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与城市化_城市化城市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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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

一、引言

人们常说，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城市化。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问题时，却会发现其中还有一些问题的。举例来说，当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龙港镇没有发展起来以前，苍南县周边的许多县和村在全国来讲，都是非常“火”的，许多甚至都直接构成20世纪80年代非常著名的“温州模式”中十大专业市场中的重要市场，钱库镇就是当时的十大专业市场之一。钱库镇所辖的项东村更是全国知名的模范村，但是当龙港镇于90年代发展起来以后，周围的不少镇和村庄不仅没有因此而更好更快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发展势头反而减慢了，有些甚至出现严重的衰退现象，项东村就是如此。原因其实很简单：龙港镇形成气候以后，不少原来在它周围乡镇和村庄创业的企业家纷纷将自己的企业迁移到了这个更加著名的“农民城”。

因此，可以看出目前人们普遍的看法，所谓城市化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不断地从其工作、生活和居住在乡村转变为工作、生活和居住在城镇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城市化就是指人口在空间上实现转移（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和集中（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劳动力集中到少数越来越大的城市或城镇）的历史过程。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常也就被人们简单地表述为该国家或该地区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譬如说，我国2005年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44.9%，全国城镇人口已达到5.9379亿人，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70年代末的18%（1978年）相比，确实提高了许多。但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总体上讲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2000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为77%，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同年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90%，88%，75%和79%（联合国人居署，2006）。

二、城市化的本质、动力

1、城市化的本质

所谓城市化问题，从本质上讲应该就是一个城乡转型的问题。也就是说，城市化的本质应该是指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性的、全方位的转型过程，即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与服务业经济（经济结构的转型），从土地的乡村利用转变为城镇利用（土地利用在空间结构上的转型）、从乡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型）、从乡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镇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型），进而从乡村文明转变为城镇文明（文明形态的转型），这包括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包括了人的行为方式）、人口以及空间结构等方面的转型过程。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就是城乡转型，城市化过程就是城乡转型过程。当然，对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是会有例外的，比如说对于新加坡、香港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而言，它们的城市化过程就不是一个城乡转型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情况毕竟只是特例而已。

（注：新加坡几乎是一个没有农村的国家，城市面积占总面积的绝大部分，新加坡人又注重城市建筑，境内道路两旁绿树成荫，街头到处是花圃、草坪，草茂花繁、整洁美丽，有“花园城市”的美称，城市人口基本100％。）

理论上将城市化过程定义为城乡转型过程，城市化的本质特点在于不断强化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推进城市化过程可以考虑将自下而上的“村镇聚合”方式与自上而下的发展“城市区”和“城市带”方式结合起来、同时将调整就业结构与调整空间结构结合起来进行。实际上，城市化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单一的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及其变化状况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

2、城乡转型的主要方式

（1）从乡村角度推进城乡转型：村镇聚（联）合——自下而上地推进城乡转型

既然是城乡转型，就直接涉及到城镇与乡村两个空间主体的互动与转化。当然，最终目的是通过合理的方式将所谓的“边缘地区”转型为城镇地区，也就是将乡村地区转型为城镇

地区。但是，即使是从乡村转型为城镇，也并不意味着乡村就一定处于被动地位。事实正好相反，乡村与城镇一样，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也是出于主动地位的。

从乡村角度推进城乡转型，借鉴中外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乡村方面推进城乡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村镇聚合的方式，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通过村镇聚合的方式形成城市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城乡转型模式。而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村镇聚合有相当多的都是由行政主导的，甚至是由某个统治者下令实施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当然，也有不少例外的情况。比如说，当几个村庄共同拥有一个市场时，随着交易的不断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通常也会出现以这个市场为中心而促使附近村庄联合起来形成一座城市的情况。

从现代城镇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通过整合几个村庄而首先形成城镇，进而发展壮大成为城市的情况就更为常见了。仅以我国为例，至少有四类这样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大量存在：一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一个经济发达村联合周围几个村庄后变成一个城镇；二是政府通过“吊庄”形式（注：“吊庄”是宁夏的俗语，是指一家人走出去一两个劳动力，到外地开荒种植，就地建一个简陋而仅供暂栖的家，这样一户人家分居两处，一个庄子吊两个地方，故称之为“吊庄”。）将那些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的村庄整体搬迁到由政府统一修建的新的城镇地区；三是由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如长江三峡大坝建设、区域性的水库建设等）的需要，有组织地将一些村庄整体地迁移到由政府组织新建的城镇；四是为了节省宝贵、有限的耕地资源，同时促进规模化、低成本地区居民统一提供各种物质基础设施（包括水、电、气、路等）和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实施“合村并点”方案将几个村庄甚至十几个村庄合并后集中在一起，促使一些城镇得以形成。

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数量不断减少（1985年行政村共有94.06万个，2005年只有64.01万个。20年间共减少了30.05万个，年均减少1.5万个）、建制镇的数量不断增加（1985年共有建制镇7956个，2005年已经共有建制镇19522个，20年间共增加了11566个，年均增加578个）（国家统计局，2006），就是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几种城乡转型方式在现实中出现于发展的结果和具体体现。

总之，不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来看，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通过各种各样的村庄联合的方式从下至上实行城乡转型、推进城市化进程都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教训。

（2）从城镇角度推进城乡转型：城市区和城市带——自上而下地推进城乡转型

在工业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增强的宏观背景下，除了自下而上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外，通过大力发展城市区和城市带的办法，自上而下地推进城市化对我国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从理论上讲，城镇是带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中心，只有依靠城镇并以城镇为中心建立起像芒福德所说的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区域综合体”，才有可能最终带动目前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区域，以及带动整个农村地区得以快速发展。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更显得尤为重要。从现实来看，特别是在我国整体的铁路、公路和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珠江三角洲城市带和环渤海城市带已经基本成型以及地区性城市区和城市带近年来加速发展的条件下，进一步通过强化城市区和城市带的作用而加速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三、城镇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统一关系

1、原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市化不能说是没有区别的，但从本质上讲，两者是统一的，而且可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首先，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

程。通常在工业化初期，城市化就已经超过了工业化，随后将明显高于工业化，这是各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轨迹。到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分别为：美国78%，英国87%，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从发展模式、城乡差距上，还是从收入水平的悬殊上来看，最大的特点是我们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把城市和农村隔离开来。长期以来，我国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偏好基础之上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最大的失误和偏差，就是没有把过去的农民、今后城市的主体纳入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中心，而是把他们作为外来流动人口加以排斥和管制，在完成产业结构转变的同时，却没有完成就业机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化并没有完成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而将这个艰巨的历史人物留给了为城市工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亿万农民，结果造成城市建设的严重扭曲和农村的边缘化。

其次，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大城市化，也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中小城市化，必然是大城市、中小城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步推进的城市化，是三维结构同时并存的城市化。这就是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应该说在城市化背景下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变了过去单纯地、片面地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观念，更加关注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更为综合和全面地谋划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再次，从本质上说，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各种文明不断向农村扩散和辐射的过程，是城乡各种差距不断缩小、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消除的过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质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城市化大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或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解决未来6亿左右永久居住在农村人口的生产、就业与生活安居问题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与城市化一起成为驱动我国现今经济发展的两个巨轮，这对我国的农村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关系：

（1）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最终目标的题中之义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短期看，解决这一问题无非有两条路径：一方面是多予少取，增加“输血”；另一方面是通过各项政策措施，提高农业及农村非农产业的生产率，增强“造血”，培养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无疑会对我国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从长期看，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转变农业增收方式，通过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拓展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带动农村的城市化。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载体和落脚点，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新农村建设的真正实现也就意味着“三农”问题基本上得到有效解决，国家现代化基本得以实现。

发展农村城市化不仅是破解“三农”瓶颈的现实选择，更是新农村建设最终目标的题中之义。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从城市层面来解决问题，也需要从农村层面来解决问题。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可以减小农村人口对城市的冲击，也有助于解决城市化的基本矛盾。城市化本来就是既有农民进入城市的直接城市化，也有改善农村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养的间接城市化；既有看得见的城市化，也有看不见的城市化。

（2）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的最后解决之道

农村人口规模庞大且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基本国情中最基本的国情，是中国特色中最主要的特色，还是新农村建设难题中最大的难题。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如果实现农

业劳动比重下降到35%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城市化率要提高到55%以上，也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将有2亿人要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即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每年要下降近1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每年要转移1000万人以上。从2001-200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情况来看，农业劳动力比重平均每年下降不到0.5个百分点，转移速度比较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要解决人的问题，如何转移和安置如此之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决定小康目标和新农村建设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会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社会进程最深刻的事情，是因为，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超过西方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之和。在中国未来高速城市化的30年时间内，这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绝大部分要从低生产力水平的农村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的城镇，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的促进。正是因为如此，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过程。

四、战略设想——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统筹城乡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将对中国的农村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将农村和城市共同置于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得框架之中，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格局，促进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基点：空间结构布局优化

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全面进步的重要力量，国家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基点之一，是从空间结构上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我国未来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的理想模式，应该在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同时，应把积极发展和建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使这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仅成为吸纳和集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最适宜的地域空间和农村工业发展的中心，而且成为农村经济、政治、商业、文化、教育和服务的中心，成为连接城乡的桥梁和纽带。通过这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中心整合和辐射功能，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把外部经济内部化，包括通过市场引力作用，使农村社区各类生产要素和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聚，尤其使这些城镇企业成为一种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既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又防止人口盲目流亡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通过走阶梯式的城市化道路，随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小城镇转移，最后迈入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转移的道路，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向周边地区进行技术、资本和产业的扩散，实现城乡人口、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重新整合，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2、方略：创建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目前，我国的改革在广度上已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经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发展方面已经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环保GDP，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统筹协调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结果，也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在中国，离开了改革，离开了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只可能是一种构想而难以成为现实。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韩国之所以只向每村发放335袋水泥（当然还有其他措施），就启动了全国的“新村运动”（韩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

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以色列之所以在沙漠、荒山占国土2/

3、50%的国土降雨量不到150毫米的情况下，能够大量出口粮食、蔬菜、水果等，都不是因为国家有多大的投入或者具备多好的发展条件，关键是因为有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的环境。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的保障，好的政策措施就可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显著效果。

3、关键：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传统经济学认为，由于趋利性的作用，资源只有在自由流动的状况下才能得到最合理最优化的配置。现代经济的发展，无非是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形态结合、积聚的问题；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无非是生产要素结合方式和结合途径的选择。实现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关键是在于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三农”问题？这是因为80年代农业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在宏观政策环境允许下都在农村内部得以转化，当时叫农村工业化。把稀缺要素留在农村内部就可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而且当时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破天荒地大幅超过城市居民，由此拉动整个消费的增长，进而带动80年代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

现今，“资本进城”流向日益明显，土地由于城市面积迅速扩张也考试大规模“进程”并向资本转化，唯有农民，可以进城务工却难以落户，城镇企业得以雇佣最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却不给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经济发展依然处于城市不断从农村汲取资源，而发展成果主要由城镇人口分享的不均衡状态，于是造成了“三农”的困境。

只有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建立起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才有可能出现经济要素在空间和城乡间的有效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才不至于出现很盲目的现象，资金流动才能基本反映出与其投资回报相适应的趋势，才能进一步改善与提高全社会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及其收入水平。

4、重点：“资本下乡”和“农民进城”

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来看，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要着重处理好“资本下乡”和“农民进城”的辩证关系。

“资本下乡”，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形成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财政和投融资体制，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解决长期以来资本向城市流动，农村资本短缺、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资本下乡”必要性在于，由于农村长期处于公共财政覆盖范围之外，加之金融制度改革滞后，致使农村投入严重不足，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当落后，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低。即使将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0%，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也会有6亿之多，因此，改善中国农村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使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农民进城”，则是要通过农村人口城市化逐步减少农民，增加城市人口比重，“缩小分母”，解决“农民太多”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对全国31个省（区、市）

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2578万人，比2004年增长6.4%。其中，举家外出打工的劳动力2540万，比2004年增长2.8%。这1亿多外出务工的先行者，他们中许多人尽管已在城市居住并工作多年，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并被我们统计城市化率的口径纳入城镇人口的范畴，但却由于收入太低，无法实现在城镇买房定居的愿望，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城市的教育、医疗、保险、住宅建设等没有他们的份额。相反，他们还要自己在年轻力壮时挣得的微薄收入拿回偏僻的农村建房以备日后返乡。

如果这部分人的进城问题解决不好，更多数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会严重受阻，我们就会陷入城市化上不去，农村发展不起来的恶性循环。因此，国家要降低城市门槛，加快

户籍制度改革，吸引农民入城落户、稳定他们的就业和生活来源，使他们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为农民工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使农民工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城市文明建设之中。

参考文献：

1、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出版社，20052、奥沙文利，《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33、顾朝林、沈建法、姚鑫等，《城市管治：概念、理论、方法、实证》，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4、叶裕民等，《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商务印书馆，20015、胡顺延等，《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6、刘怀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7、沈建国，《世界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城市发展研究》，2000年第1期

8、冯尚春，《发达国家城市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04年第1期

9、董江爱，《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困境、成因与解决途径》，《城市化发展研究》，2005年

10、半月谈记者，《解读新农村建设“二十字”蓝图》，新华网，200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