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_现代化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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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象征。高楼大厦、商贸中心、巨幅广告、摩登女 郎、股票交易等城市符号，表达了人类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或者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城市化、商业化的过程。但是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商店、饭馆、剧场、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规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

对于有着强烈的农民文化记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对城市的看法一开始就是十分复杂的。城市既是商业文化中心、是行政管理中心、是现代化的表意符号，同时又是引诱享乐、声色犬马、腐败堕落、香风毒雾的所在。对城市的占领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但对城市的警觉排斥和耿耿于怀又是挥之不去的。因此，对于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就成为革命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进入城市之前的1949年3月，毛泽东就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时他又告戒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及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要预防这种情况。”1对毛泽东的这种警觉和告戒，莫里斯.梅斯纳?鞴缦路治觯?quot;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起初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但是，在那些经历过长期革命的严峻考验而幸存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在农村的穷乡僻壤生活和战斗了20多年；而且，对于那些农民干部来说，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此外，伴随着不熟悉的是不信任。以集合农村革命力量去包围并且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做法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自然滋生并且增强了排斥城市的强烈感情。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国民党的要塞，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是滋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地方。1949年，他们既是作为解放人员，又是作为占领人员进入了城市，而对于那些对革命胜利贡献很少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和很大的疑虑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把革命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一分为二的想法，是全部革命经历产生出来的，这个想法在毛泽东主义者思想中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革命遗留下来的这种思想残余，后来在新执政者处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问题）时，在方式方法上发挥了作用。“

2对于执政者来说，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并用”五年计划“的方式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列出了时间表。另一方面，出于革命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只有保持”非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保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本色，才能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思想方式，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描绘前景并奋力实践，展现勃勃雄心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就象普通的农民，一个”发家致富“的口号，就可以调动全家乃至一个阶级的激情和奋斗的信念。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反城市的倾向，是中国农民文化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一种紧张的反映。这种”保守主义“的城市态度，作为主流思想和统治思想的一部分，一方面缓解了官僚主义、权力腐败的进程，提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效率；一方面，也延缓、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商业化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具有组织消费、引领时尚、促进流通、加快生产周期的功能，但同时它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所要抵制的、毛泽东曾告戒过的、须引起注意的”软化“功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有着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内容。对这一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主义传媒不仅维护了它，而且它们的形象性还无意中放大、夸大了这一道德理想的激情和伦理意义。

一、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

在反城市化的倾向中，传媒所拥有的话语权，起到了组织文艺生产、引导文艺潮流、推出新人新作的重要作用。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发表刊载文艺作品的重要传媒，几乎全部控制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级作家协会。文艺杂志的主编，都是具有一定革命资历的革命文艺家来担当。这些人的文艺实践和接受的艺术趣味，与反城市的倾向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便是来自城市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经过革命文化的熏陶再回到城市后，也不是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趣味和生活，他们是以文化管理者、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城市的。因此，在他们掌握的文艺传媒上，刊载的作品仍然延续了革命时期的传统，他们对新时代文学艺术功能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战争时期。

50年代初期，虽然解放区的作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和怀有的天然警觉，使他们自然疏离于对城市的书写，国统区的作家熟悉城市生活，但对新时代的惶惑和迷茫，又决定了他们笔下的慎重。因此，50年代初期的城市文学几乎是空白的。即便有些作品写了城市，也仅仅是农村生活场景的置换，趣味和目的诉求仍然没有变化，也就谈不上城市文学。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个人趣味的小说，出身于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表现了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张英也能象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的情调。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经过各自的调适又重归于好。叙述者慎重的以丈夫的口吻叙述情节，注意检讨”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并写出了妻子新的变化。应该说，这不是一篇多么优秀的短篇小说，它的简单和琐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萧也牧是第一个试图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尝试新题材写作的作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面临的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充满了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来说，城市的可疑几乎无处不在，它处处布满了资产阶级的陷阱。因此，萧也牧要求的城市生活”情调“本身，就使他处在了一个众目睽睽危机四伏的境地中。

对萧也牧的批判，是文艺界自发的一次批判运动，陈涌、冯雪峰、丁玲、康濯等文艺界的重要人物都写了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他们把《我们夫妇之间》指认为是一篇”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小说；3是一篇”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作品，对于作者来说，”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4而丁玲则提到了另一种高度：把《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一种倾向来看“。5最后，萧也牧不得不写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公开发表。6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同时，《人民日报》推荐了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并发表了”编者按语“。认为

”马烽同志的这篇小说，通过两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的生动简洁的描写，表现了新中国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怎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和生活与政治的关系。小说充满新的、乐观主义的气息。小说的语言也是中国人民的健康的语言。这是文艺工作者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产生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短篇创作之一。“7这不是简单的对两篇小说的批判或举荐，而是对?缁嶂饕逦幕斓既ǖ牧硪恢植汀；蛘咚担杂诔鞘械纳缁嶂饕逦幕斓既ǖ恼剂欤褪桥┟裎幕杂诔鞘形幕恼剂臁Ｔ谂邢粢材潦蓖萍隽寺矸榈呐┐逄獠男∷担?962年，萧也牧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复出文坛重新有了创作资格后，写的小说也多为农村题材的小说，如《小兰和她的伙伴》、《大爹》等所谓”新人物志“。这一转变事实上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必须无条件认同的结果。对萧也牧的批判，潜在的作用是，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不变的模式，即城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角斗场，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暗示。因此，经过猜想和审慎探索的城

剧的主题。

长期以来，评论界也是以这一立场来解读的。剧本发表不久，就有署名文章指出：”在阶级斗争激烈存在的今天，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腐蚀我们的青年一代，即使是血统工人的后代或者革命烈士的子女，也免不了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17甚至”文化大革命“之后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也基本没有超出这一立场，仍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成为引人注意的问题“，而《千万不要忘记》则”让青年通过舞台看到自己，从而受到启示和教育。“18

在这些观点看来，青年的教育并不是自我实现的，他们是通过精神导师的教诲实现的。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丁海宽、丁爷爷就是这样的导师。当丁少纯穿上了”一百四十八“元的毛料子制服并日见堕落后，丁海宽对丁少纯--也是对所有的青年说：”毛料子，这是好东西，它比我这身斜纹布强，比人造哔叽也强，这是从前的劳动人民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现在你们不但敢想它，还有不少的人能够穿上它，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革命和建设带来的成果！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连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们光想着自己的毛料子，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鸭子，那你们就会忘了关电门，忘了上班，忘了我们的国家正在奋发图强，忘了世界革命！“丁海宽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公众做了承诺，这一承诺具有宏伟的公共意义，他否定了个人的欲望，因此他赞成”抽象“的毛料子而否定了”具体“的毛料子。他在这一逻辑关系中将丁少纯的”个人主义“之舟挽救到了”公共性的彼岸。但丁爷爷-这位更具权威性的先知式的人物，早就预言了丁少纯的成长，并为其设置了成长道路??quot;当初我说把柱子先送屯下去放二年猪再上学，你们不乐意，怕误了他念书，念完了高小念初中，念完了初中又念技工学校，你看这念成了什么玩意了。“丁爷爷这番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作为一个淳朴的农民形象对知识或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这或者可以说是作家已经敏锐地感应到了时代的气息或潮流。丁少纯遭到了辱骂，但他毕竟还是幸运的，他在”父“们的教诲下免去了”送屯下去放二年猪“之苦，但丁爷爷的呼吁却并非枉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丁爷爷预言的路上走过了无数年轻人的脚步。

我们还发现，在抗拒城市欲望腐蚀的观念选择上，”父“的形象具有绝对的权威”父“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父为子纲“是家族宗法制度的核心，也是传统男权社会至高无上的法则，”三纲五常“的”纲“都是以男性来标示的。”父“的意志具有无须证明的合法性，违背了这一意志就可视为大逆不道。因此，那些颠覆”父“的权威性的形象才被命名”反叛“者的形象。在《千万不要忘记》里，”父“们有权监督”子“的成长并规定其生活方式，比如丁海宽偷看儿子的情书，本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由于”父“有权监控”子“的成长，这种行为不仅不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行使父权“而给予肯定。

丁少纯是现代之子，也是城市之子。他试图超越和逃避”父“的文化范畴，重新建立”个人性“的现代生存方式，他偏离了”父“的意志，他与丁海宽的冲突，在剧本中是”被腐蚀“与”反腐蚀“的冲突，但它的文化语义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结局一开始就不难预料，丁少纯生存方式的”现代性“初建是极其脆弱的，他不仅面对着丁海宽、丁爷爷、及其继承者们组成的难以逾越的屏障，更重要的是丁少纯的偏离传统不具有”合法性“。在强大的传统话语符号笼罩中，丁少纯不仅有无可言说的困惑，而且一开始就处于四面围困之中，他被”挽救“的命运只是时间的问题。丁少纯个人的”现代性“追求终于流产，他重新归依了”父“的怀抱，由此实现了作家了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真理意志。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的变体。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在道德层面展开的。乡村的朴素、简单、本色是美德的表意形式；而城市的情调、舒适、个人化等等，则被看作是人的无边欲望的反映。在剧中，原始的乡村道德一经渲染，便具有了阶级的和伦理的意义，它对欲望抑制、对贫困的忍受等由于经济条件制约而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在这里却被夸大、想象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抵制”现代“生活腐蚀的天然”防腐剂“。丁爷爷对没让丁少纯先去放二年猪再上学懊悔不已，这也恰恰正实了乡村与城市被想象的”等级“关系。这也正如唐小兵所分析的那样，历史业已证明：”《千万不要忘记》以及一大批类似作品形成了一种被阉割的现代主义，因为尽管在这些作品中现代性及其触发的深刻焦虑被处处涉及，但都又被迅速地遮掩置换掉，都成了进一步肯定张扬传统价值的藉口。’现代’在这个论述传统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往往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背景，一个没有被体验但已被架空限定的历史理念。“19

二、农村文化趣味的普及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它的初始阶段，其趣味性是不断地向农民文化倾斜的。这一文化趣味，一方面与中国的农业社会性质有关，与民间的文化传统和接受要求有关；一方面，也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的引导、动员有关。1942年以来，”为工农兵服务“和首先是”普及“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不变的文艺方针。但就中国的具体状况而言，农民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由于历史的短暂，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欣赏趣味，中国士兵多为农民出身，他们的趣味事

实上就是农民的趣味。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在它形成的的最初阶段，就是以农民文化作为基础的。1942年以后创作出的”红色经典“，不仅题材是农村的，而且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和结局，都是以农民的欣赏方式设置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刘顺清》等，就是这一趣味的代表性作品。而这一基础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

电影和戏剧是50年代最具大众化的传播媒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50年代的计划经济却培育了电影和戏剧的市场化，传统剧目和新形式、新内容的电影戏剧被大众普遍接受。《小二黑结婚》、《刘巧二儿》以及表现农民革命的《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刘胡兰》、《红珊瑚》等，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些作品不仅在农村持续上演，在田野、场院等开放性的演出场所吸引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乡村农民；而且在城市的各大影院剧场都创下了至今难以超越的演出场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目同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商业性的演出是十分不同的，这些演出虽然也创下了大量的票房价值，但它的最后诉求并不在于商业性，而是在大众乐于接受的前提下，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和新社会的优越，它在取代了城市商业文化的消费功能的同时，也用农民的欣赏趣味改造了城市民众。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它发表于1943年5月，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文中盛赞《小二黑结婚》”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恶霸势力的胜利。“20周扬肯定《小二黑结婚》时还说，”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啊！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到的。“21周扬在这里使用的”群众“其实就是农民。在细致地阅读这类作品后我们发现，在艺术表现上，它们都沿袭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才子佳人“的结构模式，不同的是豪门贵族或书香门第的情节背景代之以普通的农家小院，小姐相公代之以活泼郎健的乡村青年。《小二黑结婚》原著对主人公有这样一段描写：”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在刘家峤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22而小芹则是这样的形象：”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的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23这是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芹和小二黑都是各自性别对象的追逐者和羡慕者。小二黑虽然不是满腹诗书的旧式才子，他的才能是从被命名为”特等射手“来体现的；小芹作为”佳人“的形象赵树理的描写已跃然纸上。50年代由田川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这一”才子佳人“模式体现得更为明确，一曲”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将”佳人“对”才子"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