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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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自汉传入我国，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它不仅被中国文化和宗教所接纳吸收，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佛教经历了汉末六朝的流入传播时期，隋唐的鼎盛时期，宋元的多元化演化时期。
佛教产生的时间，相当于先秦诸子学说兴起的时期。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的迦比罗卫国（今天的尼泊尔境内），是净饭王王室太子，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人们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贤人。古印度小国林立，连年攻战，人民痛苦不堪，释迦牟尼亦遭受了亡国灭族的痛苦，29岁时离家求道，寻求解脱人间痛苦之法。35岁时在伽耶（今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端坐沉思，经七天七夜悟出“四谛”的真理而觉悟成道，因而被称为“佛”或“佛陀”，既觉悟者，此后传教四十五年，形成“僧伽”宗教团体。孔雀王朝兴起，阿育王皈依佛教，支持佛教的发展，佛教开始在印度流行。
中国佛教界普遍认为，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前，遣使求法即“永平求法”是佛法传入的开始。由于秦汉之际，神仙方术和谶纬神学的盛行，造成佛教流入的宗教气氛，内地与西域的沟通往来的“丝绸之路”，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便利。《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少时好游侠，------晚节更喜黄老学，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大加赞赏。汉桓帝即位，“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说明当时上流社会已广泛受到佛教的影响。三国时期，佛教流布于民间。以曹魏时朱士行出家为释起，有了汉族僧侣。
魏晋之时，玄学兴起，士人以清淡玄道为风尚，一批中外僧人如竺法护、道安、支盾、僧肇、慧远等附同玄学，以佛教本有的义理与之相应，使佛教以玄学化的面目而流行。当时，佛教的大量活动是佛经翻译。安息僧人安时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系统介绍小乘佛学及禅宗，还有一些佛经翻译，但经义传播仅限于灵魂不灭、轮回报应、继嗣受福一类粗浅合俗之物。三国两晋时期，康僧会、康僧凯、支谦、帛延、竺法护等翻译了几百部佛教经典，系统介绍大乘佛学，开道安的般若学之先河。县柯伽罗和昙谛翻译的《僧祗戒心》和《昙无德羯磨》，并依戒律举行传戒仪式，助长了佛教势力的扩大。东晋至刘宋时期，般若学最为流行，它以性空学说与玄学贵无论相为诠释，形成玄学化佛学，有六家七宗之分，即以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以于法开为代表的识含宗、以道壹为代表的幻化宗、以支愍度为代表的心无义宗、以于道邃为代表的缘会宗。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则以佛教中观学说对六家七宗作批判性的总结，强调即体既用，反对割裂体用（割裂现象与本质），其理论称为中道义，是玄学化佛学的最高理论成就。道安的弟子慧远在江南结交名士，作《三报》、《沙门不敬王者》，倡导往生净土，开净土宗之先河。
佛教在六朝的传播，依玄风而起，乘儒学衰落而入，但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已有相当根基的道教也视佛教为异端，因而佛教的传入自然遇阻。儒释道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领域展开了多次论战和斗争，主要围绕“白黑论”、“夷夏论”、“神灭论”、“危国论”四个问题展开论争。
《白黑论》是南朝刘宋初年著名僧人慧琳所著，他受到宋文帝的器重，参与朝政，人称“黑衣宰相”。在他的论著中，他假设“白学先生”（儒）和“黑学先生”（佛），比较儒佛两家的优劣，批判般若学的性空理论，指出佛学以空无立义，却用福乐设教，教人不贪却利欲诱人去布施修寺，用因果报应吓人，这非但不能息欲宁神，反而煽动利欲之心，主张“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也就是要儒佛“殊途而同归”。此论一出，慧琳被视为佛界叛徒，却受到宋文帝的赞赏和儒家官僚何承天的支持，而文人宗炳不以为然，著《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主张“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何承天又作〈达性论〉予以反驳，颜延之、罗含、范泰、谢灵运、何尚之亦各抒己见，使“白黑论”的儒佛之争，逐渐发展为神灭与神不灭之争。
在东晋虞冰、桓玄执政时期开始了夷夏之争，以“王教不得不一”为由，诏令沙门跪敬王者，引起儒释道的长期争论。何充认为佛教有助于生化，慧远认为沙门礼仪虽异于俗，但“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以佛教为内道，以儒学为外道，认为“内外之道可合”。刘宋末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认为华夷异俗，“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下弃妻，上废宗祀”，认为道优而佛劣。明僧绍、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释慧通、释僧愍等撰论批驳。
神灭论之争是针对慧远等人主张“异薪传火”的神不灭论而起的，自慧远后，宗炳提出“神妙形粗”，郑鲜之提出“神理独绝，器所不邻”，继续鼓吹神不灭论，无神论者范缜以“神形相须”，“形称其质，神言其用”的形神一元论反驳宗教唯心论。北魏邢子才也主张神灭论，认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范缜的驳难，使信奉佛教的梁武帝发动朝贵60余人与之反驳，范缜所向披靡。
危国论是针对佛教利国还是破国的辩论。在夷夏之争中，有人假托张融之名撰《三破论》，从道教的立场诋毁佛法，所谓“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认为“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国，本止西域”，是“胡人无仁，刚强无礼，不异禽兽，不信虚无，老子入关，故作形象以教化之”，“胡人粗犷，欲断其恶种，故令男娶妻，女不嫁夫，一国淘汰，自然灭尽”，刘勰作《灭惑论》、释僧顺作《释三破论》、释玄光作《辩惑论》加以驳斥。与此同时，在北朝对佛经展开武器批判，在北魏、北周两代先后掀两次灭佛运动。魏太武帝时，国家奉行寇谦之的天师道，由于在长安佛寺发现藏有兵器、财物、和妇女，太武帝指责佛教“盖大奸之魁”，要“承天之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诏令境内尽坑沙门，毁佛像胡经。由于寇谦之和太子的同情，才不致杀戮过甚。北周武帝时，本循令事佛，但寺僧日多，国库收入锐减，僧徒滋事生非，周武帝先后七次召集百官与僧道辩论三教先后，亲讲〈礼记〉以崇儒学佛教徒以阿鼻地狱相挟恐吓，周武帝不为所动，反而声称“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的禁佛，对佛道二教尽行禁止，命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大臣，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北方佛寺一时尽数扫尽。
在六朝时期佛教受到排斥，除了现实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外，从思想文化上看，它是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冲突的表现。它表明任何外来文化如果不适应民族大众的文化心理，反而要求民众完全服从其文化规范，是难以立足的；其次，中国向来没有印度社会僧侣的高爵厚俸的习俗，部分佛教徒以宗教名义满足个人私欲，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感，佛教徒自我中心的过分膨胀，侵害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其冲突在所难免。
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道教和佛教经过了三百余年的撞击，相互吸收融通，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格局，佛教吸收儒道学说以适应中华民族的文化环境，又加之其本身的思想深度，开始了完善化的发展阶段，逐渐达到鼎盛时期。
隋文帝杨坚幼时受女尼智仙抚养，后由智仙辅佐而取代北周，即位后则一反周武废佛之道，诏令恢复佛教。在位二十年，“度僧尼23万、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86卷，治故经3853部，造像106560躯。隋文帝吸取前代帝王崇佛排佛的极端为教训，力图建立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思想统政策。首先，在京城建大兴善寺，以学问僧组成“25众”作为国家管理佛教的中心和“国寺”，将佛教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其次，对道教也采取宽容政策，宣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同致”，并在儒家崇拜的五岳建造僧寺，以促使三教合流。其后，隋炀帝也保护佛教发展以确保王权。在隋代，宽松的宗教政策，寺院经济迅速发展，使佛教在理论上和组织上有较大的发展。在组织上，由各类师说转而发展为大型宗教，出现了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在理论上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不同教派的理论著作。并将南北朝已有的判教方法加以发展，如天台宗的智采用“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为天台宗的建宗和主导地位的确立制造理论依据。李渊在太原起兵，佛道二教都曾为李氏密授符命，捐助饷兵。公元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突击端门事件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陕西凤翔、河北唐县、河南洛阳、山西马邑等地僧众纷纷揭竿而起，对唐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唐朝立国之初，却以道教为重，主要是为了高标门阀、以为自重。唐初的佛道之争就是以李唐王族崇道为发端，高祖时傅奕多次上表斥佛，僧人法琳、智实也纷纷上表著论反驳，而王室认为自身出于老子一系而维护道教，首次佛道之争以佛教徒败北而告终。随着统治的稳定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李唐王朝重新调整宗教政策，太宗不仅亲临佛寺斋供财施，自称菩萨戒弟子，而且向寺僧解释：“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表明道先佛后的政策有一定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李唐对佛道二教均非真正崇信，他们真正倚重的是儒学，太宗曾说，“朕今之所好，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以儒学为中心，协调三教关系是唐代思想文化政策的重要议题，让儒佛道各讲其经，创造出“三教谈论”的合流方式，所谓“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命令佛道之间不得相互攻击，为宗教文化与思想伦理、政治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唐代佛教在武周时期达到极盛，由于夺取政权的需要，武则天崇佛抑道，佛教徒投起所好，制造图谶符瑞和佛教经典为她大造舆论。公元668年武承嗣造瑞石于洛水，刻“吾母临人，永昌帝业”，“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僧人造《大玄经》谓“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添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
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新内容，宣传武则天称帝是佛意所在。武则天即位就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她着重扶持华严宗，鉴于禅宗影响日益加深，她又命神秀、慧安等禅师入京，新加礼拜，确定支持山东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的发展。玄宗即位，秉承李唐家风，对佛教多加限制，也为《金刚经》作注，礼遇天竺番僧，又为密宗佛教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唐代兴起的佛教宗派有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真言宗等极有影响的派别，它们虽意见不一，却都是脱离印度佛教中心的中国化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创立，全然是中国佛教的重大革新运动。禅宗主张佛性本有，不假外求，因此不必诵经习禅，也不必苦行渐修，破除偶像崇拜和
守经义的传统，印度佛教原有的经义教规失去权威地位。禅宗还主张即事修行，强调入世即出世，认为“运水搬柴，无非妙道”，“青青黄花，皆是般若”，强烈透露出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气息。到南禅兴起后，更讲究“三教合一”和“农禅合一”，树立起“一日不作既一日不食”的“百丈清规”，体现中华民族的勤劳本色。由于禅宗对佛教的改革能较好适应民族的文化心理，所以很快发展成为中唐以后最大的佛教宗派，加之农禅合一和百丈清规等特有的劳动教规，所以“会昌禁佛”以后，佛教普遍衰落的时候，禅宗却能顽强延续。
佛教在唐代的急剧发展，使僧侣阶层的经济利益得以膨胀，寺院经济急剧扩大，上层僧侣的富贵权势达到与世俗地主匹敌的地步。寺院经济的膨胀引起与世俗地主阶层的矛盾的激化，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国库日虚，社会佛教意识的高涨，宪宗之时，韩愈反对皇室主持迎奉佛骨的仪式，继承并发挥了唐初傅奕反佛的思想，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法，违反伦理纲常，否认国家至上，要求加以禁绝。唐武宗时，由于道士赵归真的煽动，也出于财政经济的考虑，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除了保留少部分僧侣寺庙外，毁寺4460所，还俗僧尼26万，没收田地数千万顷，解奴婢15万人。“会昌法难”后，佛教衰落，其他外来宗教摩尼教、袄教、景教也一同被禁。在五代，北方处于战乱状态，大量佛教寺院被毁，佛教的存在对统治者横征暴敛造成严重阻碍，因此，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政策。由于南方的战事较少，经济文化中心便逐渐南移，佛教在各国都能得到保护，也因此而南迁，禅宗五派有四家在南方，南方十国佛教以吴越、南唐、闽为最盛，天台宗、禅宗在此得到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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