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_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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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以苏北某乡村为例新闻1102 佟邵将 U201117058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大量村落整体拆迁，中国的城市化高速发展。但是，农村变成了商业用地，农民住进了小区，真的就是城市化了吗？

目前，我国出于社会转型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市场需要规范和调整。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社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人口移动，使得城市化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能够卓有成效的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能够向乡村广泛的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但是，城市化的实际进程中，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更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更加严重。接下来，笔者将用自己所在乡村（位于苏北某市近郊，下文中称A）为例阐述本文观点。

一、农民利益未得到保障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以400万人的速度逐年递增，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总人数已超过1亿人。可以说，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制度，使得这些已经“离乡”、“离土”、“进城”的农民工，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脏最累的活，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虽然近年来中国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大多数城市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上，阻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一些地区虽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名称，但并未改变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平等制度。虽然A在苏北，经济发展水平虽和苏南及其他沿海地区有差距，但是农民普遍收入不低，因此A村中外出打工者较少。但是，据笔者了解，在苏南、广州一带打工者对于受到当地城市居民排挤和因户籍为题不能享受所在打工城市公共服务等类似事件习以为常。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据估计，全国大约有5000万农民出现不同程度的失地，其中失地而失业的农民估计不低于1200万人，而且每年还将新增200多万人。全村500余户近2000人。在2009年因近乎高铁项目需举村拆迁，于2011年入住政府建成的拆迁安置房。拆迁过后，A村全部土地被占用，A村居民成为城市户口。A村近2000人，没有了土地，仍是农村户口，除了少数拥有正式工作的中青年外，每人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元的生活补贴。

在占有的土地的衍生利益再分配中，农民没有得到应得的部分，只得到很低的土地补偿费，造成农民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了剥削。土地被征用之后，相当一部分原农村人口被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转变成了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工人，丧失了生活来源，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城市化中

征用的农村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毁坏耕地良田，加剧了我国土地与人口的紧张程度。

二、农村户籍问题依旧，新问题产生 近年来，全国各地高举“拆”字大旗，推土机、挖掘机在农业用地和农民住房上肆虐，大量农民住进当地政府兴建的拆迁房，这种拆迁安置房在全国不在少数。这种集中安置失地农民的“新村”，客观上担负起城市廉租屋区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过去是农村和城市两种结构，通过严格的户籍制把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上。现在，户籍在一些地方松动了，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因为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但并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

失地农民的集中安置区应该是一个农村社会得以传、转型的空间载体，应该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区，但是通常的做法，安置区规划仅仅是划一块地这样简单。在旧村之外划一个安置区，按照村民的户数、人口，补偿安置标准，村民抽签挑选住房位置。这样的安置方法，扰乱了村庄内原有的邻里之间世代守望相助的关系，常常没有留足存在的公共空间，是村民除了在家呆着没处可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纯粹的乡土社会和农业地域，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因而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的“熟人社会”，但是因为安置区内住所的随机划分，外来人口的涌入，是原农村血缘上的紧密性被削弱，地缘上的集中性也不复存在了。几千年几百年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被打破了，这无疑是一个完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在生命过程中的一次“休克”。以A村为例，在搬入安置区后，多年的老邻居分开了，父母和子女的住所相聚非常远，这给原有感情的维系附上了阴影。

除了原有的“社会强链接”被弱化之外，安置区内住下的是失去农业的农民更加难与参与城市的分工。他们世代赖以自食其力的十八般庄稼手艺被一夜之间废掉了，更没有正式的工作。现在，很多城市的失地农民安置区简历在周边社会严重隔离的独立区域。用绿化带、围墙、门岗、不配人行道的快速路等等手法，将几十公顷的安置区与城市生活隔绝，简直规划成了豪华版的“集中营”。安置区中的农民因此更加难于参与城市的分工，更加难于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果实。整个“新农村”生存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业发展受到打击

中国的城市化加快推进，更多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区的土地不断扩张，但是人口没有相应的大规模向城市地区迁移，造成人口与产业集聚不协调。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3.7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在城镇化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却没有同步增长。从2001—2007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70.1%，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增长只有30%。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制度仍未建立，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若按此模式继续推进城镇化，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减少慢于农村耕地的减少，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