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中国农民起义中的作用_宗教在中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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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中国农民起义中的作用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问的力量的形式。”①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它自产生那天起就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人类历史、国际政治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它使人们放弃现实斗争，是统治阶级剥削奴役人民的精神“鸦片”。但被 剥削阶级也利用宗教进反行抗斗争，作为动员和组织革命队伍的工具、宗教对农民起义的准备、发动以及失败都产生重大的作用。在封建王权统治下，不可避免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靠封建制度自身的调节，是无法解决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必然酿成农民起义。而宗教以神的名义，以神的语言，以类似民谣、乡谚等直接表述民众社会理想的神学预言.唤起相当多的人为信仰而献身的宗教热情，从而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宗教对农民起义进程影响的程度不同，有以下几种情况:
1、借用迷信观念作为起义的号召。如秦末农民大起义。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带领戍卒前往服劳役途中，因遇雨误期、依秦法律要杀头。在这生死关头，只好决计起义。他们在占卜先生帮助下:事先往买来的鱼肚子里塞进一个帛条，上面用红颜料写着“陈胜王”三个字，、后又在附近祠庙中夜燃簧火，模仿狐狸的叫声.呼喊“陈胜王”。戍卒看到帛条，听到“狐鸣’，大为所动、认为陈胜做王乃天意，因而愿随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和吴广打出起义旗号之后，又冒用已死的公子扶苏及名将项燕之名.以争取人心，使更多的人支持起义。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为推翻秦王朝立下首创之功。
2、宗教从总体上影响着起义的进程。如汉末黄巾起义与道教就有着密一切的关系。起义领导者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和后来的老子作为教祖)，成了原始道教中一个流派一一太平道的首领，认为黄帝时的天下是他们理想中的太平世界。张角利用太平道为旗帜，又派弟子们去各地传教，为起义作舆论准备，并用符水治病以进行传教，借此吸引和联络农民。他们把适于参加战斗的道徒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有
六、弋千人，组成三十多万天兵天将，决定于公元184年农历3月5日“内外俱发，/州三十六方并起”，举行大暴动。张角起义军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响亮口号。起义军很快成为燎原之势。在张角起义的鼓舞下，各族人民相继奋起，随之发生了黑山起义军暴动、西北各族人民起义和张修领导的天师道徒起义。天师道是西南流行的由张陵创立的早期道教的一个流派。因为初入道的人要交五斗米，故俗你五斗米道。天师道起初在巴蜀设二十四治(治:教区组织的名称)，张修是巴郡一个教区的首领，在黄巾起义后也于同年七月率众起义.北上攻取汉中，为后来张鲁在汉中建立天师道政权开辟了道路。从张角发动起义到黑山军的最后失败，历经二十余牟的农民战争;使东汉封建王朝受到致命打击。
3、一些农民起义不仅利用宗教，而且对宗教的内容进行大胆的改造。例如佛教和摩尼教以及教义源于它们的白莲教都劝人慈悲为怀，规定不可杀生，不可杀人。但是以白莲教为旗帜组织和发动起义的红巾军却与白莲教的教义相违，主张无情地惩杀反动官吏、豪绅地主和作恶僧尼、认为只有杀尽不平才能实现太平。
北宋的方腊起义中，方腊以摩尼教作为旗帜，汇集了成千上万摩尼教教徒作为起义队伍的骨干力量，在他的宣传鼓动中，既反对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主张官兵平等，男女无别，也反对摩尼教中原有的不杀生等信条，而是提出“只有杀人，才能度人”、“‘只有杀人，才能成佛，，“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除此之外，“还把摩尼教的教祖和某些经典都改变了。本来摩尼教是崇拜最高神摩尼光佛，而方腊改为崇拜东汉末黄巾起义领导人太平道首领张角，尊张角为教祖。这一改造倾向性是很明确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摩尼教的原来性质。
改造宗教作为农民起义的工具，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的做法更为彻底，更全面。他吸收并改造了大量的基督教传统材料，套用了基督教的一些形式，如宣扬上帝创世、洪水没世，只有上帝是唯一真神，以洗礼作为入教仪式，定期拜上帝等。同时也把中国自古以来以宗法观念为中心的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资料，包括托梦启示、截纬祥瑞、巫术、星占等熔踌进自己仓」立的为农民起义所用的中国化的新宗教—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与基督教最大的差别在于:基督教主张教徒要顺服，而拜上帝主张抗争;基督教号召人们等候救主的降临，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天堂”，而拜上帝会要通过斩邪留正的暴力手段，实现今世的小天堂。“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农民进行起义是天意吗?这实际上掩盖了起义者的社会政治观念。一些以宗教作为旗帜的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发动起来，主要是由被压迫农民的切身利益决定的，是由直接反映这些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和社会政治观念激发和推动的。而起义者所采用的宗教形式、传统迷信形式(如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民谣、预言)乃是用当时人民大众所能理解、接受的神的语言来强化这种要求，给起义所遵循的社会政治观念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
恩格斯谈到欧洲中世纪神学时指出:“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②中世纪的欧洲，存在着政教合一的情况。中国历史上教权始终但群众在王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上受天命观的影响严重，在某些农民起义中，为了发动农民，也须给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天命观的外衣。中国自古以来，就讲信天命，商朝开始萌芽，周朝建立，正式把天奉为有意志有人格的至上神，周武王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自称天子。秦汉以来又盛行黄老神仙方术和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春秋时期创立的宣扬天命观念的儒家，到了汉代把推演阴阳五行、占星变、言灾异、迎神送鬼、求雨止雨等都作为儒术的内容，使天命观流传更广。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起主导作用，被压迫群众 不能不受统治阶级宣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身处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中国古代农民，天命论是极浓厚的。这就为起义的社会政治内容披上天命论或某种宗教的外衣提供了条件。同时封建统治者都把农民奉天命起义叫做“妖贼’，、“妖巫’，说他们是“诈称’，、“伪称”’天意。由此可见，天命论乃是剥削阶级独占的意识形态，是剥削阶级赖以维系统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天命论和宿命论所宣扬的人世社会一切受之于天，定之于命，乍一看来对一切信奉者都有效，凡信仰者机会均等，但阶级存在的本身，使天命论和宿命论的说教转化为关于统治阶级的特权受之于天，而被统治阶级的痛苦处境定之于命的意识形态。这个转化是由宗教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说宗教是对人间谬误的天国申辩，是给人民身上的锁链装饰上虚幻的花朵。天命论和宿命论仅仅是为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申辩的，有利于维护剥削阶级专制统治的观念。之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会利用并能够利用宗教，是因为农民起义和宗教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在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认识水平低的情况下，人们在自然界盲目力量和社会上异己力量的压迫下幻想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除痛苦，得到幸福，这就产生了宗教。宗教中强调帮助人解除苦难，而处在个体生产、自然经济中又受剥削的贫苦农民，为摆脱苦难处境，在找不到别的出路时，往往容易把希望寄托于宗教。
2、许多宗教都以神学的语言宣扬平等思想，尽管宗教中新讲的平等是虚幻的，不能实现的，例如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初期基督教所讲的“原罪的平等”、“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以后基督教中常说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如烟似云的缥缈之物.在阶级社会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以宗教语言提出的平等思想对身受压迫、思想受局限的农民仍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在极不平等的封建制度，处在残酷野蛮的封建压榨下的贫苦农民盼望出现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平等的社会。起义农民有自发的平等要求。加之起义领袖借用宗教中有关平等的教义，加进了反映贫苦农民社会政治要求的激动人心的内容，并以直接暴力手段争取今世的平等，这种经过改造的宗教平等思想一经提出，就有可能打动千千万万农民的心。
3、有一些宗教中提倡苦行，实行严格的平均主义，过极简朴的生活，这种禁欲主义思想，在农民看来，是对统治阶级所过的骄奢淫逸生活的否定抗议。另外在物质条件低劣。作战频繁的农民起义军中，也需要用这方面的有关教义和宗教感情来增强斗志.以利于军事上的胜利和起义军队的管理。如方腊领导的起义军中就规定实行素食、裸葬;太平天国起义军中建有圣库，规定从上到下不得私蓄财产，实行男女分营制等。
4、一些宗教中强调要顺服，主张绝对服从宗教首领的命令，有的起义领袖为了便于管理比较散漫的农民起义队伍，利用此类教义来约束部队，维持军中纪律。
5、在宗教中，一般都宣扬教主的绝对权威，教徒们要信奉教主的思想。为实现教主的思想而吃苦、献身，而参加农民起义的，习惯于小生产、家长制的农民，往往推出具有皇权主义思想的人作为起义领袖，在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中，真正由农民自己作领袖的并不多。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段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③，个体农民需要别人来主宰的这一特点，使得他们的起义容易披上宗教外衣。然而也使他们浴血奋战夺来的短暂政权很容易落到那些接受剥削阶级思想、转到地主阶级方面去的起义领袖或地主阶级野心家手中，导致最后建立新的封建王朝。
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利用宗教而最终失败的事实表明，有时起义领袖自我陶醉于宗教、迷信之中，危难中等待神灵解救，最后落空而失败;有时，起义农民和宗教信仰在严酷现实面前碰得粉碎时，倾刻热情消退，队伍受挫;有时，农民对宗教中所说的平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起义过程中当他们发现反掉一个不平等社会，又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一个新的不平等社会时.就心灰意冷，于是农民革命深深陷入难以解脱的自相矛盾;有时，在农民起义的后期.具有严重小农经济思想的起义领袖，封建宗法意识膨胀，逐渐走上皇权主义，起义所利用的宗教当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突出，甚至象太平天国后期那样，表现为神学世界观，狂热崇拜领袖人物，企图依靠神权绝对命令控制局面等等。
总而言之，农民起义利用宗教，改造宗教是为了发动起义，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他 们没有科学的政治的语言来表明他们的造反的目的和方向，来证明他们造反的合理性，所以往往只能借助于宗教的语言”。④因此，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从宗教和迷信观念中寻找他们的革命的语言和思想武器、又是他们的一个很大弱点，成为某些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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