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关系_密切党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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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关系：党的生命力之所在□黄苇町（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表明，如何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是党成败的关键。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组织党员深入工人区做教育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从1922年2月至1923年3月，从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党领导的工潮便达100多次，参加者超过30万人。无论对当时只有100多名党员的共产党来说，还是对总数仅有200万人的中国产业工人队伍来说，这种动员群众的能力和规模都是世所罕见的。党的组织也在群众工作中不断成长壮大。1924年末，共产党发展到900名党员，安源的工人党员就占了1/3。另外，从土地革命到农村抗日游击战争，中共始终与广大贫苦农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抗战胜利后，10万干部战士出关，3年后百万大军入关，一个重要原因是适时地开展了土地改革。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仅东北解放区就有160多万人穿上军装。淮海战役表面上是60万我军与80万蒋军的对决，实际上各地踊跃支前的民工达543万人，平均每名战士背后就有9个民工。

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解放后，我们也不需要像苏俄那样搞余粮征集制，而是通过各级党组织，组织农民赶大车、拉小车、挑担子向城里送粮送菜送肉，击败了某些不法粮商囤积居奇、制造粮荒的阴谋。因此，群众工作不但是中共的“起家资本”、“看家本领”，还是新世纪、新形势下的“发家途径”——不过这不是指每个党员干部的小家，而是指要让13亿人跨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大家”。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群众工作的科学化。

“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群众立场的根本体现。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现在社会上有什么成分，党内就有什么成分。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共产党员党性的基本要求。我们还要正确把握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不能以为了群众长远利益为借口，损害群众的现实利益；也不能以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在某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也是不行的，必须通过协商，尽量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否则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证，党的群众工作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一切依靠群众”的基础是坚持群众观点。一要相信群众，二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三要摆正自己与群众的位置。我们党90年的历史证明，凡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展得比较好的时期，群众工作就开展得有声有色，事业发展就顺利；如果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受到破坏，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从事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更要坚持群众观点。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民生投入，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思想，更不能进行脱离监督的不规范操作。必须坚持“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事大家议”，才能兼顾最多人的利益，坚持社会公正，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实现民生工程惠民、利民的初衷。那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多是少数人甚至 “个人说了算”的产物。

因此，一个堪当大任的领导者，首先要是个善于调动最多人的积极性，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有凝聚力的领导者。与那些靠个人拍脑袋搞发展的人相比，前者才是“大聪明”、“大智慧”。他所领导的发展，必然是人们争议较少、群众获益最大、社会支持率高，因而也是较为平稳、上级也放心的发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面对群众，发现原来想法脱离实际的，要学会妥协让步；发现过去做错的，要勇于改过道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谅解，获得群众工作的主动权。有人看到个别干部面对媒体“祸从口出”，得出应“谨言慎行”的教训，这没有错，但治本之策还是真正树立公仆意识。那些说话“走火”的干部，无不和他们在骨子里就没有摆正自己与群众、与舆论监督的位置有关。只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而推进党务、政务公开，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正是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必然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群众工作的环境、对象、任务等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例如，过去职工个人和家庭的很多需求都靠所在单位解决，“一切听组织的” 是与“事事依靠组织”、“有困难找组织”相联系的。现在国有单位对职工不再大包大揽，民营经济更多是雇佣关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人们对家庭、亲戚、朋友、同学等私人生活圈的依赖度增高，对单位和基层组织的归属感减少。而每年600万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很多都成为社会人，再见他们，多是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网络上。随着公民意识的增长，人们既关心衣食住行，也关注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在企业改制、城镇拆迁、农村征地等过程中矛盾尤为突出，而且触点多、燃点低，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增大。这些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而有的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旦离开行政权力，就不知怎么与群众打交道；有的地方党组织，在流动人员已超过户籍人口的情况下，还在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划分“分内”和“分外”工作 ；还有的做群众工作只会给钱给物，缺乏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洞察和与群众的感情交流，更不善于通过协商对话消解社会关系的紧张与断裂。

要改变这些状况，首先要加强和完善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实现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总体上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的。但也要看到，部分党员干部存在对群众感情淡薄的现象，有的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就是老百姓找上门来反映问题，也官气十足。人前表态含糊，人一走就把事情扔在脑后。个别的甚至作风粗暴，造成干群矛盾激化。一些干部认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来”、“领导喜欢的会进入领导层，群众喜欢的会留在群众中”。因此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势必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对群众态度冷漠，群众也会对他离心离德。不会尊重群众的人，也不可能得到群众的尊重和信任，提高群众工作效果也无从谈起。

做好群众工作，要不断提高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做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一致。因为群众不仅会用耳朵听党员怎么说，更会用眼睛看党员怎么做，用心体会这位党员值不值得信任。

9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共产党人榜样的力量。中共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几位领导者，大多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家的佃户超过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当到县教育局局长，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甚至亲自带人分自家的土地，把父亲气个半死，却被农民呼为“彭菩萨”、“农民王”。当时的中国农村，文盲占90%以上，且绝大多数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的乡村，除了逃荒要饭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无论对他们讲马克思主义还是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懂，更不要说理解和接受了，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共产党人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家境优裕却无纨绔作风，身为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至为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献出年轻的生命。是什么使他们变成如此与众不同的人？人们开始认真听他们讲道理，开始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何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乡村，更大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员身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但彭湃振臂一呼，就有成千上万农民响应的根本原因。也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海陆丰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栖身地和新的出发点的重要原因。

在建党9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些往事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中做的不一致，效果就会完全相反。原苏联高级外交官舍普琴科曾这样描述苏共一些领导干部：“他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却企图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向这些东西斗争；他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他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于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显然，这种言行的高度脱节，是人民抛弃苏共领导集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党能开创中华民族和国际共运历史的新辉煌，是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为民族、为人民牺牲奋斗、克己奉公、勤政廉政分不开的，是与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分不开的。但也不能否认确有这样一些领导干部，其特长就是用最冠冕堂皇的话来维护自身利益。明明是个人意见，却弄得仿佛是大家意见；明明为自己，偏说是为国家、为群众。他们对党的群众工作的破坏，是带有颠覆性的。因此，完善干部民主选拔和监督制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纯洁党员队伍和领导干部队伍，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措施，也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未来10年即建党100周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党群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新形势下我们党把营造和谐党群干群关系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不仅标志着我们党对党群关系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战略把握。新的形势下营造和谐的党群关系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和支持,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途径。新形势下党群关系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影响党群关系和谐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落后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期待;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尤其是党风不正、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执政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滞后,不能完全满足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等民主权利发挥的期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人民群众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影响了群众对党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执政理念的认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公共需要,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大肆造谣中伤离间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影响了群众对党的深厚感情等。营造和谐党群关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营造”从技术层面上讲,强调的是一种主动性和创造性;从政治层面上讲,强调的是一种态度和责任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营造和谐党群关系关键在党。关键在党,即党要在“营造”过程中明确主体责任,强化“营造”的意识,端正“营造”的科学态度,创建“营造”的载体,提高“营造”的综合能力,发挥“营造”的主导作用。新形势下营造和谐的党群关系的主要战略对策:一是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包括以下内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使各级党员干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公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塑造和树立亲民爱民务实的形象;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坚决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现象;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始终成为凝聚民心、促进和谐的桥梁和纽带。二是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键是:一要着力提高全党深入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的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快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二要着力提高党的利益整合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新成果。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四是加强责任型服务型政府建设,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过程中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五是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在组织、宣传、教育群众的互动中,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