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汉传佛教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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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汉传佛教音乐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音乐自然也是起源于印度。古印度是一个音乐、舞蹈很发达的国家,因此佛教音乐在古印度非常盛行。佛教经印度、西域传入中国后,许多高僧在翻译经文的同时也将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内地,因为当时是梵文念诵(唱),故称佛教音乐为梵呗、梵乐。

据史书记载,最早传入中国的佛乐是西汉时期两次出使西域的旅行家张骞。《晋书•乐至》中写道:张博望(张骞当时被封为博望候)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张骞出使西域共两次。第一次是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此时佛教、佛教音乐尚未正式传入中国。西汉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摩诃兜勒(佛曲),所创作的二十八解武乐中国(汉代)最早的军乐。魏晋以来,二十八解已不复存在,虽然当时还用来给边疆将士壮胆扬威,而且还需万人将军方可使用。而张骞常用的这首《摩诃兜勒》却是一首佛曲。兜勒是梵文的译音。现代佛教的诸佛菩萨及词汇中也有兜率、兜率天等等。吴支谦所译《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品,而摩诃二字翻译成汉语是太伟大的意思。所以由此可见:在佛教还未正式传入中国之前,佛曲摩诃兜勒就已经传入中国,由西汉音乐家李延年改编成军乐,遗憾的是在历史长河及战乱中消失了。

梁代僧人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的鸠摩罗什(将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高僧)的话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礼,以歌赞为贵。而由梵音转为汉韵,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梵音的曲调多委婉与重复且绵长的。而翻译后的古汉语字音多单一,一字多义,用来配梵乐的婉转、回旋也就是用单一的汉字配繁复的曲调,难以让人上口、记忆,无法表达佛教唱颂的庄严、肃穆,也无法表达信仰佛法的僧俗对佛的崇敬之情。自大教东流,乃泽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曲梵音重复,汉音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这里慧皎准确地指出了佛教音乐随佛教传入中国后,所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即译词配曲的问题。这个难题本身是所有翻译歌曲,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所面临的最具体的难题。而后,慧皎在论述了中国佛教界对佛教音乐译词配曲问题的困惑后,又欣喜地写道:始有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即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曹植渔山制梵的事迹流传甚广,佛家、道家、儒家均有记载。南宋刘敬叔《异苑》记载: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请远道亮,解音则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唐道世《法苑珠林》记载:植尝游渔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人,独听良久乃摹其音节,写为梵呗&&等等,诸多典籍均有记载。

中国古代谈及作曲,常用闻天乐,得神授等说法,今天看来,可能是古人对音乐的崇拜或一种神秘化的心理。曹植的传声则三千有余是指口传的佛乐词曲有3000首之多,而在契则四十有二是指被记录、刻写为书面的有42首。此记录佛曲数量如此明确,只可能是在慧皎所在的时代,它们尚都存在或听到,或见到,因为契是指刻写。古时候或是竹刻,或是木刻,是古人用来书写、记录的方式。现在存在于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就有《渔山声明集》、《渔山私钞》,两处均名《渔山》而声明 至今,仍用于我国佛教界的音律修行。如藏传佛教中,僧人们必修的五明中的声明 就是指佛乐、佛曲及念诵、咏唱,以及法器(乐器)的运用都属于 这声明。

除了曹植以外,在他之前也有造佛曲的记载,但大多为外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因为佛曲从印度传来,必然经过西域各国,各国为了礼拜佛陀,必有一定的礼佛仪轨,也必有赞颂之呗。如康僧会系康居人、波斯人、月氏人、西域人等所造的梵呗都必然有天竺、西域音乐的痕迹。而佛教音乐的汉化,经历了漫长、艰辛的转化过程。最初(3世纪初期)梵呗传入西域,由西域化传到东晋,到齐梁的汉族化,再到唐朝的繁盛定型时期。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在中原地区逐渐发展变化,形成了地域化、通俗化的汉化特点。在历史长河中,佛教音乐直接受到各个朝代兴衰的影响。如唐朝时期,国家强盛,佛教盛行,佛乐也随之兴盛。朝廷耽于佛曲,民间则以庙会为娱乐场所。此时无论宫廷、寺院还是民间,佛教音乐都达到了鼎盛时期。

佛教音乐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如佛教绘画、雕塑、壁画等是中华历史的瑰宝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从古印度到西域再到中华大地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了不同地域的语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和渗透,造成了佛曲在我国各个不同省市地区,梵呗的音调各有差异。即使在南方各省市或不同寺院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四川地区的寺院,在佛曲颂唱中,明显受到川剧音乐的影响和渗透,一些唱腔,特别是拖腔中有明显的川剧高腔、昆腔的音调。