人事部又颁布了《人才市场管理暂行规定》，为规范我国人才中介活动、单位招聘和人才应聘等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才市场13 4 的正常发展。

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党的十四大后，党中央以推行公务员制度为重点，以市场化为导向，按照“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的要求，全面推进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结合机构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按照这一要求，国务院在总结前一阶段国家公务员制度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1993年8月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公务员制度入轨工作基本到位，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中央和省、地（市）、县、乡（镇）五级政府机关基本建立，标志着我国人事人才分类管理制度初步确立，也标志着我国政府机关人事管理工作初步实现了由适应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

适应科教兴国战略的科技与教育政策调整。1995年5月，党中央确立了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为配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科技政策和教育体制改革也出台了新举措。在科技政策方面，党中央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这一方针，不仅有利于科技人才的自由流动和活力激发，也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在教育改革方面，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2月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坚持协调发展，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办学效益，实行分区规划，加强社会参与”15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全方位战略。为落实好《纲要》，党中央、国务院又于1994年6月召开了新时期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的实施意见》，使《纲要》规定的目标进一步细化、量化，任务分阶段、分步骤到位，政策措施更具有可操作性。

人事人才工作的两个重大调整。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6的要求。经济社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人事人才工作要调整思路，实现自身的变革。基于此，国家人事部制订了《人事工作1996－2000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我国人事人才工作要努力实现两个重大调整，即把适应计划经济的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上来，把传统的人事管理调整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上来。“人事人才工作的两个重大调整”犹如人事工作的两个轮子，一个是改革创新人事制度，坚持依法治事；一个是坚持以人为本，重点抓好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随着人事人才工作“两个调整”的确立、实施和深化，我国的人事工作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管理模式的束缚，人事部门的角色和职能、人事人才工作的宏观思路、总体布局、目标任务、工作重点、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四、整合力量与全面推进（2000年至今）5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2001年12月加入WTO后，我国人才工作的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与此同时，我国的人才工作也进入到需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人才资源在事业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整体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党管人才的原则，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了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整体推进。2000年6月，党中央颁布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在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拓宽和加大了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标志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开始由单项突破阶段进入整体推进阶段。《纲要》颁布后，党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人事工作的法规和文件，重点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改革：2002年7月9日，在修订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3年12月31日，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先后颁布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等“5+1”文件，重点解决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干部监督等问题；2005年4月27日，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法》，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日益完善。2007年11月召开的的中共十七大继续提出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

在党管人才的原则下整合力量。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和完善了党管干部原则。进入新世纪后，在总结党管干部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于2002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党管人才的基本原则。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此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对党管人才原则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阐释。党管人才原则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方位变化和领导方式转变的自觉认识和科学把握，有利于人才工作更好地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有利于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人才工作合力。为落实党管人才原则，2003年6月9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作为全国人才工作的领导机构。与此同时，各地方陆续建立了专门的人才工作领导和管理机构。在党管人才原则的通领下，全国上下基本上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

人才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2003年12月19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会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是今后我国人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全国人才会议的召开和《决定》的颁布，是中国共产党人才工作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的人才工作进入到全面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新阶段。会议结束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人才工作的发展规律，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从多方面探索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新方式方法。在 6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抓住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等重点人才队伍建设。在促进人才流动与人才市场建设方面，人事部于2004年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人才市场的意见》，提出了“健全机制、创造环境、理顺体制、完善体系”的人才市场发展目标。在人才培养方面，逐步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学费，放缓了高校扩招的步伐，加大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支持力度。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论述科学发展观时继续指出，要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人才政策逐渐摆脱了左的错误倾向和计划体制的束缚，改革越来越深入，思路越来越清晰，处理党与人才群体关系的方法也越来越理性。在党的人才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人才工作各个环节和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才工作的民主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明显提高，制度化建设稳步推进，市场化环境日益成熟，人本化色彩日趋明显，国际化态势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的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大大促进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改革与进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才工作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页。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页。3《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49页。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36页。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页。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页。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9《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4页。10《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7页。1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31页。1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页。1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页。1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页。1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1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