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直奉战争_第二次直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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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直奉战争

一、影响第一次直奉战争结局的因素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

1、直系在政治上处于人心所向的优势地位。

正如马干里所说“昊佩孚大得全胜, 无论中外人的视线, 全都集中在吴佩孚的一身了。有说他是大英雄的，有说他是中国之栋梁柱石的，对于他恭维的, 赞扬的, 是很多, 甚至于有看见过某报另外载吴氏阵亡而大哭的，甚至于有听见吴氏战胜约集友朋把酒庆贺的。”国际舆论亦倾向直系。

直系为什么能取得舆论的支持而奉系却不能呢？ 这是因为直系军队纪律好过于奉系。当京师商会赴长辛店欢迎直军时, “吴氏再三声明不准直军一兵一将入城。”而奉军在此方面就差多了。“ 奉军之蛮横, 则尤过于安福, 曾有一仅及十龄之幼童, 声言奉军大败, 为奉军侦探所获, 立即枪毙, 其惨无人理如是。” 奉军三路溃退山海关内外, “均住铺房、民房, 民人躲避不及, 被派民夫, 妇女不得避, 须与炊饭, 违者遭其拳打, 张使到关令万县代雇民夫五百名, 自带锹镐, 每日工资五角, 系为挖战壕之用。”

直奉军纪差异只是人心向背的一个影响因素, 另外还有其它原因。吴佩孚声称不向列强借款, 这使他赢得了人民的同情。”而奉张却不同, “华盛顿协定签订以后, 张作霖和梁士治拱手让日本银行通过向现政府贷款控制国家收入，日本公开霸占胶济铁路, 北京现政府根本不加反对。”这就是使奉张为舆论所谴责

2、从全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合看, 也对奉系不利, 从而使之孤军对直作伐, 直致溃败。奉张与孙、段的联合, “为同床异梦之结合。

二、直胜奉败的第二点原因表现在军队素质上。

1、直军与奉军相比, 无论在士卒的“效死之心” 与军官的勇猛有谋方面,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直军士兵多属北洋嫡师, 训练有素, 久经战阵, 其中“老兵油子” , 平时严守纪律, 战时颇具死战精神, 尤其是第三师凶悍无比, 经历大小数十仗, 从长春打到京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与四川。军队素质颇高, 打起仗来, 按部就班, 不惊不慌。面临特殊情况, 不待上司发令即能自行妥当处置。直军士兵不仅勇猛有序, 且内聚力强。“直军应战时实欠晌九月,吴氏百计筹划, 无款以应, 兵士闻之, 同声曰“ 匈奴不死, 何以家为, 吾辈当先为人民除去巨害, 庐墓田产, 得以保全, 即吾辈之身家性命亦得保全, 时机迫切, 个人生命尚不暇计, 又安能计及薪晌耶。”直军军费的筹措比奉军困难得多, 但为激励士气, 直系也不惜重赏以求勇夫，赏银共用去100多万元, 几占直军军费的十分之一，这对士气的鼓舞大有裨益。

反观奉军士兵则相差甚多。奉军是从高粱地里拉出来的部队, 尚未脱离“绿营兵”、“ 马匪” 习气, 士兵目不识丁, 部队漫无纪律, 平时绝无训练, 闻败则喜, 被虏更乐, “ 已可以保全性命, 又得优待, 比在战线时, 安乐多得多。此亦可见军人心理之一斑。”许步青、尚致祥在致北洋政府的报告中说“ 敌人退却之原因、军心涣散, 兵无斗志, 长官无统辖之能。士兵多半变成士匪, 滦县、昌黎、乐亭等多被其抢掠。”

2、从军官素质相较看, 直奉之间亦存在很大距离。

直军总指挥吴佩孚是一员优秀的军事家,作战十分勇敢, “从军以来, 无战不在火线内指挥, 迫奔逐北, 进退起伏, 自团旅长以至兵士,无不惟吴氏之马首是瞻, 至短兵相接, 或隔重围, 兵士中弹饮刃, 纷纷僵倒, 中下军官相顾无人色, 左右差弃, 死伤过半, 仅有存者, 挺身尽力以推挽吴氏, 使之隐蔽, 相持不可, 则环泣长跪, 请其自重, 而吴氏之勇气绝不为之少沮。从容自若, 视枪炮弹如无物, 尝语兵士曰, 枪炮弹有眼, 决不伤我也, 是以无论若何赢弱畏死之兵士, 一经吴氏指挥, 则无不勃勃有不欲生之概, “吴氏临战之最激烈、最危险, 而其勇气亦最盛。”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 吴佩孚坚忍耐劳的性格亦表现得十分突出。“ 吴氏对于此次作战, 有七昼夜未睡眠, 一切排阵计划, 煞费苦心。在战期间, 亲临前敌指挥。当其攻下丰台时, 有西人某渴吴, 见其衣服多泥土, 并有二昼夜无饱食, 而吴氏仍不失常态, 可知英雄作事, 其忍耐劳苦, 不与庸人同。”不仅如此, 吴佩孚在关健时刻还能与士兵同甘共苦。“ 奉军之在前敌者, 饮食丰美, 一般士兵均喜形于色, 牛肉饼干汽水各种俱备, 直军则几至不饱, 然而毫无怨言, 且精神愈振者, 则以吴氏亦亲临前敌, 与兵士同受甘苦, 兵士不饱, 吴氏亦忍饿也。吴氏之治军严肃, 秋毫不犯者, 全在其持躬廉洁, 自奉节约, 饮食服用, 一如寒素。”

直军中除了吴佩孚外, 还有猛将张福来, 陆军大学高材生王承斌, 以及勇敢善战的冯玉祥、肖耀南等。比如冯玉祥率所部师亲临前敌, “方其剧战长辛店时, 曾见士兵稍向后退, 冯即力呼曰“诸弟兄们，你们后退,是入地狱, 进攻是到天堂，于是士卒感激其言, 仍奋勇猛攻, 卒操优胜云。”

反观奉军统帅张作霖虽以完颜亮、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自诩, 但对于前敌作战, “徒巡阅军队, 而自不身先前阵, 见少挫而令退兵, 其师虽众, 终不能与吴抗也。”

“诸将士类多不学无术, 未经良好训练, 所以射击虽精, 而战法蒙昧。闻其兵士多自胡匪出身, 仅知向前猛攻, 不知退伏引诱, 以诈取胜。此奉军所以屡战屡败, 死伤无数也钦’ 奉军高级将领中除李景林外, 其他均属泛泛, 而前线指挥如张景惠、邹芬、鲍德山等将领, 畏吴佩孚如虎, 与直军通款, 倒戈反奉或弃军逃走。奉军“下级军官升调太速, 殊少军事经验。每与晤面, 一谈升迁, 则眉飞色舞，一谈战事, 则闭口无言。”

同直军将领相比, 奉军“人才差逊耳。其高级军佐, 于战略战术, 亦远逊于直军将领。” 而且奉军军官于前沿阵地附近村庄藏有妇女,一些官兵还随携家眷孩童。这如何作战？

从上可知, 在官兵两方面奉军与直军相比, 都有很大差距。

三、反观奉军, 战略战术颇多失误之处, 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第一是联合粤、皖共同对直的全国战略破产。

奉张通电率兵入关之时, 其内部在对直是否发动战争意见不一, 奉张本人希望通过兵临城下, 以兵威压直屈服, 或由粤、皖方面率先行动, 自己坐收渔利, 并策动河南赵倜、赵杰兄弟内应, 山东皖系势力暴动。但形势发展出乎奉张预料, 广东陈炯明牵制了孙中山势力北伐, 从而使直系对闽、赣无忧, 浙江卢永祥为江苏齐燮元所制不得行动,山东皖系势力准备不足, 无法暴动, 故而表示有利于直系的“善意中立”。河南赵氏兄弟为冯玉祥所败, 内应不起。在吴氏电报战攻势下, 奉张势成骑虎, 只好率兵进入直军腹地与直军作战, 犯了兵家大忌。

2、奉军的第二大错误是兵阵问题。

奉军布阵取” 一字长蛇阵” , 兵力长列于山海关直至天津以南的马厂、大城县、白洋桥等。直系部队取“三角阵” , “按兵法云, 三角阵破不了一字长蛇阵, 何者击其首则尾至, 击其尾则首至, 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故不易破也。而昊居然以三角破矣。一来在乎运用, 二来奉军不知阵图, 非真长蛇也, 故一击即破。当吴击其中心, 而伊首尾不至, 两头失去联络。若两头回卷, 岂不将吴包围矣。而伊两头一失联络, 不败何待’。

3、奉系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在兵种的使用方面。

1922年5月5日，王永江在给杨宇霆的密信中说 “此次最误事者, 为骑兵集团。许司令本不长于骑兵, 亦不谙骑兵之作用,而其所用之常参谋长, 亦系不晓军务之人, 且于总部计划亦不明了故。总部原计划骑兵必须集团者, 其目的在绕出敌军战线, 或扰其侧面, 或扰其后路。今许司令乃用为正面作战, 大城白洋桥一役, 直将骑兵作成无用之物, 与原计划全相违背, 岂不可惜？设使吴督管领绝不至如此失败也。”

以上是奉军战略战术上的三点失误。当然, 奉军还有许多失当之处, 如“西 路三十六师不可靠原在意计中” , 却将之放在前线作战, 以致王永江发出“ 今已如此, 复何言哉” 的哀叹。等等。

四、外交上，日本的态度。

张作霖对日本势力十分重视, 他在直皖战后积极与日本打交道, 并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立花小一郎表达了问鼎中原的愿望, 还提出愿意维持南满铁路日本势力的意向。此外, 张作霖多次派于冲汉作为特使访日。日本政府出于满蒙的考虑, 对满蒙地区的实力派主导力量—奉系十分重视, 原敬内阁还定下了与张作霖“融洽相处, 使其安心”的对策。但是到了1921年5月16号原敬内阁及其它日本要员举行东方会议, 会议决定不赞成其向关内扩张。当昊佩孚攻击亲日的梁内阁时, 日本当局却认为其动机只是为了弹幼梁内阁, 未必意在反日, 表面骂日本的未必是真正的“反日派”。日本对张作霖拥梁阁, 倒有人认为其野心不可小视, 内田外相致电小蟠公使说, 日本固然想支持亲日的梁内阁, 同时也对奉张欲望的日益膨胀有许多疑虑。对于于冲汉提出的以所谓讨伐满洲马贼名义提供军火的要求, 日本政府认为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况且还有列强对华武器禁运决议。出于种种考虑, 日本政府决定对直奉战争双方取“ 公正态度” , 内田外相要求日本驻奉总领事会见英美驻华外交官, 以“ 详细说明日本对中国时局的公正态度” , 并与之商议对直奉战事深入后的共同措施。当时日本内阁的对华政策并非全都为各方赞同, 如关东军参谋长福原佳哉少将，但未能说服内阁。内阁外相为统一行动, 告诫在华日本官员, 在武器等援助问题上, 不要采取与政府矛盾的方针。由于日本政府的这一态度, 使奉系缺乏日本的援助, 这也是奉系在直奉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当然, 这并不是说奉张一点也未得到日本的援助, 事实上, 由于日本内部对奉意见不一, 一部分日本势力出于为本国利益考虑,对奉张提供了援助。日人秘密与奉通讯, 接济弹药, 炮兵多系日人指挥,但由于力量、范围有限, 故作用不大。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告终, 日本对此十分后悔,尤其是日本军界, 他们担忧此后“英美将支持吴佩孚驱逐日本在华势力, 并导致日本丧失在华的权威, 以至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有被根除的危险。”故而, 日本政府逐渐改变政策, 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势力。

日本政府采取“公正” 立场对待直奉战争, 与直系、英美势力的牵制有关。吴佩孚“ 深恐直奉战事发生后, 日人出面干涉, 故于战前即通告外交团, 谓直军对奉作战, 系以国军剿除土匪, 外人应严守中立, 英美又根据九国协约以监视日人, 日人乃不敢公然袒奉。”日本军方对华政策较为强硬, 而内阁、军方之间争权斗争又十分激烈, 故双方行动, 认识时有不一致之处。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的对奉问题上, 日本陆相山犁半造的口径就与日本内阁决定不一致。当日本宪政会会员征询其对华方针时, 山犁辞意间即表示东三省不准有战事发生, 而只许奉军攻入关内, 不许直军进攻关外, 其袒奉之意, 显然易见。” 但是, 由于直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 于数日间将关内奉军之势力根本削除, 使日本不得因兵连祸结借口干涉, 不然则其所谓相当考虑者, 将以暗中之援助,变而为公然之举动, 则关以外, 将为西比利亚矣。”事实确是如此, 如果直军不能速决取胜,战争拖延时间一长, 那么, 日本驻华军队出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